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西晋的二十万逃难大军被刘渊手下大将石勒击败，士兵们难逃一死，随行的众多高级官员和宗室四十八个王爷也全部被杀死。同年，匈奴兵攻破西晋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氏的祖坟也惨遭挖掘。公元316年，匈奴部队又攻破了长安，俘获了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正式终结了西晋王朝短暂的统治。公元308年，匈奴人刘渊正式称帝，迁都平阳，国号为汉，史称匈奴汉国。
西晋最后的两个皇帝，都先后被俘，一个负责牵马，一个负责倒酒，但是最终还是被杀。全体王族宗室全部被抓，被送往北方不知所终。匈奴人在与汉人的战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他草原民族也迅速跟进，被称为五胡乱华。
五胡指南匈奴、鲜卑、羯、氐、羌。羯是北匈奴的一支，是唯一的白种人，氐、羌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支派，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鲜卑头一次在历史上登场。匈奴在中原地区横行无忌，破坏力惊人，洛阳长安等大城经过战火的洗礼后，除了名称未变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整个十六国的暴君昏君层出不穷，所以天灾人祸之下，北方汉人几乎灭绝。
史书上说南匈奴大单于被曹操囚禁后，派汉人管理匈奴部落，但是按照五胡乱华时南匈奴的组织和规模来看，这个记载应该是不可能是真的。传统观点认为这和西晋的内迁政策有关，其实不把这些民族迁入内地，以中原地区的混乱，照样会被入侵，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十六国政权中有十三个政权是由胡人建立的。这些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无一例外都是短命政权。在西晋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匈奴和羯族政权内部，统治民族和汉族群众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它们被迫采取压制汉人的民族分治政策，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化了********，匈奴、羯族政权也因此迅速衰亡。
刘渊时设单于左辅、右辅，专治理胡人。所谓胡人即泛指北方诸少数民族。其子刘聪继位后，进一步健全胡汉分治制度，以子刘粲为大单于，设左右辅，各管六夷10万落，每万落置一都尉；另设左右司隶，专治理汉人，各管20余万户，每万户置一内史，共43内史。其实质是依靠和利用匈奴及其他胡人贵族压迫汉人。羯族首领石勒建立后赵，也设内史专治理汉人，另置大单于镇抚百蛮。后赵抬高羯族地位，称为“国人”。严禁称“胡”，凡胡物都改名。鲜卑建立的后燕政权在后期也实行胡汉分治政策。羯族建立的后赵有一条规定：胡人劫掠汉族士人免罚。在这条鼓励抢劫的法律条文之下，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汉族大臣也常常被抢。
沿用魏晋官制是这些胡族政权封建化的政治保障。这些胡族政权基本上沿用的是魏晋官制，保证世族做官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是决不允许任何超越、摆脱王权支配的力量存在的。因此当政局恢复稳定后，为了重建中央集权，各胡族王朝便开始利用政策手段来抑制、削弱地方豪族的势力。
氐族在苻氏的领导下，在北方逐渐崛起，氐人和羌人是古苗人西迁后的不同分支。苻健的父亲苻洪开始依附后赵的石虎，冉闵杀胡羯时关陇流民多数依附，苻洪得以发展壮大起来。351年春，苻健在长安建国，史称前秦。苻健的侄子苻坚夺取政权后，在名相王猛的帮助下迅速强大起来，陆续消灭鲜卑慕容部前燕、前凉、鲜卑拓跋部的代国后，终于统一了北方。对于********，前秦废除了胡汉分治之法，诸族杂居，互相融合。很多民族都跑来归附。
苻坚刚夺得政权后的前秦四面受敌，王猛的战略思想是先稳定西方，使无后顾之忧，再图东方。富国强兵的前秦政权度过瓶颈期后，王猛亲自率军消灭了北方最大的对手前燕政权。可惜不久积劳成疾的王猛未能完成统一的心愿就早早离世。次年苻坚消灭前凉和代国，信心大增不顾群臣反对，决心南下消灭东晋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肥水之战，而结果就是前秦的百万大军在遭遇东晋谢玄领导的北府兵时一触即溃惨败收场。
前秦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不是偶然的。前秦统一北方只是军事上暂时的统一，内部政治不稳，不少来投的各族上层分子怀有野心。除关陇地区较为繁荣外，其他统治区的经济还未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内民族关系复杂，军队内氐人甚少，绝大多数是被迫出征的汉人和其他族人民，军心不稳。苻坚骄傲轻敌，战前认为东晋不堪一击；临战时又惊慌失措。加之缺乏周密的计划和指挥失误等，所以战败。这场战争中，东晋是以少胜多。强敌压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有所缓和，君臣一心，共同对敌。南方军队由北方侨民组成，训练有素，并且与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有杀亲毁家之仇，有保卫江南，规复中原的愿望和决心。世家大族为代表的谢安、谢石、谢玄等临危不惧，捕捉战机，指挥正确。
淝水之战，前秦只是战役上的失利，如果前秦政治稳定，苻坚聚集后续部队八九十万人，与长江中游的慕容垂军及益州的姚苌部再次进攻，结局未可预料。但由于前秦内部********尖锐，淝水之战后，姚苌回到关陇，招动羌族反秦，慕容垂也回到燕国故地重新建国，苻坚因此一蹶不振，逃回长安，不久兵败被姚苌所杀。王猛临死前特意交代要小心姚苌这种外族野心家，此时也得到验证。东晋趁势将其控制地区扩大到黄河南岸。北方又陷入各族混战的局面。
五胡乱华影响深远，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汉人胡华、胡人汉化，两种文化融合。其实汉人胡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皇帝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包括胡人的服装、胡人的帐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饮食、胡人的乐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兴起了汉人胡化之风。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高潮。
胡人发明的坐椅，被汉人称为“胡床”。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坐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五华乱华后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
在政治上，胡人统治者对其他的非汉人，即使不是自己的族群，也觉得亲切一点。因此，胡人帝国与中原四邻的心理界限相当模糊。胡人觉得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是他们感觉比较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庇护，往往比汉人政权更为积极。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迅速扩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胡人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