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没有进京就读文讲所，也许我不会离婚。当然，这样的假设，早已失去了任何意义。我只是想说，环境，有时可以促成某些改变。这样讲话，我决不是寻找客观；反而，我有些感激客观。自由的因子，在合适的季节，开放出生命的亮丽花朵。
但即便在相对开放的北京，我的个性张扬也曾受到过相当程度的压制。
全国“青创会”期间，我的恋人、相好、所谓第三者孙桂贞，是河北的与会代表。孙桂贞大会发言，大声呼喊：我的爱人张石山也来到了会上，我们没有自由。我的切身感受告诉我，封建专制文化在压迫我们！
为此，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找我谈话。
同样为此，陕西作家贾平凹大加赞赏道：张石山，孙桂贞，那是两条汉子！
孙桂贞，亦即诗人伊蕾，我曾经给她写过专章评论。评论的标题是《她是一个好女人》。我认为，这对于一个女人和女诗人来说，几乎是至高无上的评价。
她的知心女伴们，曾经逼问过我：张石山，你能为我们的伊蕾小姐赴汤蹈火吗？
我当即回答：你们以为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正在哪儿？我不是正在烈火烤炙中吗？我不是正在滚汤沸水中吗？
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接受任何可能的惩罚，不惜身败名裂。我要争得自由。也许，这自由只不过是从地狱的十七层跳到十八层。
与“当代秦香莲”相对应，我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当代陈世美”的称号。
我断然接受这一称号。我别无选择。当代陈世美托庇时代进步，没有被代表法制和正义的包公铡去脑袋而已；其余的，和停妻再娶的戏剧中的陈世美没有什么两样。
我的前妻，是我的初恋。以我的记忆力，决不会忘记我对她讲过的那些信誓旦旦的话语。那些话语，曾经是绝对真诚的；我不欺骗她，正如我不欺骗自己。我不能侮辱我的初恋。
然而，话犹在耳，我背叛了。评价为“忘恩负义”，毫不过分。
至于离婚上法庭，作为原告，我在起诉书上讲了对方许多不是。共有十四条之多，条条在理。但那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离婚。
假如我选择不离婚，而是凑合过日子，我照样可以写出若干理由。可以达到二十八条之多。条条在理。
事实是，我离婚了。我自由了。自由万岁！
离，还是不离？是一个问题。
最终，我离了。如此而已。
当代陈世美没有如许多人希望的那样，被铡去脑袋，依然活在人间。
许多人很失望。
曾经有人说要杀死我，没有敢付诸行动，害怕犯罪。他们不是包公包文正。
于是，他们派出代表来对我进行劝说。循循善诱的，要我自杀。以便他们解气，并且不会犯罪。然而，我没有答应。
一个自由人，自个儿愿意活着。哪怕背负了骂名。
——就在我打离婚的过程中，亦即我求学京城的整个过程中，我被北大作家班的同学们选作班长，兼任班上的交谊舞教练。我担任了《山西文学》的主编，主编刊物期间，实现了我的许诺：刊物一定要拿回全国奖来。同时，我的文学创作犹如井喷，完成了两个小说系列。一个是《仇犹遗风录》，农村传统题材，五十余万字数；一个是《古城魔幻》，城市现代题材，二十余万字数。
5.副主编，你不当都不成
1984年的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作代会。
在此前的本省会员选举投票中，我和成一被选作参会代表。周宗奇、韩石山、郑义和柯云路，则经过省作协领导的争取，获得了特邀名额，也来参会。大家从山西来北京，我在文讲所就近赴会，会上碰了头。
中国作协，其时正式和中国文联分家，升格为正部级群团组织。
山西作协，闻风而动，几年以来一直酝酿的分家，也时机成熟。即将付诸实施。省作协将和省文联并列为平级单位，都是正厅级群团组织。
中国作协本次代表会，进行了换届改选。除了巴金当选为作协主席之外，副主席的选举采取了大民主亦即“海选”的办法。
我们山西作协分家在即，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人事方面的安排。
胡正，将担任党组书记。作为马烽他们文联五战友中的小弟弟，年届六旬，将第一次当一回第一把手。
西戎，作为作协主席，将留在党组，参与集体领导。但不再担任党组副书记。文联作协不曾分家，马烽是党组书记，西戎一直是二把手。分家在即，从党组领导主席团的角度说，西戎此时连二把手都不是了。
至于作协的机关刊物《山西文学》，西戎也不再兼任主编。李国涛和周宗奇两个编辑部副主任，将一齐出任主编。
那么，谁来担任副主编呢？说实话，我对这一问题，想都没想。
我在北京读文讲所，事实上已经离开编辑部的具体工作岗位。对于文联作协分家这样的大事件，没有直接感受；南华门巷子里，将会出现权力的再分配，我缺乏敏感。
更重要的原因，我的主要心思、主要精力，将用来应付离婚问题。我曾经参与建造、唯恐不结实而不惜大量填注了钢筋水泥的家庭窝巢，将由我亲自拆毁。
还有孩子问题。这是我的软肋。这是我最可能缴械的临界点。自由假如比作一块饼，我将像一匹残忍的狼，将要和我的孩子们来分餐。血淋淋地撕扯开来！
