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3年）6月底，我从台湾地区讲学归来，陈思和告诉我，他已接任《上海文学》主编的职务，邀我为该刊写一篇访台观感。我这次在台湾住了四个多月，时间不能算短，本来该有许多观感可写，但可惜恰逢SARS疫灾期间，不能到处乱跑，大部分时间都困在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所见所闻相当有限，写一点观感，就叫做“双溪视野”吧。
专任与兼任
我到台湾东吴大学做客座教授，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
2002年暑期，在山东大学召开的青岛审美教育学术会议上，因会议主持人曾繁仁教授的介绍，我认识了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教授，相谈甚欢。刘校长邀请我到东吴大学讲课，我说，我虽在复旦大学执教多年，但已于去年退休了。刘校长说：“文科的情况与理科不同，文科的知识是积累的，年纪愈大，知识愈丰富，只要身体还好，就能在教学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很想请一些已经退休而身体尚好的老教师为我们东吴大学上课，这对学生很有好处。”刘校长是物理学教授，能对文科的特点有如此深切的理解，的确十分难得，我很愿意到东吴大学体察一下。
我以前有一种从经验中得出的见解，认为综合性大学的校长应由文科出身的人来做才能做得好，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复旦校长陈望道，前后辉映，因为他们的思路开阔，能发挥各种人才的长处，而理科出身的人思路褊狭，又容易自以为是，往往会觉得自己所学的学科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而别人所学，都无关紧要，而且喜欢以自己学科的规律来规范全体学科，这样就难以领导综合性大学全面发展。记得鲁迅在厦门大学时，曾经以讥讽的口吻说道：我们学文科人的长处，就是能懂得你们学理科的人也是有用的。可见学理科人的褊狭性，由来已久。但现在看来，思路的宽窄，固然与所学的学科不无关系，但主要还在其人的学识和见解。
到台湾东吴大学之后，果然看到他们对退休老教师的作用发挥得很好。许多老教师在退休之后，都转为兼任教授，继续教课，这里有许多高难度的课程都是由他们执教的。对学校说，是教学质量的一种保证。形成此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校内向有敬老之风，老教师并不因为退休而受冷遇，不致造成“人一走，茶就凉”的感觉；其二，他们作为兼任教师的待遇也相当不错，付出的劳动能得到尊重，没有被轻慢的感觉；其三，在编制上，专任教师的名额本来就较少，东吴大学中文系的专任教师只有二十二名，而课程却有四个层次：本科班、研究班、夜间部专修班、夜间部研究班，光靠专任教师是忙不过来的，许多课程需请兼任教师担任，这样，退休后转为“兼任”的教师仍有自己的地位，并非“多余的人”。有的教师退休后身体还好，同时在几个学校兼课，收入相当可观。而专任教师是不允许随便到外校兼课的，即使要兼，顶多只能兼两个学时，还得要本校批准。这样，既能使专任教师专心于本校教学，又能给兼任教师留下发挥作用的余地。
东吴大学教师人数少，工作量自然就要大些。教授每周必须上满八学时(每学时五十分钟)才算满工作量，不能用其他的工作去折算。系里给我排了三门课，每周九学时。系主任说，这是课时排得最少的了，算是对我的照顾，其他教师都是十几节课，有的近二十节。当然，超时上课有相当高的超时费，教师也都乐意超时。但他们又很羡慕大陆教授们有较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写作，而他们则忙于上课。此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也。
另外，这里的研究生不取师徒制，而采用研究班的方式，先由各教师分头上课，到做学位论文时，才指定论文指导教师，该导师也只负责指导论文。这种制度也有它的优越性。盖因师徒制是小生产时代形成的授徒方式，它虽能使师生关系较为亲密，对于得意门生，老师会倾心授艺；但学业单线相传，必然要造成退化，而且此种关系，也容易形成封建性的学界帮派，对学术发展甚为不利。研究班方式，多少可以减轻此种弊病。而且听课的学生多了，教师也必须认真备课，认真讲课，不能采取放野鸭的办法，这样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是有好处的。
但刘校长对我说，台湾的学术帮派现象也很严重，这大概又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吧。
钱穆的遭遇
这种学术帮派的危害，在钱穆的遭遇中就可以看出。
