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23日）
最近，好多同志的发言中都讲要把我们的国营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搞活，把它的生产搞上去。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中全民所有制经济是骨干力量。要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就是要把国营企业搞上去。按财政部统计口径，全国现有预算内企业22.9万个，其中工业企业5.6万个，大中型企业1.2万多个。现在看来，这5.6万个企业是一个主体，特别是1.2万个大中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想法集中力量，不遗余力地改变目前这些企业所处的状况。
过去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到十年生产就翻了番。在国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由于急于求成，经济过热，造成了经济工作上的一些无序状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些无序状态原因很多，有宏观调控能力弱化的原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老实说，我们在宏观调控上存在着失误，该管的事情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事情管多了。这个里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机制上的问题。现在看来，有的同志提出在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同时，还要把所有权与调控权分开，这恐怕有点道理。不完全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应该是所有权、调控权和经营权的问题，怎么样把这三者关系处理好是问题的关键。由于体制的问题，地方搞保护主义，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同时，在宏观调控上确实有一个决策失误而无人负责的问题。应该说，最大的效益是决策的效益，最大的浪费是决策的失误。可是在宏观管理上，往往是决策失误而最后无人负责。怎样建立经济决策的责任制度，对于改变我们经济工作中的无序状态，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由于体制的原因，以及习惯势力的原因，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的好政策最后难以落实。我们不知发了多少文件，要给企业自主权，最后却落实不到企业去。对于11条，有的人讲，有些不敢落实，有些不好落实，《企业法》中规定的企业的13条权利，看来绝大部分难以落实。所有这些使我们的经济工作遇到重重障碍，企业缺乏应该有的活力，改革措施不配套，各说各的，有的相互牵扯，好的政策难以落实。这属于企业的外部环境问题，需要改善。中央下了决心成立生产办公室，就是想与体改委配合解决这些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反复强调要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搞活企业，不能只靠改善外部环境，主要还是靠内部，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好政策有因为客观原因难以落实的，还有由于主观原因而落实不好的。宝钢的经验值得重视。我在几次会议上讲过宝钢的作业长制的经验。宝钢不只是把钢铁工业的先进装备和技术引进来了，而且引进了经营思想和管理经验，不仅重视硬件，更重视软件。宝钢的建设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提出来的，当时有不同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一直是议论纷纷。我去了几次，宝钢的同志很有感慨。我说送一句诗给他们：“毁誉不惊弥天勇”。
在现代管理方面，管理专家常讲，企业除了看得见的经营资源外，如人、财、物等等，还有看不见的经营资源，管理就是看不见的经营资源（当然，还有科技进步）。对成套引进建设宝钢，开始引进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高起点。我国许多钢铁厂，不仅设备老化，而且效率和效益都相当低。宝钢要有一个新的起点，是中央决心引进装备和管理的原因。这一点值得我们所有的企业深思。我们常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企业要有一个高起点，要有一个高目标，用高起点来保证高目标。一个企业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对于企业的发展要有雄心壮志，这是任何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60年代毛主席曾亲自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当时非常振奋人心。现在宝钢人均一年产钢187吨，再过几年要达到300吨。300吨就是国际水平。宝钢最终要达到400吨的高目标。宝钢原来设计4万人，现在只用3.2万人，4万人也是先进的。“五个一流”就是雄心壮志，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把我们的企业建成世界一流的企业，每个企业都要有这样的目标和这样良好的精神状态。吉化瞄准的国际目标是杜邦，把这作为奋斗目标，这一条非常重要。
关于社会化协作。大工业没有协作是不行的。过去一直是“企业办社会，政府办企业”，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政府管的事都是企业的具体问题，企业管的事越来越带有政府行为。我曾听一个从法国回来的进修生讲，法国也学中国企业办社会。这是笑话，法国无非是增加一点职工福利，与企业办社会是两码事。张兴让曾经找我谈过，他把他的企业一分为二，属于社会服务方面的业务活动，另外成立一个公司，有法人地位，原来的企业就集中精力搞生产。两个企业有关系，但在桌面上还是一是一、二是二，属于经济体关系。我很受启发。企业都应该这样做。在大的体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企业不能无所作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一方面使企业去掉了办社会的包袱，集中力量抓生产；另一方面对发展第三产业起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每个企业都这样办的话，第三产业就发展起来了。这对于把企业搞活是带有战略性的关键问题。
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一贯管理。北京松下显像管厂也是这样，我看过，他们也强调这一点，主要的管理权限和业务都集中在公司，每个人都有专职。这个厂的总经理是日本人，副总经理是中国人。总经理下面设部。公司规定，如果部长是日本人，还可设一个中国人做副职；如果部长是中国人，就不允许再设副职。目的是防止人多不办事、“九龙治水不下雨”。4月份我到安阳与北京松下有关系的一个制造厂，厂长向我诉苦说，副职太多，有八个副经理，除少数是真正干事的以外，其余都是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刚好是“九龙治水不下雨”。本来管理不错的，现在糟了，废品率提高了。机电部的同志讲现在这个厂已经停产整顿，尽管投产还不到一年。集中一贯管理，要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组织结构，不能搞那么多副职，一部门只能由一个人负责。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关于企业领导只讲了厂长、三总师和党委书记这五个人，没有讲副厂长。而现在企业中往往有一大堆副厂长。社会化大生产要求职工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不能瞎指挥，而副职过多恰恰会造成这种局面。
第四条是作业长制，强化基层管理。过去学大庆时强调两个面向、五到现场，上层为基层服务，机关为现场服务。现在看起来这还不够，根本的还是要加强基层，过去也曾经想过如何加强基层，如划小核算单位，将总厂的权力层层下放，但仍然存在问题。钢厂是一个连续性的生产单位，划小核算单位将增加各单位之间的扯皮。实行作业长制为加强基层管理找到了一条路子。宝钢把作业长叫做“小厂长”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负担六项任务，有相应的权力，能够指挥现场作业，使车间的机构大大精简。这才真正能够强化基层建设。
除了以上四条外，最后一条讲建设职工队伍。宝钢提出四项目标，比“四有”具体了。例如，不仅要有文化，技术也要精。把经济搞上去，取决于企业的素质，素质不高就没有高效率、高效益，企业就搞不上去。必须把全体职工的整体素质提高，使企业职工真正在企业中处于主人翁的地位，担负起主人翁的责任，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只要把事情交给全体职工，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应该注意的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淡薄了，这是危险的。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这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一定要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
另外谈一下对宝钢经验的看法。
宝钢把软件引进来，加以消化吸收，首先应该肯定。不能把宝钢现代管理经验看成是日本搬来的经验，而应看成在引进软件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对它认真地进行消化吸收而形成的东西，是宝钢整个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宝钢生了根、开了花。不再是原来日本企业的经验了，而是宝钢的经验。无论形式、内容都具有中国企业管理的特色。所以应该像重视首钢、武钢的经验一样重视宝钢的经验，把宝钢的经验进一步总结提炼，把它作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重要经验在全国推广，首先是在冶金企业推广，然后各企业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来吸收宝钢的优点，作为自己营养的有益成分，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管理。各大企业都要从宝钢经验中吸取教益、得到启发、创造新的经验，来丰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