孝献皇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
操以尚书郎高柔为理曹掾。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犹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杀。
大三国时代，有两个权相，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诸葛亮。
刘备说他行事每与曹反，和曹操对着干，曹操耍奸，我耍呆，以呆服人。诸葛亮和曹操在管理理念上却颇有相同的地方，他们俩都讲究一个“严”字，尊崇法治，在“文革”中，他俩也全被评定为“法家”的代表人物。那么，他们真的是在敌对的政治阵营中奉行相同的治理理念吗？
细读历史文本，我发现曹丞相和诸葛丞相在“严峻”方面还是有差异的。
曹操严于治军，杀伐有决断，前面说到，“公有旧法，围而后降者不赦”，这是对敌人。“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这是对自己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兵的要是开小差逃跑了，就要追究其妻子的法律责任，这是一种株连，但是曹操意犹不足，要加重刑罚，准备把株连进行到底，扩展到父母、兄弟。
理曹掾（丞相司法助理）高柔提出，重刑之下，适得其反，量刑过重，悔过的人会越少，继续铤而走险的人会越多，守法的意愿会越淡薄。中国有个相当不正确的观念，叫“乱世用重典”，经常用打击扩大化、从重从快伤害法律的公正性，培养社会的侥幸心理。
曹操治军严，其实是对老百姓严峻（曹操曾计划恢复肉刑），但在吏治上却不尽如此，用人上受荀彧、毛玠等的影响，还是儒家的任贤路线。对统治阶级内部，除了对政治上的异己分子严加杀伐以外，基本上还是宽松的，对士族也是妥协甚于打压的。
“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法正和诸葛亮两人不仅在刘备那里有争宠之嫌，在政见上也有龃龉。法正批评诸葛亮对益州“未垂惠抚”，即行严苛。
诸葛亮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这里面也看出诸葛亮和曹操的“严峻”不是一个意思。
诸葛亮认为自己的严峻，是针对刘焉、刘璋父子“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这是指基层的治理情况；还有就是“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这是指中央的情况，诸葛亮对于蜀土人士的指责是不是准确我们且不管，我们从诸葛亮的思路看，他是针对官僚说的，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说的，不是对老百姓说的。对官吏比较严厉，诸葛亮这方面有些汉初酷吏的作风。
曹操严于治军，诸葛亮严于治吏，曹操严于治下，诸葛亮严于治上，都推崇从严治理，但严的着眼点和侧重点略有不同。
曹操和诸葛亮崇尚法治，都有矫正后汉末年“失政于宽”的意愿，但是“失政于宽”，是对当官的宽，不是对老百姓宽，从这个角度讲，诸葛亮做得更彻底一些，更对症一些。
我以前讲过：“皇帝性仁慈，崇尚仁义，失之以宽——官僚层文恬武嬉，官官相护，贪渎成风——社会不公正，刁民横行，治安差， 百姓受慢锉之苦；皇帝性严酷，崇尚法治，导之以严——官僚层内部党争，人人自危，酷吏横行——社会相对公正，但自由度极低，百姓受利刃之苦。”所以说，在专制体制下，对官僚体系的宽与严，对老百姓来说，结果都差不多，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对官严，对民宽”，但这在传统体制下是很难实现的，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可能短期出现过这样的局面。
最近《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个关于“全国人大”的专题，采写了各个时代的人大代表，其中有学者李泽厚。李泽厚把中国的发展归纳为四个内容或四个阶段：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前两者大体上是“对民宽”，后两者应该是“对官严”。新中国的六十年，前三十年对官严对民亦严，后三十年对官宽对民亦宽，这当然只是大体而言的。
李泽厚称，这四个方面，不同时期侧重可以微调，但顺序不能变。
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固然能促进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但是没有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前面的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也会被特权利益阶级侵蚀和吞噬。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对官严对民宽”才会是长效的，有制度保证的。
这些问题相信曹操和诸葛亮都思考过，但这些观念他们未必有，他们的思想武库和我们相比，贫乏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