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长期居留香港，而且还创办了新亚书院，本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未必非住到台湾去不可。但在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期间，蒋介石为了表示尊重文化，要做出一点样子来给世人看，就特地从香港和海外请了一些文化名人到台湾定居，为其装点门面。钱穆就是被请的一位。此外，还有已定居在美国的林语堂和已定居在巴西的张大千等人。
钱穆成名很早，著作等身，他的学术成就是学界公认的，后来还被尊为国学大师。但是，迁到台湾之后，虽被蒋介石奉为上宾，在学界却很受冷遇。除了人事上缺乏渊源关系之外，据说治学方法与台湾学界的主流派不合，亦是一大原因。台湾的学界，以“中央研究院”为主流，原史语所所长傅斯年①治学注重史料，被称为史料学派，这种学派自有它存在的价值，但传衍于今，却很有点排他性，对别的学派不能兼容。其实，钱穆也重史料，早期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就以考据见长。但是他在长期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觉不能仅重资料，而且必须深研义理，进行理论探讨，故与史料学派的方法略有不同，而这些不同处，就不见容于主流学派。
但钱穆最大的不幸，还不在学界主流派的排挤，而是后来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当初蒋介石将钱穆、林语堂、张大千请到台湾，答应给他们每人造一幢小洋房，以示优待。张大千挥毫卖画，财源滚滚，无需公款造房，就自己出钱在外双溪交汇处买了一块地皮，虽然这地方当初是不准造房的，但经蒋介石指示相关部门批准，也就造起了一座私人庭院。而钱穆和林语堂则无此财力，也就接受公房了。林语堂的住宅造在阳明山风景区，图样是他自己设计的，中国风格与南欧风格相结合，正适应了他脚踏东西文化的特点。他自己赞美此屋道：“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可见他住在这里是很得意的。林语堂死后，就葬在宅中的园里。钱穆的小洋房造在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内的一座小山坡上，虽然主人是位国学家，但房子却是完全西式的，美观、明亮、舒适、实用，可见国学家在自己的生活中，是并不固守传统文化的。钱穆就在此著述、讲学许多年，日子过得还不错。
但依附于政治人物的文人，常常是没有好结果的，即使他并不参与政事，也难免为政治斗争所累。在老蒋统治时期，用公款造两幢小洋房来优待文化名人，当然是小事一桩，这可算古代养士之风的延续，还可传为美谈。但一到老蒋小蒋相继过世，蒋家权势消失之时，这可是公物私用的一个把柄了。那时陈水扁正谋求上台，锋芒甚利，咄咄逼人，他在攻击蒋家长期霸占士林官邸时，顺便把文化名人的公宅私用之事也带了进去。这时，林语堂已死，张大千的房子毕竟是自己出钱造的，于是只有由钱穆来掮末梢了。在政治形势逼迫之下，钱穆只得搬家，虽然他并非无处可搬，但心情是很不愉快的。而且已是九十多岁的高龄，经不得生气，经不得折腾，于是没有几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文化名人的住宅收回之后，其实也并不派什么用场，只是空关着让它霉烂。听说到了龙应台做台北市文化局长时，由文化局拨款修理，作为文化景点开放。现在林语堂故居由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承办，故居陈列之外，还设有咖啡馆，成为阳明山游客的休闲场所；而钱穆故居则由东吴大学代管，时常请名家作钱穆著作的辅导报告。虽然钱穆故居就在我宿舍的下方，与中文系办公室也只有几十米之遥，但我一向疏懒，竟没有去聆听这些报告，也不知盛况如何。故居介绍材料里也提到钱穆晚年搬家之事，但只隐约提及由于某种不愉快的原因，并没有点出陈水扁的攻击。这也无足奇怪，因为现在正是陈水扁当政的时候。
中国的学者文人常想要做王者之师，至少希望能得到统治者的优礼，很以此为荣。其实，他们最得意者，也不过是做个摆设而已，所起的作用，与高级花瓶相似，而一有震动，就被撞得粉碎。钱穆的结局还不是很惨的，无非是带点悲剧性的小喜剧而已。
酒党趣闻
但台湾也有些特立独行的学者文人。
我到台湾不久，就听说那边有个酒党，以酒会友，党徒甚众。有一次，在上海滑稽剧团赴台演出的剧场上，无意中遇见了酒党党魁曾永义教授，他是台静农的学生，在台湾大学执教元明清戏剧小说，所以大陆来的班子，是每戏必看。剧场里当然不是谈话的地方，他说改天请我喝酒慢慢叙谈。果然，不几天，他就派他的酒党党徒开车来接我和另一位客座教授去喝酒，一桌子都是酒党的人。曾永义教授说，他们酒党的宗旨，是尚人不尚黑，盖指简笔字的党字，尚字下面一个儿(此即“人”）字，而不是繁体字的党字，尚字下面一个黑字。因此，他们尊崇人权，反对黑暗政治。但又说，他之所以称党魁，而不称党主席者，是因为酒党绝对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连副党魁都是他封赐的，根本不需民主讨论……
