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来访是我生活中的高兴事，而且整个农场都知道。
当丹尼斯·芬奇·哈顿的长途游猎接近尾声时，我会碰巧在一个早晨看到一个马赛年轻人金鸡独立地站在我家屋外。“‘白达’正在回来的路上，”他说，“他会在两三天内到这里。”
下午我走出屋外，一个农场郊外来的佃农托托正坐在草坪上等我，他告诉我：“河流转弯处有一群珍珠鸡。如果‘白达’来了，你要打给他吃的话，我可以在日落时给你们带路。”
我朋友中有些了不起的流浪者，对他们来说，农场自有其魅力，我猜是因为农场不会离开，无论他们何时来访，它都在这里。他们踏遍广阔无垠的乡野，在许多地方安营扎寨，现在，他们心满意足地以我的农场为中心，像沿着恒星的轨道坚定地公转一般绕着我的车道环行。他们喜欢见到熟面孔，我在非洲也始终没换过仆人。我待在农场渴望离开，而他们回到农场，渴望书本、亚麻床单和百叶窗大房间里的凉爽氛围。他们曾在营火旁冥思农场生活的喜悦，到达时热切地问我：“你教会你家厨子做猎人蛋卷了吗？彼得洛希卡的唱片和最近的邮件一起寄来了吗？”我不在家时他们也会过来住下，我回欧洲探亲时，丹尼斯就住在这里。伯克利·科尔称它为“我的森林度假屋”。
作为获得文明的回报，旅人们为我带回狩猎的战利品：可以送去巴黎做成大衣的豹皮，做鞋用的蛇皮和蜥蜴皮，以及秃鹳的羽毛。
为了取悦他们，我趁他们不在的时候照着老烹饪书，试验了许多奇怪的菜品，还想方设法让欧洲的花卉在我家的非洲花园里存活。
一次我在家乡的时候，一位丹麦老太太送给我十二个上好的芍药鳞茎，我把它们带进肯尼亚时大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植物的进口条例十分严格。它们刚一种下，几乎是眨眼间，就伸出了许多红色的曲芽，然后是茂密的叶子和圆形的花蕾。绽放的第一朵花叫作“内穆尔公爵夫人”，是一朵白色的大芍药，非常高贵典雅，散发出充沛的清甜香气。我把它剪下来，插在客厅的水里，每一个进屋的白人都驻足评论。哎哟，是朵芍药啊！但很快，其他花蕾都枯萎凋落了，只开了那么一朵花。
几年后，我在绮罗莫和麦克米兰夫人的英国园丁聊起芍药。“我们在非洲培育芍药没有成功，”他说，“而且也做不到，除非我们在这里找到进口的花球鳞茎，然后直接从花朵里取种子。飞燕草就是这么被我们引入殖民地的。”啊，这么说来，我本可以把芍药引进殖民地，然后让我的名字像“内穆尔公爵夫人”一样流芳百世；而我却把独一无二的花朵剪下来插进了花瓶里，未来所有的荣耀毁于一旦。后来，我常常还会梦到白芍药开花，看得我心花怒放，以为自己其实没有把它剪下来。
北部农场和镇上的朋友也来我家做客。土地管理局的休·马丁会从内罗毕过来陪我，他是一个有才气的人，精通世界上罕见的文学作品，曾在东方古国的行政机构里平静地生活，在那里培养出一种内涵，看起来像个心宽体胖的中国大佛。他引用伏尔泰的小说，称我为“天真汉戆第德”，他自己则是我的导师—农场上的“好奇博士庞格罗斯”。他坚定而平和地深信人性卑劣、宇宙可鄙的有罪论，而且对自己的信仰很满意，他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啊。他给自己搬来大椅子，坐下后就几乎不再挪窝。他举着酒瓶和酒杯在眼前晃，脸色安详而喜气洋洋，在那里传播讲述他的生命理论，它们像物质和思想的粼粼鬼火一般蹿升。这是一个与世无争却信奉魔鬼的胖子，身上带着魔鬼信徒们都有的清晰烙印，远比上帝的烙印清晰得多。
挪威来的年轻人—大鼻子古斯塔夫·莫尔往往晚上突然从内罗毕另一侧的农场过来奇袭我家。他是个活泼的农夫，无论从口头上还是行动上，他都比其他人对我的农产工作帮助更多。他精力充沛地随时做好准备，就好像以此说明农夫之间或斯堪的纳维亚人之间就应该相互卖命。
他一头冲进农场，头脑热得像火山熔岩。他说，他要疯了。在一个指望人人都能靠谈论公牛和剑麻过活的国家，他的灵魂饥渴难耐了。他从一进屋就开始讲，一直讲到午夜过半，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爱情、共产主义、卖淫、汉姆生、圣经，并且一直用很劣质的烟草荼毒自己。他没法吃东西，也不能听人讲话，我一插嘴他就会尖叫，怒火中烧，把他疯狂轻巧的脑袋凭空乱撞。他体内有太多东西要倾诉，但他说得越多，源源不断产生得也越多。突然间，在夜里两点，他词穷了。然后他就会平静地坐上一小会儿，脸上换上谦逊的表情，像个医院花园里的康复期病人。他站起来，飙车离开，再次准备好回到只有剑麻和公牛的日子。
