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早在鸦片战争后期，中国的一些先进人士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曾经努力学习西方，他们力图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使中国摆脱落后而富强起来。维新运动兴起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开始较广泛地传入中国，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西方学说的目的是进行社会改良。因此，他们在书籍的选择和宣传解释上，都离不开资产阶级改良观点。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介绍过西方学说，但他们当时宣传和活动的中心是反清，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既缺乏创造性的研究，也缺乏系统的介绍。辛亥革命又没有能够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袁世凯上台后，为复辟帝制，公然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曾经被辛亥革命冲击过的封建文化阵地又被复古派占领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成了人们思想的桎梏。
既然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许多曾经拥护过辛亥革命又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痛苦的中国人，必然还要继续探寻挽救国家危亡的道路。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怀疑、失望和痛苦中反思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同时，发动了一场新的斗争，即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 1915年 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 1916年底由上海迁到北京出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先后成为《新青年》的编辑或主要撰稿人，他们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销独裁，反对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提倡科学，就是提倡西方 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破除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观察客观事物的观点，以及积极进取、奋起抗争的科学精神。
由于孔子学说是两千多年来封建思想昀集中的代表，是历代王孙贵族对人们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辛亥革命后，军销官僚都用尊孔读经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陈独秀等人针对这种社会现实，猛烈抨击孔教和尊孔思潮。他们指出，孔学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了“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鲁迅的《狂人日记》，则利用文艺作品的形式，揭露孔教是“吃人的礼教”，其危害“不减于洪水猛兽”。“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文化运动还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1916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昀先倡导对文学内容和形式进行新的改革，以适应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文学服务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革新政治。
新文化运动是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倡导和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斗争，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它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居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不可能给中国人民指出一条彻底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新文化运动仍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作为中
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旧文化以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新文化运动冲击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罗网，激励人们特别是知识青年追求真理的欲望和信心，从而为种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新文化运动还为 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了宣传鼓动的作用，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先导。
正当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新的一批知识分子千辛万苦地探索新的民族自强之路的时候，1917年 11月 7日，中国的近邻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推翻了沙俄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场革命使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了巨大的鼓舞，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尽管中国人从 20世纪初就知道并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但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力的武器，却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这样，就使 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
《新青年》逐渐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李大钊是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等一大批知识青年，也先后从这时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来他们都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有些人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领导人。
二、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基础上，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直接导火线则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9年 1月，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占的山东主权。和会拒绝讨论前两项要求。在讨论山东问题时，日本代表无理地提出，日本应无条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牺牲了中国。英、美、法在“昀高会议”上通过了对德和约中的山东条款，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和特权无代价地让与日本；德国在胶州领土内的所有动产及不动产归日本所有；德国在胶州领土内的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项档案文件移交日本。
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中国人民异常愤怒。1919年 5月 3日，北京学界、商界、军界、政界分别集会。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决定：联合各界力争中国权益；通电巴黎专使，拒绝和约签字；通电全国于 5月 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5月 4日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学界大示威。 1919年 5月 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3000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手持“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小旗，发表演说，宣读宣言。会后，学生们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一路散发传单，不少市民也加入游行队伍。队伍在东交民巷受到外国巡捕阻拦，转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家。盛怒之下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北洋政府派大批军警赶来镇压，抓走 32人。
从 5月 19日到 6月 5日，数千名北京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上街演讲，宣传反帝爱国的意义，宣传抵制日货、使用国货，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发行《五七日刊》，组织护鲁义勇队等。北洋政府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越轨”，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同情。天津、上海、长沙、南京、武汉、成都、广州、杭州、苏州、安徽、江西、山西、河南、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被捕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积极进行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
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唤醒了各阶层民众。6月 5日，上海日资棉纱厂工人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举行罢工，上海商界宣布总罢市，5天之内，上海便有 50多个工厂的工人参加了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人，行业包括纺织、造船、机器制造、卷烟、造纸、海员和铁路等，整个上海陷于瘫痪。在上海工人的带动下，罢工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京奉铁路唐山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九江、天津、南京、济南、长沙、武汉、杭州以及一些中小城市的工人和各界民众也相继举行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活动。这样，五四运动便发展成有爱国学生、广大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 22个省的 150多个城市。
全国人民的斗争，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严重威胁到北洋军销的统治。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
但是，斗争并未结束。 6月 17日，北洋政府电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拒签和约成为五四运动又一个主要目标。 20日，山东各界请愿团到京，先后在总统府和国务院前请愿，表达了山东人民拒签和约的强烈要求。山东人民的请愿活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和支持。27日，天津、山东、北京、陕西等地代表在京联合请愿，同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人士召开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接到 7000份拒签和约通电，警告中国代表团，“如违民意，当与曹、章、陆同论”。28日，旅居法国的华侨和留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团住所。中国代表只得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实现了它的直接斗争目标，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首先，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发生在十月革命后，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所依据的理论武器已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已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标已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次，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加入斗争行列，起了决定性作用。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一支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从五四运动开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三，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