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从卫生部官员、健康专家、营养学家到各种媒体，都在解答“我们为什么会发胖”这个问题的时候推崇卡路里摄入和消耗平衡关乎减肥的观念。由此，产生了一种对肥胖者和减肥失败的人的原罪：肥胖是对贪食和懒惰的惩罚。在各种各样有危害的论调中，没有比这更具危害的了。这种论调看上去如此诱人，它带来的误导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竟然无可动摇地长存了50年。
这一说法危害极大。它不仅把注意力由我们发胖的真实原因引入歧途，因此对当今世界日益增多的肥胖和超重者负有部分责任，而且还强化了一种错误的道德概念——肥胖者不要怨天尤人，你们都是咎由自取。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少吃点并不能减肥成功，我们被引导去相信自己的身材好坏直接由他们的饮食和行为导致，这简直是最偏离真理的一种解释了。
为什么有人摄入的卡路里比他消耗的多，于是产生了肥胖现象？尤其是明知道这么做的结果是会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么做势必事出有因，一定是某些地方出了毛病，问题是要找出毛病在什么地方。
按照卡路里摄入平衡的逻辑推理，问题只有一个可接受的答案，那就是吃得多、动得少。毛病不在于身体本身，不在于人体内的数十种酶和多种激素——正是它们控制着我们的身体，将食物转化为脂肪。假如你敢这样说，这就暗示了除了多吃，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发胖的原因。可这是权威们无法容忍的。这样说来，问题必然是出在大脑了。更准确地说，在于个人的自我行为，这就使肥胖成为了道德问题。一言以蔽之，吃得太多和动得太少都是行为问题，而不是生理状态问题。为此，还借用“贪食”和“懒惰”这样的字眼，事实就更加一清二楚了。
实际上，减肥的全部研究已陷入了热量平衡理论的循环逻辑中，永无出头之日。
当我们真的减肥了，却没什么效果的时候，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少吃一点并不难，为什么我们还是要面对不计其数的减肥失败？可能我们已经猜测到了这么一个答案，那就是，生活中的减肥者对待饮食限制减肥法和实验中的肥胖动物有一样的反应，即减少能量消耗以补偿少吃的行为，并且忍受着与日俱增的饥饿感。那么，我们就知道相应地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同样的生理机制使节食减肥中的肥胖者的身体组织在面对半饥饿时仍然拼命保持自有的脂肪，这也许就是肥胖的首要原因。
同样，这样的解释也是权威们所无法容忍的。所以作为代替，权威们习惯于把减肥的失败归咎于肥胖者不能保持节食习惯。这是意志力的失败，是品行方面必要强度的缺乏——总之，你肥胖的原因就是你无法像瘦子那样去适度饮食。
你也应该能想象到，一旦多吃被视为减肥失败的根本原因，那么缺乏意志力这种道德上的谴责就成了唯一可接受的解释。这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无须再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解释。所以，上文提到的“毛病”——缺乏意志力，还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仍会愿意多吃——这是他们会发胖的真正原因嘛。
20世纪20年代后期，“多亏了”密歇根大学的医学教授路易斯·纽伯格（Louis Newburgh），这种隐伏的逻辑怪圈开始在所有针对肥胖的科学讨论中流行开来。在纽伯格之前，大多数医生在谈及肥胖时，就认定这种难以应付的症状必然是一种生理机能的失调，而不是精神品质失调的终极产物。纽伯格的观点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那些发胖的人有一种“变态的食欲”——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科学性”的表达，说明胖的人有摄入卡路里大于消耗卡路里的欲望，而瘦的人就没有这种冲动。纽伯格的结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肥胖者几乎都是饕餮者，以至于变得更胖。最终他成为了美国最杰出的肥胖学领域权威人士。
现象是这样当然没错，但是这与肥胖的原因风马牛不相及。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这些明显的问题依然无法解答：为什么胖的人会多吃？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控制他们的欲望？为什么他们不能像瘦的人那样适度饮食，参加锻炼？纽伯格时代的答案与时至今日留给我们的回答如出一辙：肥胖者自身不愿付出努力，他们缺乏意志力，或者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简而言之，如纽伯格所说，肥胖者具有“人类的种种弱点，诸如过于放纵、愚昧无知”。
在得到有力的科学数据支持之前，所有的医学判断都只不过是假设。但纽伯格对当时的医学界宣扬的是，要学会尊崇权威形象，不要随意质疑他们的医学判断。
