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经济已经重振雄风，但是，上海的文化却是落后了。
我说上海文化落后，是经过两种对比而得出的结论。一是纵向对比，即将上海现在的文化状况与上海过去的文化相比；一是横向对比，即将上海文化与国内其他大城市如北京或广州的文化相比。
上海虽然也在从事考古发掘，可以把文化历史推向上古，但是，上海的文化特色主要是近代文化。自从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这里的文化市场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形成，于是孕育了海派文化，许多有特色的文艺流派在这里出现，如海上画派、报刊文学；许多新兴的艺术品种都从这里开始，如电影、话剧和现代音乐；而且，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也以上海为基地。这些文化活动，都辐射到全国，上海成为引领全国的文化龙头。但是，到得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的文化却愈来愈衰落了。这当然是由于全国性的政治原因，但上海却特别的左，如柯庆施的提倡写十三年，上海作协的文艺思想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棍子式批评，也是得风气之先，只是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坏。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开发浦东之后，上海的经济发展很快，而且重新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但是文化的发展却跟不上，远不及北京、广州。它们都有几家影响全国的报刊，但上海没有，至少其影响力不如它们；北京有很多“北漂”，但没有听说上海有什么“海漂”。文化人漂集到什么地方，是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的标志，也是该地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以前海派文化发达时，上海的文化人也是从外地漂流而来，先是来自附近的苏州、常州、杭州等地，后来是来自全国各地。现在上海吸纳的生意人和打工仔倒是很多，而对文化人的吸引力就大不如从前了。再如，同是离退休老人主办的宣传炎黄文化的刊物，北京的《炎黄春秋》办得很有声有色，而上海的《炎黄文化》就办得没有影响，个中原因，值得思考。
我以为要推动文化的发展，经费的投入、硬件的设施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还在于激活文化思想。只有文化思想活跃了，才能出现新的文化气象，产生原创的艺术作品，否则，无论用多少钱堆出来的大片，也未必能站得住，无论用什么手段来封定的精品，也未必真有价值。上海京剧团上演的新编历史剧《贞观盛事》，是得大奖的节目，现在是作为上海的重大文化成果来宣传，但依我看来，这出戏的演唱工夫虽然还不错，但在文化思想上却很落后。它所宣扬的皇帝纳谏美谈，是几千年来的旧思想，与现代的民主意识相距甚远。试想，一种权力如果没有制衡，权力者能够长远地自觉纳谏吗？这种把个人的思想意识看得高于一切的观点，是唯心史观的表现。据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研究，唐太宗之所以能容忍魏徵提出尖锐的批评，是由于魏徵代表着山东集团的势力，唐太宗是要通过他来团结山东集团；如果魏徵不是死得早，那么当山东集团的势力削弱之后，魏徵就非被杀头不可。这倒是唯物史观的见解。当然，我不是要剧作家非按照陈寅恪的观点来写不可，但如果一部作品在命意上缺乏新思路，只是因袭千年前的说法，那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更谈不上创新了。
当《贞观盛事》刚刚上演时，《上海戏剧》杂志曾邀请了几位文化人去观看，并要求我们写剧评。我在肯定该剧成绩的同时，把上述批评意见也写上了。但文章发表出来一看，这个批评意见却被删掉了。原来他们要的只是捧场文章，而不是严肃的批评。这种作风，怎么能出好戏呢？
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总之，我的意见是，首先要激活文化思想，只有文化思想活跃起来，才能发展上海文化。而要激活文化思想，就得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而不要设置人为的障碍。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比舆论一律要好。
（本文是应上海某文化领导机构的征询而写的意见，寄来的原信找不到了，复信则还存留在电脑中，现收入本文集中，供读者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