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开始读书求学，二十多岁参加工作，就算六十岁退休，真正能为国家民族工作贡献多少年呢？不说大话，就算回报父母、为了个人利益，能够蹦跶几年呢？
回顾一生，贡献极其有限。
高中毕业，应征入伍两年。服过兵役，尽了义务。
火车头上烧火八年，流过无数汗水。也算为铁路运输卖过力气。
进入南华门，一直在机关刊物。工作看稿，业余写作。当小说组一般编辑，满算六年。主持刊物，副主编一年，主编三年，满算不过四年。
后来当了专业作家，挣国家工资，给自己写作。关于这一条，说它是公有制的优点也对，说它是弊病也对。有人动不动要说谁谁养活了作家，不对。我不能赞成。当年我的小说集，动辄印刷十万册，按千字十元拿稿费，被动地做出过贡献。如今创作大部头小说或者电视剧，照章纳税，自觉履行了公民义务。
当选过一届省作协副主席，那是虚衔。有心为国，报效无门。假如作协副主席，像个副主席，能在群团组织里协助主席工作，我自信能够有出色表演。熟悉刊物，熟悉创作队伍，懂得门头夹道，知道机关水深水浅；特别是自以为可以处事公正，凭良心办事、秉天理为人。但这都是假想、幻想与梦想。
一生真正当过官——最高职务：主编；最高级别：正处。
为官一任，仅此而已。
1.一个空抽屉
开罢全国第四次作代会，我被任命为刊物副主编，回到太原即刻走马上任。李国涛和周宗奇主持刊物多年，在正式任命了主编之后，随即占用了专业作家编制。
二位上司辛苦多年，该稍事休息了。同时，也是二位主编充分信任，商量过似的，采取了完全一致的行动：对编辑部的人事协调特别是稿件处置，不再过问。一切听任张石山全权处理。
好比没有写过电视剧本，我难道没有看过电视剧吗？铺开稿纸照写不误。没有管过刊物，没见过几任老领导怎样当主编吗？坐到桌子跟前，挽起袖子就干。
编刊物，发稿件，首要的是稿子。然而当我拉开抽屉，却没有稿子。是一个空抽屉。
这一情况的出现，不足为奇。老李他们在年前已经编发了本年度第一季度的稿件。紧接着是全国作代会。他们没有时间准备往后的稿件。
主编室的抽屉是空的，我急忙询问小说组的编辑：自然来稿中有没有好稿？如果有，立即推荐上来！
正在春节期间，自然来稿数量太少。编辑们纷纷回答：没有。
情况多少有些特殊，多少有些措手不及。但我没有汇报上司。没有用。叫苦哭皇天，那不是我的性格，况且主要是没用。能够哭出一期稿子来，我倒不妨哭它一场。
——类似情况在我辞任主编的时候，也出现过。事情不是出在稿子上；稿子，还是给下一任主编留下了的。事情出在钱上头。《山西文学》的账面上，只留下几百块钱。
其实，刊物本来有钱，办增刊是结余了一点钱。但我趁着纸张价格合理的价位，已经为刊物订购了大批纸张。上级的年度财政拨款，还不到下来的时候。账面上所以没有钱。
且说张石山走马上任，拉开一只空抽屉。弹尽粮绝，情况紧急。
定定神儿，当机立断。急事必须急办，能够立马抓来稿子才是关键中的关键。也不与谁商量，起身就奔火车站。北京读书一年，好歹结识几个朋友。《人民文学》以及《青年文学》那样的全国性刊物，稿源充足，或者有编排不下的稿件，我好拿来救急。
事情还算顺当。朋友们大力帮忙。来回不出三天，背了一书包稿子归来。借米下锅，《山西文学》第四期到底没有放了“荒地”，如期出刊。
往下几期，情况即刻好转。稿源充足，应对从容多了。
刊物第五期，头条位置刊登了青年诗人张锐锋写来的大块评论文章，勇敢痛陈山西诗歌界现状，鼓吹呼吁山西新诗群的崛起。沿用前任的编稿措施，我在文前添加了一则编稿手记，题曰《勇哉少年》。
至此，山西诗歌界有了“黄河新诗群”的提法。有人编了口号挖苦：“黄河诗派，晋阳四怪。”所谓四怪，系指杨潞生、张锐锋、陈建祖和郭志勇。鼓吹也罢，挖苦也好，都是一种承认。
刊物第六期，头条位置刊登了著名诗人北岛的短篇小说《幸福大街十三号》。北岛诗歌写得好，小说竟然也相当出色。这个短篇由于种种原因，迁延五年，国内刊物投过十来家，没有刊用。我刊登载后，国外即刻翻译为六国文字。
经过短短一个季度，《山西文学》在分家之后的格局变动中，获得正常运转。
2.一群好编辑
俗话说，一个人浑身是铁，打不了几根钉子。我主持《山西文学》期间，这个刊物没有跌份掉价，多亏了手下一群好编辑。
我们《山西文学》，作为一份省级刊物，向来以小说当作主打项目。这既符合整个文学市场写读状况的布局，也合乎山西省创作实况。
诗歌组，有潞潞和张承信分头负责；评论组，有毕星星一人独当一面。小说组这块，是重中之重。