然而，会议期间，李国涛老师找我谈话了。说在他和周宗奇之下，要我担任刊物的副主编。这一消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不合我的心思。我向李老师表示谢绝。
当然，我没有用我即将离婚作为理由。那是我个人的私事，拿不到桌面上。我说，我还在北京读书。尽管学校有假期，还有实习期，但毕竟不能全年坐班、坚守岗位。再说，我连一个小说组的副组长都没有担任过，副主编的工作，恐怕做不好。李老师不容置辩。说领导上已经定了。至于我说恐怕干不好，老李笑了：这点能力，你还是有的。张石山，什么时候学得这么谦虚啦？
所以，我说的都是真的，副主编，我不想当都不成。
我的资历，我的能力，到了那个火候。机缘，机遇，你遇上了，或者它们找上门来了，你躲都躲不开。
听说，我省作协还将另外开办两个刊物。
一个，是全国省级刊物不多见的文学评论刊物《批评家》。将由董大中先生出任主编，蔡润田先生出任副主编。
一个，是大型文学期刊《黄河》。将由成一出任主编，韩石山和郑义二位出任副主编。
听到这些消息，我相当振奋。我们省作协，不愧一个文学大省的省作协。老一辈作家，高瞻远瞩，有干大事的胸怀眼光；青年一代，人尽其才，有接火传灯的能力。
6.郑义，献上致敬信
中国作协第四届代表会，议程多多。难以一一尽述。我也懒得记忆。
会上，发生了或曰出现了一件大会议程之外的事件，轰动一时，记忆犹新。
什么事件？郑义发起，策动大家签名，给周扬写了一封公开的致敬信，张贴在宾馆大会堂的前厅。
周扬，在本次作代会之前，写出并发表了他的关于阐述“异化”的理论文章。关于“异化”的命题，按说谁都可以提出，可以讨论商榷。一家之言，只要言之成理。对于周扬，这是经过积年思考形成的思想，也是第一次提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点思想。
“异化”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吗？现在，理论家们不是随便将这个词汇挂在嘴边的吗？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毛主席曾经这样教导我们说。
但在当初，周扬提出了“异化”命题，则掀动了一场轩然大波。
周扬受到批评乃至批判，竟至被击倒。就在作代会期间，传来消息：
周扬突然中风，到医院进行抢救。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了郑义向周扬献上致敬信的事件。
一位老人，突然中风；一位老领导，不幸住院抢救，值得同情。周扬，在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曾经推波助澜，而不是开倒车、当棍棒。这些，也都值得大家尊敬。个别人愿意公开致敬，也无妨。
但郑义显得格外突出，或者说有些过分张扬。到处奔走，几乎蹿入每一个与会者的房间，拿一张大纸，要人签名。致敬信已经写好；签名，郑义已经为首签名。还有史铁生、孔捷生等人。
郑义当然要来找我们本省几位弟兄签名。说心里话，我多少有些抵触；倒不是因为郑义签名在前，我不愿意给他垫背。不是那样的心理。也不是我对周扬前辈有看法，我拒绝致敬。
我几乎是有些天然反感。好像小说家的不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我对郑义的整个做派产生了抵触。
同样是老三届，同样是当年的红卫兵，同样对“文革”恨之入骨，同样痛心疾首进行过艰难的反思，他怎么还是那样？
在有些人身上，都有着相当接近的性格特征或曰思维方式。缺少起码的平民意识；以英雄自任。乐意搞英雄崇拜。被人崇拜或者崇拜别人。乐于造神。将自己造成大师、活佛、神仙，或者向大师、活佛、神仙顶礼膜拜。
而且，向周扬致敬，郑义将这个致敬行动搞成了一个“运动”，人人签名，人人表态，我也相当反感。怎么，运动又来了吗？我们吃各种运动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吗？
况且，不用那样义形于色，捍卫什么似的。不必那样大义凛然，无私无畏似的。不然，不对。不该是这个样子。任何运动，大轰大嗡，群氓躁动，除了出于恐惧，就是出于私心。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我们都是过来人。不用自欺欺人。私心更加严重，只是更加隐蔽罢了。
郑义，作为同时代人，听得进去我的话吗？
很不幸，很尴尬，很丢人，我当时也在大白纸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张石山”三个字，墨黑墨黑。
人有见面之情。拒绝，说“不”，很难。许多看法，都是事后归纳深化了的。当时，我只是有着些许反感，没有形成抵抗。事起仓促，我的应变没有那么快；事情本身，向写了“异化”文章而又不幸中风的周扬先生致敬，也不是特别的大逆不道。
我用毛笔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正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如果那是一场运动，我在最初的时间，也完全可能被裹挟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