他说得一本正经，别的党徒们也都随声附和，我听得大笑不止。原来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组织，这一切全是讽世之语，但却弄得煞有介事，而且影响很大。听说有一家新开张的酒家，要以“酒党”为店名，想拿曾党魁做招牌，每月可奉送一些好酒，但为曾永义所拒绝，因为这样就陷入了商业化的陷阱，失却以酒会友的本意。有一次，国民党主席连战特地请曾永义喝酒，大有拉拢之意。但曾永义却并不受宠若惊，仍以玩笑对之。他在连战面前摆起老资格来，说：我做酒党党魁有三十多年，比你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时间要长得多了；只是我们是有党无政，是酒党，不是政党，只喝酒，不玩政治的。的确，曾永义教授几十年来，只是教书、写作、喝酒，从来不做官——包括学官，也不愿意与官场打交道。
东吴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杨孝荣教授，是酒党副党魁之一。他对文学院院长这个职务倒并不怎么看重，但对能当上酒党副党魁，却非常得意。因为在同一学校工作之便，他常常找机会请我吃饭、喝酒，也常常与我谈他的喝酒经历。他说，他与古龙是好朋友，常在一起喝酒，他还常常帮古龙代笔，古龙小说中凡是胖子而武功高强的，便都是他的创造。杨教授的确很胖，有一次我们一起坐小车出去喝酒，为了他上下车方便，让他坐在司机座旁边，但按台湾的交通条例，坐在前排的人是一定要系安全带的，不料他的肚子大得连安全带都系不上，因不够长也，只好与我调换，坐到不需系安全带的后排去。而杨教授喝酒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是在给古龙守灵的那天晚上。因为古龙嗜酒，他们几个好友就买了许多XO，塞满古龙的棺材，让他做鬼也有好酒喝。但那天天气实在太冷，到得后半夜，都有点打熬不住。倪匡开的头，跑到棺材边说道：“古龙，古龙，今天实在太冷了，借一瓶酒喝喝罢！”就从棺材里拿出一瓶XO，大喝起来，然后把空酒瓶放回棺材里。于是，大家都跑过去向古龙借酒。到得天亮时，古龙棺材里剩下的都是空酒瓶了。
酒党们笑傲江湖，趣事甚多，可惜我与他们接触的时间太短，所知有限，只能略记点滴而已。但从有限的接触中，深感这批酒徒，倒是台湾文坛学界的活水。
台湾的SARS疫情
我是2月中旬到达台湾的，3月初，台湾的媒体就沸沸扬扬地报导起SARS疫情来了。开始时，人们有些隔岸观火的样子，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报导的是大陆和香港的情况，有些官员和评论家还带着幸灾乐祸的口气，这实在是政治意识掩盖了一切，在病疫面前，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久，就传出消息说，台湾也有两例SARS病，那是台商在香港感染上的。这时只要有严格的防卫措施，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但对于疫情后发地区来说，有了别处的经验教训，应该引起充分的警觉了。
大概正因为问题还不十分严重之故，陈水扁政权并不在防治上下功夫，却把它作为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击的材料。他的副手吕秀莲就大叫要把SARS命名为“中国肺炎”，仿佛抓到了什么把柄，可以置对手于死地。而陈水扁则在一次电视转播的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吹嘘他的“防煞”政绩，说是成功地达到了三个零：零感染，零传出，零死亡。
这种大话，通常是在总结大会上说说的，现在事情才刚刚开始，就当众吹嘘起来，似乎太早了一点。果然，大会结束不久，“三零”之言犹在耳际，感染病例就日见其多了。接着，就爆发出和平医院多人感染事件。4月24日，和平医院封院。25日，和平医院一批医护人员冲出封锁线，擅自跑回家去，经动员和强令，许多人才回到医院。26日，有一位因别的疾病住院的病人，怀疑自己染上了SARS，上吊自杀。而一位二十二岁的护士，因看到这上吊的场面，立即病倒，智力倒退到七岁的水平。在医院门口封锁线外面，围着许多激动的人群，有位病人家属还向市长下跪，要求放他的亲人出来，局面相当混乱。电视台的评论员说，大概因为台湾的老百姓和官员多年来过的是太平日子，所以缺乏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但是，也有一些院外的医护人员，自愿报名，进入和平医院做护理工作。这种精神，深受市民的赞扬。和平医院内，也有勇于负责，甚至以身殉职的医护人员。
