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各党派的政治主张
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国际上，战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力量遭到削弱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力量得到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国被打败，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苏联进一步巩固，在东欧、东南欧以及德国东部、亚洲的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地区，开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亚非拉广泛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旧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瓦解，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和平、民主和独立已成为国际上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其次，战后国际斗争的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两个主要大国由战时的盟友变为战后的竞争对手，美苏对立的格局成为国际问题的中心。在世界许多重大问题上，美苏之间处于一种又斗争又妥协的状况。
大战中，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成为帝国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优势，在战后推行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在中国，它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妄图变中国为它的附庸。这种状况，对各国人民，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很不利的。但是，战后的美国也有很大困难。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改组任务，上千万士兵需要复员安置，人民反战厌战情绪极为高涨，根本不可能在战争宣告结束之时再动员人民支持对外用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后初期，美国一方面尽力用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办法，扶助蒋介石政府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恢复其在中国的统治权；另一方面又敦促蒋介石用政治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中共问题，企图使中国出现一个以蒋介石政府为中心的稳定的局面。
战后的苏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可能发动的对苏战争具有很高的警觉性。它在全球范围与美国的霸权政策相抗衡，对遏制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维护世界和平起着积极作用。但苏联领导人在对华政策中表现出民族利己主义，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力量过于低估，害怕因中国爆发内战而演化成为美苏的直接军事对峙。1945年 8月 14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的统一。苏联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中实行同国民党的妥协。
上述情况表明，战后国际形势既有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一面，又有不利的因素，其主流和发展趋势，是趋向缓和的。美苏在对华政策上的复杂关系，当时都不得不要求中国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这是促使战后初期中国一度出现和谈局面的国际因素。
在国内，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是战后国内时局发展的重大特点。经过抗战时期的大发展，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特别是日本投降后，人民革命力量在华北、华中和东北等地区迅速发展，在全国战略上处于极其有利的态势。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这一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政治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
但是，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顽固坚持内战、独裁和卖国三位一体的基本方针，竭力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蒋介石集团拥有一支 40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并缴获了 100多万名日军的武装，这支军队在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有很大加强。与此同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变接收为“劫收”，自身资本迅速膨胀。蒋介石集团的外资和外汇储备超过了以往。同时，战后国内外所制造的蒋介石为“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统区和沦陷区许多人对蒋介石抱有相当大的幻想。因此在美国扶植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垄断受降权，妄图把中国拖回到法西斯的老路上去，中国的内战危机极其严重。 1945年 8月蒋介石政府同时发出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命令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 15日，蒋介石又命令日军维持占领区的秩序，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在受降地区一时演出了蒋、日、伪大合流的丑剧。蒋介石不仅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而且要坚持独占 14年前由他拱手送与日本的东北，从陆海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
当然，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也还有很大困难。这是因为，解放区力量的壮大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愈来愈高，国际舆论均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南和西北大后方，作好内战部署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蒋介石在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1945年 8月，蒋介石连续 3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的武装进逼与和平谈判的反革命两面政策，适应了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具有相当大的政治欺骗性。
在此情况下，1945年 8月 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和团结三大口号，开始领导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力图利用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挫败反动派的内战阴谋。
战后初期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内战，迫切希望中国走和平民主和团结建国的道路，这是当时时局的主流。1945年 8月 15日，代表中间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等十项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 9月 3日，以文教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原民主科学社定名为九三学社。它提出了对时局的主张，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12月 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该会《宣言》指出，必须即刻停止以武力干涉人民的政治生活，充分尊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应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强烈愿望。12月 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它的主要成员是教育界和文化出版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它的会章规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主的愿望，他们是战后国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强大的和平民主潮流，不能不对战后一定时期的国内政局产生重大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
战后初期，国内时局发展存在着和与战两种可能。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深刻地分析形势，高举起和平、民主和团结的旗帜，制定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力图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建立新中国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基本方针的确定，体现了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和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
1945年 8月 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这将是一场很激烈的争夺战，并有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内战。据此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将人民革命武装迅速集中行动，迫使敌伪向人民革命力量投降，占领一切可能占领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努力扩大解放区。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将来阶段，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内战。
8月 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报告如实地估计了内战的严重性和限制内战的可能性。指出，出于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又由于不要打内战的一方面的力量还不足于制止要打内战的一方面，因此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报告也充分估计了限制内战的可能性，指出，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爆发时间，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报告要求全党要充分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报告强调了打败中外反动派应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以自力更生为原则。
从 8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国内时局的估计和党的对策都有了重大发展。8月 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会议认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建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和平、民主和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蒋介石的反动方针没有变，也不会变。但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有效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党要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在此背景下， 8月 2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任务，从而正式提出和平、民主和团结三大口号。次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必要的让步，以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同时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如果蒋介石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中共中央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是以革命的两面政策为基本原则，它既不是一个只准备打仗，不作和平努力的方针，也不是一个只靠和平谈判的方针，这是一个力争实现和平局面又对敢于来犯之敌坚决实行武装自卫的方针。这一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初期复杂纷繁的形势下，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国内斗争与国际斗争纵横交错、互相影响的情况下，始终能够把握正确的航向，指挥若定，挥洒自如。
1945年 8月蒋介石连续 3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虽然洞悉蒋介石的邀请有虚假的一面，但是鉴于战后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休养生息；又估计到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某些改革。因此，中 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8月 28日，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引起国内外巨大的反响。
从 8月 29日至 10月 10日，国共谈判正式举行。毛泽东同蒋介石就两党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多次商谈。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