当英格丽·林斯特龙能抽空从她自己的农场、火鸡场和恩乔罗的果菜园逃开一两天时，她就会来农场小住。英格丽才貌兼备，她的父亲是瑞士军官，她又嫁给了瑞士军官为妻。她和丈夫带着孩子来非洲快乐地探险、野餐，顺便想赚一把快钱。他们买下了亚麻田，当时亚麻一吨能卖五百磅，在那之后亚麻掉到了四十磅，而亚麻田和亚麻设备都一文不值，她只好投入全副精力为家族拯救农场，规划她的家禽场和果菜园，像奴隶一样卖命工作。在抗争期间，她却深深地爱上了农场、母牛、猪、土著和蔬菜，爱上了非洲每一小块属于她的土地，在一种无比绝望的热情中，她恨不得把丈夫和孩子都卖了来保住它。在坏年份里，她和我曾因为想到失去土地而在彼此的臂弯里哭泣。我喜欢英格丽来和我住，因为她拥有一个瑞典老农妇无所不在的、鲜明、讽喻的喜感，在她饱经风霜的脸上，你能看到北欧神话里的女武神瓦尔基里大笑时露出的有力白牙。全世界都喜欢瑞典人，因为他们可以化悲痛为力量，而且那么英勇，光芒四射。
英格丽有个基库尤老厨子，也充当仆人，他叫凯莫萨。他为她承担很多事务，把她所有的活儿都看作自己分内的事。他在果菜园和家禽场为她做牛做马，还为她三个小女儿充当保姆的角色，接送她们往返寄宿学校。我去恩乔罗的农场拜访英格丽时，她告诉我，凯莫萨整个人神志失常了，他放下手里一切活儿，为迎接我做了最盛大的准备工作，把她的火鸡通通杀光。他对法拉的过人之处印象深刻，英格丽说，他简直把自己与法拉的相识视作个人存在的最大荣耀。
恩乔罗的达雷尔·汤普森夫人在医生通知她只剩几个月的命时过来农场看望我，虽然我几乎不认识她。她告诉我，她刚从爱尔兰买了一匹小马，是个障碍赛能手，马对于她，就是生命的顶峰和荣耀，不管她本人是死是活。医生和她谈过话之后，她一开始打算发电报回家，不让小马过来了，但后来，她决定等自己死后把马留给我。我本来对这件事没上心，结果她去世半年后，那匹小马—“济贫箱”—突然出现在恩贡农场。“济贫箱”和我们住在一起后，立刻证明了自己是农场上最有智慧的生命。他相貌平平，矮矮胖胖，而且早就过了壮年，丹尼斯·芬奇·哈顿常常骑他，我不敢。但就是这匹马，凭借着完美的政治手腕和谨慎心态，以及对自身欲望的清晰把握，战胜了无数殖民地大富翁们临时牵出来的年轻骏马，赢得了为庆祝威尔士亲王驾临在卡贝泰举办的障碍赛。他带着一贯的镇定谦逊的风度和面貌荣归农场，带回一枚银质大奖章，并且在一个星期的极端焦虑后，在我家和整个农场上掀起了一股狂喜的胜利浪潮。六个月后，他死于马瘟，被葬在马厩外的柠檬树下，众人齐哀。他的名声流传下去。
巴培特老先生在俱乐部里的名号是“查尔斯大叔”，他常来和我一同进晚餐。他是我的一个挚友，而且在我看来，他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典范，放在我们的时代也如鱼得水。他曾游渡达达尼尔海峡，第一批登上马特洪峰，他年青时，可能是八十年代吧，曾是美人奥特罗的情人。我听说她把他彻底毁了之后让他走。他坐在我的对面，就像我正看着《茶花女》里的男主人公阿曼德·杜瓦尔，或是千金难买美人笑的格里厄骑士本人。他有很多张奥特罗的可爱照片，也喜欢谈论她。
恩贡农场的一次晚餐上，我对他说：“我看到美人奥特罗的回忆录已经出版了。里面有你吗？”
“嗯，”他说，“里面有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但我在里面。”
“她怎么写你的？”我问。
“她写道，”他说，“我这个年轻人六个月内为她散尽十万法郎，但她值这个钱。”
“你自己觉得呢，”我大笑着说，“你花这个钱值吗？”
他稍微思考了一下我的问题，说：“是的，花得很值。”
为了庆祝巴培特先生七十七岁的生日，丹尼斯·芬奇·哈顿、我和他三人那天一起去恩贡山顶野餐。我们坐在那里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愿意送给我们一对真正的翅膀，戴上后永远不能摘下，我们是会接受还是拒绝？
巴培特老先生坐着，面朝我们脚下无垠的乡野、恩贡山的绿地以及西方的裂谷，好像随时准备起飞遨游一样。“我会接受，”他说，“我肯定会接受。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思考了一会儿后，他补充道：“不过我认为，如果我是个女人的话，应该会好好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