和平医院虽然封院，但疫情依然在扩散。桃园、台中、嘉义、高雄、基隆……都出现了SARS感染病例。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如台北县亚东医院发生集体感染，高雄市长庚医院有110名员工安置隔离、十一名医护人员因发烧住进隔离病房，而台北市万华地区则发生社区感染……只是，由于感染的地区多了，虽然有的情况很严重，但已不如和平医院那样轰动了。不过，这时却弄得人人自危起来。
但也有不怕感染，我行我素的。据报导：“桃园县警方12日查获一处职业赌场时，赫然发现大部分赌客戴着口罩赌博，警方事后发现所有赌客必须符合耳温规定才可入内，让值勤的警员不知道要称赞赌场负责人的做法，还是斥责他们‘连戴口罩也能赌’。”
更有甚者，还有发“疫难财”的。口罩是防SARS的必需品，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台湾的口罩缺货，连医护人员都配给不足，有些妇女只好拿胸罩来改作口罩，真可谓是“一罩难求”。市面上即使有，也卖得很贵。于是有了“立法委员”的谴责：“太贵！太慢！太黑！”但海关仓库里，却囤积着上千万只口罩，据说因为没人报关，不能处理。这种紧张情况，过了很久才得到缓解。
但SARS疫情稍一好转，陈水扁又对他的政敌发动攻势了。他亲自出面，向媒体宣布了一个消息：是他，于4月22日接到新光医院副院长转告某医师的一个求救电话，说是和平医院内已有感染SARS的问题，情况相当危急，反复查明之后，这才有4月24日的封院，和平医院院长的撤职。同时，同民进党有关的媒体上，也连篇累牍地歌颂陈水扁“抗煞”的功劳。给人的印象是：功劳是他陈水扁的，错误是台北市市长的。而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则是国民党的人。但陈水扁此一举动，却引起了别的党派“立委”的反击，于是，“抗煞”又成为新的党争的焦点。
这样吵闹的结果是，台湾几乎是最后才从疫区中除名。
台湾许多知识分子看透了这套把戏，他们的评价是：陈水扁很会搞竞选，但不会搞建设。
——发表于2003年《上海文学》第十一期
①此处原文错将傅斯年的职务写成“中央研究院原院长”，承蒙谢泳先生指出，得以改正。后又发现下文说钱穆“一直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也不正确，现一并加以改正。谢泳先生给陈思和的信和我给思和的复信，都发表在《上海文学》2004年第1期上，信后还有杂志社的“编者按”，一并附录如下：
山西：谢泳来信
思和兄：
近读《上海文学》十一期吴中杰先生《双溪视野》一文，有一点感想，写给你。
吴文说：“在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期间，蒋介石为了表示尊重文化，要做出一点样子来给世人看，就特地从香港和海外请了一些文化名人到台湾定居，为其装点门面。”
我以为这样评价蒋介石当年的行为，不是知人之论。政治家对文化的态度，要从他的一生来看。蒋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这现在已经成了常识，就不细说了。我们不能因为对一个政治家有固定政治评价，就连他对文化的态度也否定了。蒋当年请文化名人回台湾是有诚意的，对他的诚意可以做任何解释，但说他是“装点门面”就有伤忠厚了。因为蒋当年请回去的人，均为一时之选，说蒋“装点门面”，对他们也不公。
同一文章另一处说：“台湾的学界，以‘中央研究院’为主流，原院长傅斯年治学注重史料，被称为史料学派，这种学派自有它存在的价值，但传衍于今，却很有点排他性，对别的学派不能兼容。”
傅斯年从未做过中研院院长，他只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8月间，做过短期的总干事。早期做过院长的先后是蔡元培、朱家骅（代）、胡适、王世杰、钱思亮和吴大猷。说“史料学派”对别的学派不能兼容，也不准确。因为中研院第一次选院士时，力主郭沫若当选的就有傅斯年，当时郭已是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了。
《上海文学》是非常严肃的杂志，又以学院风格著称，这些小问题，我意还是要尽量避免。
此祝
文编双安
弟谢泳
2003年11月10日于太原
上海：吴中杰来信
思和：
转来谢泳先生对拙文《双溪视野》的意见，收到。谢谢。因外出探亲，本月7日才回沪，马上又住了几天医院，所以迟复，抱歉。
