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回纥人的帮助，唐朝政府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而回纥人也没空手而回，掠走了大批百姓当回报。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因此结束，地方藩镇割据，中央宦官专权，民间起义不断，整个晚唐时期都在这种混乱中。
藩镇的强大是庶族地主势力发展的表现，各藩镇节度使为了保持和巩固本镇大土地所有者或大庄主的利益是藩镇出现的主要的经济原因。可见，均田制的破坏使得长期以来把持政局的门阀大族阶层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庶族地主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力量。这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唐朝的集权专制，最终导致了府兵制的崩溃。大批的均田农民成为流民，他们被迫成为庄田主的租佃农。不仅要向庄主缴纳租赋，还得为庄田主服各种杂役，进行无偿的劳动。庄田经济的发展，使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增强。大庄主拥有大量财富，并招收流亡的农民到其庄田内劳作，直接影响了皇帝的财政收入，使其不得不依靠地方。于是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强大，各藩镇节度使独占本镇财赋不入于朝廷。
唐玄宗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等极高的权力，安史之乱后，连内地也设有节度使，且各节度使拥兵自立，不服从朝政以至于叛乱，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而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对于唐政府来说是很可怕的。安史之乱后，藩镇实际上就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强大的藩镇甚至可以任意任免管辖区的官员，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减免农民的税收，而且，藩镇管辖下的税收是比唐王朝税收要少的。而更重要的是，藩镇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是他们能够长期割据一方的保障，但也成为了唐中央的离心力量。这些军队经过安史之乱后，大部分都是节度使自己创建起来的，节度使岁这些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这些将领都很有经验，士兵的军饷又丰富，军队的战斗力很强。与此相反的，唐政府经过安史之乱后，军事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军队都被各藩镇掌握，朝廷没有一支力量可以作战，正因为这些原因，藩镇割据的几面长期存在唐王朝的统治之下，他们就像蛀虫那样，蚕食着唐王朝这片土地，随后来几个皇帝共同努力下稍稍改变了这种情况，但也只是打击皮毛，只是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
自安史之乱后，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疑忌将帅，开始用自己宠信的宦官统帅禁军。唐肃宗后，各个藩镇都以宦官担任监军之职。唐代宗时委任宦官为枢密使和宣徽使，这样，太监不仅内外有兵权，又在中央政府中掌有草诏宣制的权力，北司（宦官衙署）成为与宰相（又称南司、南衙）争权的重大政治力量。至此，兵政大权，宦官皆牢牢掌握，他们不仅能“口含王宪”吓唬人，而且完全能诏由已出，甚至对于皇帝也是随心所欲，想立就立，想废就废，想杀就杀，宪宗、敬宗、文宗最终皆死于太监之手，而且，肃宗之后，唐朝几乎所有皇帝的继位均由太监拥立，只有哀帝是唯一的例外，不过没多久唐朝也亡了。出乎先前唐帝“设计”意料之外，宦官虽自己不能当皇帝，但可以废杀皇帝，作王朝真正的主人。而且，这些被阉割的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往往变态、残暴、贪财，不仅在京城强买强卖，恣意取索，在外面也广占良田、巧取豪夺。
皇帝想收回宦官的权利这就爆发了“甘露之变”。结果事败，此次事变的大臣遭到诛杀，达数千余人。甘露之变后，宦官一直牢固地掌握军政大权，君主的废立、生杀也是掌握在宦官手中。“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中书、门下省官员入朝都与家人辞别，因为说不定何时就会被杀。甘露之变说明，宦官势力已经非常强大，根子很深，朝廷已经没有办法除掉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持朝政，为非作歹。
而东汉时能与官宦对抗的士大夫阶层在这时本身也是分裂的，原因还是因为专制集权。唐朝的科举诞生了一个新的庶族的官僚阶层，这就和原本的门阀贵族产生了矛盾，臭名昭著的党争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牛李党争”，即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之间的冲突，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其实与其说李牛两党的是政见不和，还不如说是权力之争。甘露之变后南衙（官僚）完全为北司击败。牛李党争的两派官僚集团，已经完全依附于宫廷中宦官势力之下。而后朋党之争更为激烈，两派都与宦官势力勾结，这场斗争促使朝廷内部更加陷入混乱和分裂。
看到这里明眼人都能看出，唐朝的日子其实已经不多了。最终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巢农民大起义，瓦解了唐朝的统治。进一步打击了中央实力和地方门阀大族的势力，使得一批新军阀打着镇压黄巢、勤王的旗号纷纷崛起，从此开始，地方割据势力形成。这有点像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形势，都是打着维护中央政权的旗号搞地方割据。实际上唐朝的的灭亡完全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是统治者自己咎由自取。
在黄巢起义被镇压的二十年后，唐朝最终被起义的叛徒朱温所代替，李唐皇族全部被杀。907年，朱温废掉了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建立了“梁”政权，史称“后梁”。
中国人所发明的“火药”实际上指的是“黑火药”，这种火药的用途，性能都有限的很，有说法是道家炼仙丹时偶然炼出来的。而真正导致了军事变革并对历史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火药”是欧洲人发明的“黄火药”，并大规模地用于工程和军事，是整个近现代军事工业的奠基石。黄火药跟黑火药之间完全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其一开始就是从一条独立的路线发展起来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体系。
黑火药的制造方法只是简单地将硝石，硫磺，木炭等几种天然物混和在一起，是一种混合物，属于物理范畴。而且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经验主义的积累。黄火药的制造方法是使用化学合成手段，是一种化合物。黄火药的产生发明出来是有近代化学科学作为理论基础的。而且，即便是黑火药，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
中国学者宣称：在十三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和西方人并不知道有“硝”这种东西，证据是阿拉伯人将硝称为“中国雪”，说明硝是从中国传来的。而这完全是荒谬的，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难道因为印度人发明的数字系统被称作“阿拉伯数字”，就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吗？而事实上，早在公元八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大师扎比尔。伊本。海扬(Gabir。ibn。Hayyan)就已经知道“硝”了，并已经能够制造硫酸，硝酸，这是有明文记载的。所谓“十三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和西方人并不知道有硝”完全是谎言。而这时候，中国的原始火药还没有出现，希腊火却已经使用几百年了。因为英语中“硝”这个单词就是直接来源于希腊语。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作战时，就曾经将硫磺等混合物点燃后作为攻城的武器。这时就已经出现了“希腊火”的雏形。这类简单直观的原始技术，对于任何具有同等智力的民族来说，都是很容易被认识到的，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从炼丹术的活动导致了火药的发现这种说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西方的炼金术传统比中国的炼丹术历史悠久，技术上更复杂得多，配制希腊火药的几种矿物中就有一些是炼金术常用的药品。西方更早地发现了同类型的火药是毫不奇怪的。
希腊火药后来传到西欧和阿拉伯，并衍生出中世纪的火药。并在明代随着火绳枪的传入同时传入中国。《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是明确写着火药的发明人是罗杰。培根。黑格尔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