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威信秀”的演出既已成功，商鞅于是趁热打铁，发动了他第一次变法革新运动。
商鞅的两次变法
商鞅变法共有两次，之间相隔十年之久。第一次的重点在社会结构的改变，第二次则偏重在政治制度上的变革。从现有史料看来，这几乎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彻底依照理论的需要，由最高当局发动足以“动摇国本”的社会结构大调整。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编制民户，加强刑赏
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编制民户。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作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隐瞒不告发，就要同罪连坐。新法规定，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跟斩得敌人首级同赏。藏匿奸人的，要跟投降敌人同罪。新法还规定，旅客必须有凭证才能留宿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问罪。
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他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商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把民众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战国策·秦策一》称赞商鞅变法的成效说：“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史记·商君列传》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2）鼓励小农生产，崇本抑末
新法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可以免除劳役。游手好闲而贫穷的，把全家罚做官奴隶。商鞅如此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封建生产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治的经济基础。
《商君书·垦令》一连列举20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牟取暴利。还主张“壹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3）奖励军功，按军功重新规定给予名位的标准
立军功的人，按功劳大小领取奖赏；私斗的人，按犯罪轻重受刑罚。奖励军功的具体办法是：凡在战争中斩得敌将一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一级；要做官的，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斩得敌将两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两级；要做官的，委任一百石俸禄的官。官爵的提升是跟斩敌首级的军功相称的。对没有军功的宗室子弟，一律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
有军功的人可以享受军功爵的待遇。
秦国的变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施行，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小农经济的稳定发展，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奖励军功使平常百姓也能依靠本领获得做官的机会，打破了官爵的世袭制，提高了战斗力。公元前352年，商鞅以功升为大良造，这是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与前期变法相比更彻底，更侧重于制度上的变革。主要有以下六点：
（1）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废除了西周以来盛行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开掘井田的“都疆阡陌”。所谓“都疆”，就是指各级贵族所占有的井田界限，这些界限是用土堆、沟地、树木等连接而成的。所谓“阡陌”，就是井田中间与灌溉渠道相应的纵横道路。同时，允许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多少抽税。
（2）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的官僚机构
商鞅将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三百四十一个县，并设了县令、县丞和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他们都由国君直接任免。此举将全国的政权、兵权都集中到了朝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3）统一度量衡，颁布标准器
商鞅制造了统一的标准量衡器，发至全国各地，标准尺约合今0.23米。
（4）按户按人口征赋
商鞅规定按人口征赋，并严惩隐瞒户口的“匿户”，以限制官僚地主豢养食客的数目。
（5）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部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后来秦又统一了其中不少地方，因而秦人保留了较多戎、狄族的风俗。商鞅认为这些落后的习俗对统一中原极为不利，便提出移风易俗，按照中原的风俗，改革秦国落后的习俗。