二战后的几年中，至少在美国，纽伯格的话被那代本来不该那么糟糕的医生视为金科玉律。他们相信，纽伯格坚持的一定是对的，即肥胖和超重必然属于以下两种可能性中：一种是自小就受父母教导，吃下比人体所需更多的食物（纽伯格对观察结果的解释是，这点属于肥胖的家庭倾向）；另一种则可以把问题归咎于“意志薄弱与寻欢作乐的结合”。自此之后，这还真就成了主流的普遍看法，尽管它真是过于简单化、机械化，并且漏洞百出。
近年来，我们唯一改善的一点就是，专家在表达他们对减肥的观点时，不会再采用明显带有贬义的暗喻。例如，我们把肥胖称作“饮食失调”（这种说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普及），背后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肥胖的人缺乏意志力，我们只是说，他们没有像苗条的人那样好的饮食习惯。
20世纪70年代起流行的解释是，也许那些肥胖的人实在是无法抗拒美味食品的诱惑，而对告诫他们吃得差不多就好、别吃太多的专家指示无动于衷。这并不是简单地说他们缺乏意志力，而是表明肥胖者大脑中的某些想法更加顽固，这使他们和苗条的人相比，更难抗拒面包的香味或炸鸡的诱惑。肥胖者更有可能要一大份套餐并且坚持吃光，而瘦子从一开始时就不会点一大份，并不一定坚持非要吃完它。
20世纪70年代，医学界还出现了一种叫作“行为医学”的减肥治疗方式，就是用心理行为疗法来医治肥胖者。这是一种相当微妙的方法，行为疗法可以诱导肥胖者表现出像瘦子那样的行为，即适度饮食。当然，所谓“适度”饮食的量其实被定得足够少，这样才能真的减轻体重，推荐给肥胖者的饮食量要大大少于类似身高和骨骼大小的瘦子的摄入量。
这种疗法无一不是劳而无功。可是直到今天，许多人依然如故。倡导大家放慢进食速度就是一种典型的行为疗法，告诫我们不在除了厨房和饭厅餐桌以外的地方进餐则是另一种。
现在，仍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不说绝大多数吧——减肥领域的权威领头人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他们的专业知识在于神经和精神方面，而不是生理方面。你能够想象如果糖尿病患者是由心理学家，而不是由内科医生来治疗的话，会有多少患者因此枉死吗？然而糖尿病和肥胖症两者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大部分Ⅱ型糖尿病患者都有肥胖症状，许多肥胖者也发展成了糖尿病患者——以至于有些权威把这两种失调统称为“肥糖病”，就好像它们是同一块病理学“硬币”的两面，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
如我之前谈到的，如果把肥胖的蔓延归咎于“经济繁荣”或“有毒的食品环境”，当我们依然坚信减肥不成功仅仅是因为没有适度饮食才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从道德品质方面去找解决办法，同样，也会从道德品质方面为减肥失败找借口。如果餐饮业也需要为供应了太多可口诱人的食物负责任，这就进一步为肥胖者开脱了责任。我们坚信，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使我们发胖，并不仅仅是我们意志薄弱。那么，为什么同样生活在有害环境中的苗条的人没有发胖呢？答案仅仅是他们意志力超乎他人吗？
20世纪30年代，梅尔诊所的拉塞尔·怀尔德医生已经对纽伯格的“变态食欲论”提出了中肯的质疑。时至今日，当任何人企图把我们减肥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社会环境或餐饮业巨头时，我们仍然会问这个问题：肯定有一些食欲之外的因素控制着体重，因为肥胖的人群中大多数人一直在为减肥而努力。怀尔德写道：“尽管我们用种种诀窍来蒙蔽自己的食欲，比如说，进餐时喝鸡尾酒和葡萄酒，指望喝得多就能吃得少。事实上，烹饪艺术的全部技艺都是以设法使人吃得比需要更多为首要目标而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不该问自己，为什么并非所有人都肥胖？”如果我们中的有些人吃得多也不胖，他们为什么不会胖，为什么他们就是瘦？尽管“烹饪艺术的全部技艺”那样诱人，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能抵制肥胖？为什么有些人就不能？
1978年，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疾病的隐喻》，其中讨论了癌症、肺结核以及在不同时代通常随这些疾病而被社会“责备”的受害者的心理问题。“诸如‘疾病是由精神状态引起的，可以靠意志力治愈’这类理论，”桑塔格写道，“一直是对疾病的生理根本原因缺乏了解才大行其道的。”
只要我们相信减肥失败是因为吃得太多，因为他们摄入的卡路里大于消耗的卡路里，我们就自动把肥胖归咎于精神状态，是品行上的缺陷。我们完全忽略了同样重要的人体生理学。桑塔格纠正了这一点，指出对任何疾病抱有这样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当对品行的指责涉及“我们为什么会发胖”这个问题时，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着手处理肥胖带来的困境呢？如果少吃多动不能解决问题，指责肥胖者意志缺陷是错误的表现，那么，为了给减肥事业带来进展，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怎样做才能真正减肥成功？
这些都是我要在下一部分准备解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