但刊物小说组原班人马，分家时节到了文联那面几位，其余的都提拔到更高的岗位。小说组此时全部换了新人。
周景芳兼任小说组长，堪称绝对胜任。以下调来了祝大同、张小苏和马永红三位，个个都是好家伙。
祝大同，原在我市话剧团工作，演员。秃顶，留一部大胡子，曾经出演过日本太君什么的。当演员之前，干过“铁建”。太原市不少人都知道，就是免于插队，去干修铁路的营生。苦累两年，回到省城来另谋出路。
祝大同是我在陈为人家认识的。陈为人那时已经如他计划的，为着体验生活，到了文化宫工作。但和南华门的关系一直没有断绝，文学梦依然缥缥缈缈。大胡子演员，竟是喜欢文学，在我主持刊物期间，调进了我们南华门。
喜欢文学的大胡子，到底是演员出身。朗诵不错，音调标准、声音洪亮。平常说话，有意无意，讲话发声都要找位置。夸张些讲，便是发笑，也要注意来一个美声笑法。听得你仿佛置身剧场，在看情景剧。
但这个美声笑法的人，极其喜欢看书买书。全国文学动态、出了什么新潮作家后现代流派之类，了如指掌。
于是，其人成为我们小说组的大将之一。
再说张小苏。小苏是我省画家苏光的公子，力群的女婿。自幼患了小儿麻痹，寻常腋下撑一支拐杖。这个人残废了一条腿，两只手却是好好的。实话说，那可是真有两把刷子。
张小苏自幼在文联院里玩儿大，早早熟读过文坛五老西李马胡孙特别是赵树理的作品。审看业余作者稿件不在话下。能来几样乐器，摄影颇具专业水准，乃至最后摄住了女大学毕业生马永红的芳心。画几笔水墨丹青，那是家学渊源。所以，划版设计对他而言小菜一碟。在小说组当一名编辑，才情绰绰有余。
然后我该说到青年编辑马永红。小马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能够考取南开，虽然够不上高考文科状元的层次，也是榜眼探花的水平。毕业分配，家里乐意独养女儿回到太原。不知经过怎样的门路，托请我们巷子里的人瑞王老来说情。
王老婉转说明意思，西戎、李国涛以及周宗奇都表态赞成。什么时节，王老开口要人办过什么事儿呢？不过，老西主政年代留下了规矩：编辑须得借调一段，以观察其能力人品。但应届毕业生，关乎分配，又不能因借调而耽搁。准备录用，那就必须立即接收。怎么办呢？研究一回，吩咐由我上天津南开一趟，当场“相面”，以决定取舍。
我没有惊动学校中文系。按照小马家中提供的信息，直接找到南开大学，直接来到女士宿舍某某号楼房。楼房入口有人值班，很凶的老太太，不止一个。严加盘查，不许男士踏入楼门半步。看那凶唬样儿，便是一只公苍蝇都飞不进去！
且说南开老太太海关安检一般验看了我的证件，警察似的看牢了我，这才通知马永红下来和我见面。说是“相面”，我总得和她交谈几句。但又实在不乐意让老太太们监督了，犯人和探视者会面那样说话。借口抽烟，离开门房。在楼门附近和小马简单聊谈一回。
小马个头不高，齐耳短发。说话时节眼睛盯牢你的眼睛，天真里透着精明。说实话，见过了那几个老太太，你看见哪个小姑娘都会喜欢。相面就算完成。当场告诉小马，编辑部决定录取，直接办理离校手续就是。
小马有些惊讶：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小马随后就来我们南华门当了刊物的小说编辑。
在周景芳的率领之下，小说组四位编辑喜好学习、乐于研讨，热爱文学、认真看稿，成为继老西主政时代之后又一茬称职而敬业的编辑。
《山西文学》刊登的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权威选刊连连选载。
3.五对打离婚
编辑部的业务情况相当好，甚至非常好。但另外的情况不大好，乃至极其不好。
一度，著名的《山西文学》编辑部里出现了好几对打离婚的。简直是掀起了一个离婚热潮。
我说是“五对”打离婚，编辑部实有四对。张石山家一对，张承信家一对，张小苏家一对，祝大同家一对。但《批评家》还有一位老蔡家，也来凑热闹；老蔡又是《山西文学》老编辑，于是往往被人计入离婚总量，毛算五对。
五对打离婚，领导上心里有底。马烽老师说，蔡润田家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老蔡、老冯还有老禹，在老马眼里都是听话的好孩子。是不能一概而论。
不用老马说，我自己就有这个自觉。自觉无言以对，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