对于蒋介石的文化态度，各方意见分歧甚大，一时恐难达到一致的认识。大体而言，在大陆，过去是通盘否定，近年则渐有肯定性的意见；在台湾，过去虽有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的批评性意见，但以颂扬为多，而到了蒋家政治势力消逝以后，则批评的意见、揭露的材料日见其多，有些文章书籍出自当事人或知情人之手，看了真能长见识。我看了两方面的文章，觉得除政治捧场的以外，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都说出了问题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但政治性人物往往是多面体，需面面观才能看得清楚。而且既然是政治家，当然难免要根据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行事。比如蒋在大陆时，曾拉拢过一些文化人，临走时还派飞机抢运，但到台湾之后，却对留在大陆的文化人，一律斥之为“通匪”，对他们的作品也一律查禁，不管他们在大陆是受赞扬的，还是受批判的。而且，无论是在大陆时期还是在台湾时期，蒋对于维护宪法、主张民主的文化人、对于持不同政见的文化人，都采取镇压的办法，也很难说是比较好的文化态度。
至于在六十年代，蒋请了一批文化人到台湾定居之事，倒不是我硬将它与大陆“文革”拉在一起作对比，而是陪我参观的校接待处负责人对我说的：“在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迫害知识分子时，蒋老先生特地请了一批著名的文化人到台湾来，表现出他对祖国文化和文化人的尊重。”此人是国民党中的一位人物，我想他的话是有一定根据的。否则，我也想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实，早在蒋政权败退到台湾之初，他就曾派出要员，携带巨款，到香港去招揽政客与文人，可惜此时因台湾前途未卜，故收效甚微，蒋介石非常恼火，采取了一些打击措施。台湾的局势是在朝鲜战争之后才稳定下来的，所以六十年代的招揽才能成功。因为知道这些历史背景，我实在无法把此事看得太神圣，而认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需要。
既然这是一种政治举措，那么，说“装点门面”也并不为过。而既然要装点门面，当然要请大牌文人，我这样说并没有贬低这些文人的意思。但我觉得，这些文化人虽然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很大的成就，但也不是不可批评的。我所要说的是，文人应有独立的精神，不该去依附于某种政治权势。这种依附性，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弱点，也是钱穆晚年悲剧性的根源。我以为我的批评是温和的，试看李敖对他们的批评，那才叫尖锐。但李敖不同于陈水扁，陈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李则是站在法理的立场上来批评，虽然尖锐，也不能说不对。
至于傅斯年，也是一位复杂人物，不能说因为他当年曾力主郭沫若做中研院院士，就不会排斥他人。他是鲁迅的学生，当年办《新潮》杂志还曾得到鲁迅的支持，但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时却联合顾颉刚，与鲁迅斗得很厉害。这就是傅斯年的另一面。近日补看报纸，看到李辉对王世襄的访谈录，其中王说到他在四十年代由梁思成带往中研院史语所求职，傅斯年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这也表现出他的排他性。听了解傅斯年情况的人说，傅斯年的行政能力很强，但为人比较霸道。傅的影响很大，据说直到七十年代，史料学派在台湾还是占主流地位。当然，钱穆到台湾定居时，傅斯年已死，后来的事他不能负责。至于说钱穆受到主流派的排挤，也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同时也在朋友间的闲谈中听到。至于傅斯年的职务，则是我弄错了，他不是中研院院长，而是史语所所长，这一点，很感谢谢泳先生的指正。还有，钱穆虽受排挤，但中研院院士还是当上的，时在1968年。拙文中说他没有当上院士，也是搞错了。至为抱歉。
顺颂编安
中杰
2003年12月14日
［编者按］
本刊十一期发表吴中杰先生的《双溪视野》一文后，立即收到山西谢泳先生的来信，对文章里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我们把信转给远在国外探亲的吴先生，前两天吴先生回国，在病中及时给以回信，阐明自己的看法，也承认资料上的疏忽。这样以文会友、坦诚相见、平等交流学术问题，都是本刊所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在此对谢泳先生和吴中杰先生对于本刊的厚爱深表谢意，并希望把这种自由争鸣的学术风气发扬下去，欢迎读者多多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