（6）迁都咸阳，以适应向东发展的需要
在商鞅对内实施变法的同时，秦军对外也积极展开军事活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尤其是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听从了商鞅的计谋，一举击溃魏国公子昂率领的精锐部队，迫使魏惠王将以前从秦国掠去的河西地区归还给秦国。遭此失利，一度趾高气扬的魏国转走下坡路。孝公论功行赏，提升商鞅为列侯，并把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西商县）之间的十五个邑封给他作属地。于是后人都据此称商鞅（原名公孙鞅）为商鞅、商君。
作法自毙
商鞅的新法虽受到秦国民众的欢迎，却严重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抗。新法推行不久，就有数以千计的旧贵族到国都来，说新法的种种不好。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批旧贵族，也出来捣乱并唆使太子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人人都得遵守。
新法推行受到了阻碍，主要是上面的人不遵守。现在太子犯了法，也得依法惩办。由于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便用刑罚，太子的师傅可担当他的罪名。”于是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判了罪，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字（黥刑）。但是旧贵族不仅没有死心，而且随着变法的深入，斗争也日益复杂尖锐。
在第二次新法公布后，旧贵族再次出来捣乱，商鞅把为首的祝懂杀掉，把屡教不改的公子虔的鼻子割掉（劓刑）。旧贵族企图暗害商鞅，商鞅只能在出门的时候多带卫士严加戒备。
当时有一个名叫赵良的游士来对商鞅说：“秦国人对你恨透了，你的寿命像早晨的露水一样，长不了。你不如把封邑还给国君，隐居到偏僻的地方去种庄稼。”
又说：“你不要仰仗着国君为你撑腰。国君一旦死去，秦国一些人会重重地收拾你，你的灭亡，跷着脚就可以看到。”商鞅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变法。
在赵良劝告商鞅后第五个月，秦孝公在公元前338年突然去世了。太子驷即位，开始称王，即秦惠文王。怀恨在心的旧贵族们迅速行动起来，公子虞等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商君欲谋反！”
秦惠文王与商鞅早有嫌隙，于是下令逮捕他。商鞅闻讯后立即出逃，到达边境的时候，见天色已晚，准备投宿客店。但商鞅没有证件，店主也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的法令规定，留宿没有证件的人，店主要被问罪的。”
商鞅这才感到自己新法的弊端，长叹一声说：“唉，法令严也有这样的弊端啊！”
历史在这里好像跟商鞅开了个玩笑：他定的法律，现在却逼得自己无处藏身。商鞅准备出逃魏国，可是魏国边关守将拒绝他入境。他们怨恨商鞅曾设计打败魏公子昂，同时又担心如果商鞅入境，强大的秦国会进行报复。
商鞅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准备率领从属和邑兵对抗秦惠文王。然而，秦国自变法以来已经建立起的中央集权体制，除了国君拥有集中指挥调动军队的权力外，任何卿相以及列侯都无权调兵。终于，商鞅被秦惠文王的军队俘获，并被处以车裂之刑。商鞅全家也遭到灭顶之灾。秦惠文王虽然抄灭商鞅一族，但对商鞅两次变法所遗留下来的制度都照单全收，并利用这个坚强的基础迅速地向外扩展国力，不久，便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强盛的国家。
与王安石变法后的宋朝局势相比，秦国日后的发展要幸运多了。
王安石两度下台后不久，宋神宗也积劳成疾去世；接着保守派掌权，新法尽废；不久新党又掌权，又恢复新法，但实质与王安石的本意大相径庭。在这一新一旧的混乱中，北宋也因此被弄得亡国了。秦惠文王则聪明得多，他虽痛恨商鞅，却非常清楚新法的价值，因此他继续秉承孝公遗志，努力协调并推动变法，终于使新法所获得的成果继续保持。商鞅富国强兵的理想终于在其政敌的手上完全获得了实现。
除了对武将重视之外，嬴政还高度重视专业化人才。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修建者李冰其实就是嬴政任命的太守。可以说没有嬴政对专业化人才的重视和对李冰的支持，都江堰是不可能建成的。我们今天看这个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似乎也应该记起伟大的嬴政。还有一个水利人才我们也都很熟悉，那就是郑国。郑国刚到秦国的时候，就是一个间谍，他的目的在于修建一个可以水淹秦国的工程。嬴政刚开始并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后来发现郑国的真实目的之后，也没有将郑国处死，而是让他继续修建，以便利于关中农田的灌溉，发挥了郑国的专业技术，使得秦国经济实力大增，反而获益匪浅。其实最能表现嬴政求贤若渴的还是他试图收用高渐离的故事。他不是不知道高渐离是荆轲的知己好友，但是高渐离的音乐才华实在太让他倾倒了。
对于这样的人才，无疑每个帝国都是急需的，因此，他将高渐离收容到了身边，并且一再容忍了他的刺杀，直到实在无法挽回为止。嬴政始终无法理解高渐离的执著。其实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高官厚禄、恩威并重也许能够将人才留在身边，却不是根本的方法。高渐离对燕国、对荆轲怀着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无法剥夺的。今日所谓人性化管理，其实从根本上讲也就是培养感情，以情动人，其效用之大也许超乎你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