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求实、求是。北大人的优秀在于他们能把自己的事都看做平凡的事情，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保持一种平常心态，几十年如一日做着自己的事业，最终取得傲人的成绩。下面就说一个北大人真实的例子：
郇中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他的《马克思主义史》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通史，于1997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还有《中外奇辩艺术拾贝》，1993年获新闻出版署编辑二等奖，1995被评为优秀畅销书。
20世纪50年代后期，十五岁的郇中建离开首都，到山西农村插队。他也跟大家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田间地头懵懵懂懂地过了一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得知邻村一户人家中藏着很多书，而且大部分是线装书，于是辗转借到，就着昏黄的灯光孜孜以读。他读《三国》、读《水浒》、读四书五经，单调辛苦的农村生活因此而增添了无穷的滋味。这对于他来说，也许该算是一种幸运吧。凭着广泛涉猎的习惯，他读了《矛盾论》、《实践论》，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甚至读了《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从此他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7年恢复高考，兴奋至极的他在每天都要出工、农场不提倡复习的情况下，利用吃饭和晚上收工后的时间，啃完了中学六年的课本，他要把握住生命中的这次转机！他要报考，而且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
他如愿以偿。十年插队生活，使郇中建对求学的机会分外珍视。“书要一字一字地读，一本书起码要读五六遍才能掌握它的要旨和精华。”这是他的切身体会，以至于后来，有的时候老师出了考题，他都可以记起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出现在哪个出版社出的哪本书的哪一页上。
20世纪80年代初，在大学讲台上工作了两年的郇中建回到母校读研究生。这个时候的他，既要做好一名学生，又要担当起做父亲的职责。于是，他每周都从学校借十几本书回家，一面照顾孩子，一面读书。为能两全，他每天只有在照顾孩子睡下后，一小段、一小段地记下自己的想法，然后让爱人拿回家整理，整篇论文就这样诞生了。
研究生毕业后，郇中建到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名编辑。当时，这是一个清贫的职业，而他对这份工作始终是一片痴情。郇中建说：“做一个好编辑最重要的是看得开，淡泊名利，用一颗超然的心面对各种诱惑，甘心为他人做嫁衣。”
编辑工作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性劳动，编辑的研究成果和劳动成果总是通过别人的成果体现出来的。一部好作品问世时，人们或许只能注意到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很少有人会想到幕后默默辛劳的编辑。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要矢志不渝地守着一方精神的净土，需要很大的定力的。此时，郇中建大学时的同学有的从国外载誉归来，有的已是声名在外的学者，也有的官运亨通，还有的成为商海弄潮儿，而他所拥有的只是40多万字浸透心血的书稿。
面对金钱、名誉和地位，他是淡然的。他常说：“人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但是如果他为自己的消费欲望所支配，那他就不会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对我来说，只要对得起自己干的事，在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回头看到自己编的书能站得住脚，这就是最大的满足了。更何况，编辑工作本身就能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
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说编辑是一部书的第一读者，能够对作者的原始思想进行把握，可以修改作品，为自己的学习和提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编辑又是幸运的，因为能同许多老学者、老教授沟通了解，领悟他们思想深处的东西。而最有意义的是，一个敏锐的编辑可以发掘作品中刚刚萌芽的思想，凭着长远的目光和冒险的精神扶持它发展起来。这样的挑战和创造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正是这份执著，使他在十年的编辑工作中很快成长起来。
作为北大的学子，郇中建的身上继承了北大那种平实和谦逊。对于个人的成绩，他一直不愿多谈。他认为，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人总是要往前看的，特别是对于一个被“文革”耽误了十年的人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要尽可能多做一些事，而不要一味地欣赏自己。他只觉得，生命中更值得记忆的是恩师对他蒙昧的思想的启迪，是父母对他自始至终的希冀，是爱人情深意切的支持和理解。从他们身上，郇中建无时不感受着默默奉献、不求索取的精神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