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段话说明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认清这一点，对学术研究工作极其重要。
叙述是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必须先有深入的研究，而后才能进行恰当的叙述。研究则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从大量原始材料中分析出它的发展形式，探寻出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一切完成之后，才能进入叙述阶段。在叙述时，当然不能将所有原始材料不加选择地全部纳入，而要根据叙述的需要而进行取舍。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但问题是：叙述的框架看似先验的存在，其实却是根据原始材料进行研究之后的心得。
马克思为了撰写《资本论》，在大英博物馆中钻研了大量原始资料，甚至连无人问津的蓝皮书也不放过。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多页文章，他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马克思从这些蓝皮书中得到了丰富的实际的材料。上院和下院的许多议员们（他们都发到一份）只是把这些蓝皮书用来当手枪射击的靶子，数枪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他们武器的威力。”正是在如此扎实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揭示出资本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资本论》才能成为不朽之作。就连全书从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性因素入手的叙述方式，也不是先验地获得的，而是对资本深入研究的结果。
时下的一些学者，却往往跳过了研究阶段，从既定的结论出发，从别人的著作或流行的观念中获取论点，据此来搜罗材料，直接进入叙述阶段。这样做自然要比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叙述的方法省事得多，快速得多，但因为抽掉了研究的基础，也就丧失了原创性，成为无根之木，难以存活，更成不了一家之言。近来报刊上常有提倡原创性的文章和报导出现，这自然是佳言吉事，但如果不认清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区别，看不到研究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一味只抓速度，仍旧进行短平快操作，限时限刻完成，恐怕原创性是难以达到的。而原创性一碰到现实问题，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原创性是必须自己从调查研究中形成见解，得出结论，切忌从既定的框架亦即从先验的结构中进行叙述。这样，原创性的追求、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叙述的方法，又必然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相联系，否则，就只能在现成的结论中进行衍义，把材料剪裁得符合现成的结论。这样看来，跳过研究阶段，而直接进行叙述的做法，又不完全是学术工作者的方法论问题了。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文艺创作之中。所谓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与超越研究阶段直接进入叙述的学术操作，庶几近之。主题是作家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形成的，包含着作家对创作对象的思想认识。鲁迅的《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不朽之作，就在于作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对于国民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人物刻画得入骨三分，非旁人所能及也。而有些作家，或者图解政策，或者演绎流行观念，就是缺乏自己的深切体验和独到见解，自然也就写不出上乘之作。欲突破这种流行的写作模式，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能力，而首先就要有直面人生，写出真实的勇气，否则，即使面对生活的实际情况，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跟着流行的调子转，怎能写得出与众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来呢？
如此看来，超越研究和体验阶段，直接进入叙述或描写阶段的做法，并不完全是一个认识问题，这里面还有较为复杂的情况。要解脱此种束缚，把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路子走正，实在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没有扎实的研究和深切的体验，要做出原创性的科研成果或写出独创性的文艺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发表于2006年1月13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