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国民党坚持“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要把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统”到蒋介石手中。共产党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使谈判能够取得进展，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主动作出了重大让步。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同意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先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同意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和河南（不包括豫北）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和皖北解放区。但是，蒋介石仍顽固拒绝，以致无法达成协议。
为了促进谈判达成协议，中共代表团同各界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使中共的主张得到爱国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推动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国民党仅把谈判作为掩护其发动内战的一种手段。在重庆谈判的第二天，国民党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 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本》。9月初，蒋介石命令绥远的国民党傅作义部进攻察哈尔解放区，迫近张家口。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将其击退。同月，蒋介石又命令阎锡山集中 13个师的兵力，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地区，遭到上党地区军民的痛击，被歼灭 3.5万人。解放区军民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经过 43天的谈判， 10月 10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在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实行地方自治，进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但在解放区政权和国民大会问题方面没有达成协议，中央所领导的军队的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这次国共谈判，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从而延缓了全面内战的爆发；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议召开的党派会议，是战后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原则，挫败了国民党当局妄图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政治企图，又作出了合理的让步，取得了国内外舆论和中间阶层的广泛同情，这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重大胜利。当然，由于国民党当局拒不承认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军队问题也未真正解决，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和内战留下了伏笔。
《双十协定》签字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定，将江南新四军部队撤往江北，向全国人民表示了自己的诚意。但是蒋介石不但不履行协议的要求，反而在 10月 13日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内战密电，大举进攻解放区。至 1945年 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有 120万人，伪军 35万人，甚至有日军 35万人，总兵力达 190万人以上，仅 11～12月，内战遍及 11个省。这激起了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反内战的呼声更加高涨。
从 10月起，民盟等民主党派、团体纷纷发表言论，呼吁制止内战，撤退美军和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1月 19日，重庆各界 5000多人集会，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国统区人民以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1月 25日，昆明 6000多名大学生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军警骚扰破坏，各校学生次日起联合罢课。12月 1日，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冲进西南联大等校武装镇压罢课学生，死四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表示极大愤慨，纷纷对学生的正义斗争表示声援。在全国各界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让吴麟征“自请处分”。
从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成立到全国各地声援昆明学生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表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在迅速觉醒。从此，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和争民主的运动在国统区蓬勃展开。
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国统区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处境极为不利。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国民党有可能在内战中崩溃。因此，美国政府也被迫调整其对华政策，由公开扶蒋反共改为以“中立”、“调停”的面目出现。 1945年 11月，美国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从事调停工作。 12月 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赞同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12月 27日，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要求“停止中国内部战争”，建立一个“团结及民主的中国”，美国政府还表示在昀短时间内撤退驻华美军。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召开《双十协定》所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并向国民党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战的三项建议。经过多次会议斗争， 1946年 1月 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1月 10日上午，在重庆正式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左中右三种力量。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极力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及其附庸青年党则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大都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在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这些根本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点。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经常事先磋商，取得一致并在会议期间采取共同行动，打破了蒋介石孤立中共和瓦解民盟的反动方针。
根据政协会议的议程，成立了政府组织和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及宪法草案五个问题的分组委员会，分别提出议案。斗争的实质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斗争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
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国民党根本不想改变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妄图再次诱骗共产党交出解放区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是要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其一党专政，同时坚持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以保障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存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得到了中间派人士的支持。
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国民党提出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才实行政治民主化的反动主张。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提出，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也不应把其他军队都看成就是国家的军队。为了争取和团结中间派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在军队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同意了中间派提出的军党分离，军民分治，改造军队政治工作系统的主张；同时同意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二者并行，不讲先后。但是，共产党坚持了两条：一是国共军队必须分别整编；二是在政治民主化没有真正实现之前绝不交出军队。这样，既团结了中间派，又击破了蒋介石企图借“军队国家化”消灭人民武装的阴谋。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月 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争取了中间势力，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三、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和共产党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
国民党反动势力对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就十分仇视。会议还没有闭幕，他们就进行了破坏政协的活动。先后制造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血案”，并在一些大城市制造了反苏反共游行。1946年 3月 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一个推翻政协宪章原则的决议案。4月 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作长篇政治报告，又公开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并扬言，不承认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严正的揭露和批判。1946年 3月，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指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了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的谈话。
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积极部署全面内战，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在调解名义下，美国给予蒋介石集团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在美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有恃无恐地向人民革命武装发动军事进攻。美国政府用飞机和军舰把国民党军队 54万余人运到内战前线，从而使蒋介石迅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从 1946 年 1月到 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达 4365次，占领城市 40座，街镇 2577个，前后使用兵力 277万人之多。到 6月底，国民党已将其正规军的 80%调集到内战前线，完成了全面内战的部署。
面对战后初期复杂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平、民主和团结建国方针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整军练武，大力巩固解放区，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1945年 9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在于争取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实现这一任务，中共中央调整全国军事部署，调兵北上，挺进东北。 12月底，组成“东北民主联军”，任命林彪为司令，彭真为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深入广大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1946年 4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整军会议，新建了野战军的体制。到 6月，共组建了 24个野战纵队以及 14个野战旅（师），共约 61万人，另有地方军 60余万人，分属于各军区，担负地方性作战任务，完成了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从 1945年冬到 1946年春，各解放区还普遍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有些地区还展开反歼和清算运动。 1946年 5月 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极大巩固了解放区，支援了解放战争。
各解放区在 1946年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改善了人民生活，保证了军队的供给，为自卫战争的胜利进行提供了物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