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皇帝而言，社会是否平等，文明是否进步，人民生活是否幸福，都不是重要问题，如何才能最大掌握权力，而又能把权力一代代传下去，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比如秦始皇想从始皇帝传到万代皇帝。
汉朝的诸侯王权力很大。因此当西汉顺利的度过王朝初期都会遇到的瓶颈阶段之后，摆在面前的封国就是最现实的一种威胁了。
首先，汉朝诸侯王是有领土的。其次，诸侯王在国内可以自认官员，除了丞相由中央指派之外，其他官员自己说了算，这就意味着可以独揽大权，把丞相架空。第三，国内的税收都是自己的，除了过年的时候上点贡之外，其他都是诸侯王自己的。第四，军队，诸侯王国内的军队有诸侯王统领，而且军队不受大汉中央朝廷的调遣。第五，门客总多，春秋战国时的士人遗风犹在，进不到中央的人才可以选择归附封国。
早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部署，如何集权收回权利。在贾谊的建议下汉文帝把亲儿子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尽有淮阳故地；分齐为六国，立齐悼惠王刘肥的六个儿子为王；迁淮南王刘喜于城阳，分淮南故地为三国，立淮南厉王刘长的三子为王。至于为什么没有进一步清理一些规模更大的诸侯王，是汉文帝认为时机未到。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他的儿子汉景帝。
汉景帝上台后急切的采用晁错的建议“削藩策”。首先将诸侯王们的封地减小，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这时候诸侯王们只好自己，以吴王刘濞为首，开始了所谓的“七国之乱”。
中国人的思维很奇怪，皇帝专制集权就可以，诸侯们自保就有罪。明明是皇帝挑起战争，史书上却成了诸侯谋反。绝对的权利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诸侯们反对的是专制制度，封国的存在会最大程度避免专制和腐败，中国人也不会活的那么辛苦。
结果七国刚一起兵，大惊失色的汉景帝就急急忙忙在大街上腰斩了晁错。明明是皇帝自己想要集权，但是却把忠心耿耿的晁错这些人推到台前当替死鬼，可见专制的君主确实没什么好东西。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爆发仅仅三个月就被平定了，吴王刘濞被杀，其余六王被迫自杀。吴王刘濞是七国之乱的主角，因为他失败了所以被认为是草包人物，并不是这样。早在高祖时，淮南王英布造反，二十岁的刘濞作战就十分勇猛，所以消灭英布后刘邦才立为吴王。政治上刘濞也很有才干，苦心经营自己的封国，其治下百姓不用纳税，可谓国富民富。刘濞死后至今在扬州有庙宇供奉，可见其确实是深得民心的人物。
七国的失败首先他们之间并不齐心合力，而西汉政府可以统一调动。而吴国作为七国的的主力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吴国的几个将军都很厉害，但是他们的正确意见却不被采纳，延误夺取胜利的最佳时机。反观西汉方面汉景帝充分的信任周亚夫，给予了充分的权利。周亚夫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
《史记》上说刘濞谋反，实际上成是王败寇因为他失败了。刘濞只不过是要夺权，赢了一样是刘家的天下，他又不会把百姓掳到北方放牧，根本就谈不到破坏国家统一，这就像后来明朝朱棣夺权一样，赢了的话司马迁上就该写刘濞是真龙天子了。
胜利的汉景帝下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首先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其次他继续推行贾谊制定的计划，先后分封了13个皇子为诸侯王。然后下令取消诸侯王任命封国官吏的权力，并不准他们干预封国内的政治事务。至此，诸侯王国虽仍然存在，却与郡一样成为中央直接统辖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了，诸侯王由于失去了政治权力，其身份也和大地主相差无几。至此专制制度的确立已经无人可挡了。
到了汉武帝时，则采用了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汉初诸侯王的封地、爵位只能由嫡长子一个人继承，其他庶出子弟得不到一寸土地。推恩令，则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诸侯的封地越变越小，最后消失不见。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马上开始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鼓励告发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一半。于是告发一发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业家庭全都破产了。汉武帝仅仅是通过告发和没收财产一项，就“得民财以亿计”。贪官污吏趁机鱼肉其间。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上层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数量，达到十多万人。文景之治培育出来的繁荣的民营工商业，就此被毁灭。
汉武帝抢了民间工商业者的财富，一是打仗，重奖将军们。元狩四年，赏给卫青、霍去病黄金五十万斤。经由汉武帝，巨量的财富由民营工商业者转给了将军们。除了打仗用钱外，就是汉武帝自己大量挥霍，盖宫殿和游苑，大搞祭祀活动，四处巡游天下，“取好女数千人，以填后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汉武帝把文景之治多年积累的国力，把工商业者多年创造的财富，短短几十年就耗干了，西汉王朝由盛转衰。
到了汉武帝时期，一直不受欢迎的儒家机会终于来了。这时完善中央集权制的第二步出现了，这就是思想上的集权，也就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21岁的汉武帝大权在手，真正实施了独尊儒术的政策，结束了文景之治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取代了“以法治国”。“以德治国”被朝廷表述为“德主刑辅”。“刑”是有明确的条文规范的，“德”是什么呢？从董仲舒倡导并实践的“春秋决狱”可以看出来。
所谓春秋决狱，就是按孔子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这是一部历史著作，一部历史书怎么能成为判决案子的依据呢？照董仲舒的说法，因为这部历史书是以“德”为基本原则的。依据历史著作判案，官吏的自由裁量权可大得不得了，官吏因之贪赃枉法，国家治理章法全无。结果就是“上请”制度的出现，重大案子，向上请示皇帝定夺。有一帮熟读古书的文人在旁帮忙，皇帝要从史书中找出任何一条合乎自己心意的典故。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直接结果，就是皇帝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皇帝的意志就成为法律，名为“以德治国”，实为皇帝集权专断，这是极端的人治。汉武帝、董仲舒通过独尊儒术，绕过了文景之治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继承和发挥了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治传统。
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和独尊儒术配合的是汉朝大规模的焚书。说秦始皇焚书，实际上都是烧的民间的书籍，秦国的国家图书管理都有保留。后来又说被项羽烧咸阳时全烧了，但是，《史记》明确记载，萧何一到咸阳，立刻尽收秦书。这说明项羽并没有烧书，反而萧何是把书保护起来了。
所以真正的焚书都是汉武帝时期干的，而被黑锅的是秦始皇和项羽。还剩下没烧的就是大规模的篡改，后世看到的秦朝之前的历史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和原作相去甚远。这就是专制的必然的后果，权利作用就是掩盖事实和真相。明明是统治者用思想奴化人民，背黑锅的却是孔子。儒家学派的观点虽然有问题，但起码孔子的出发点还是好的。而这些大权在握的君主一个好东西也没有。汉武帝在位期间不断的穷兵黩武，摧毁了经济拖垮了国家，实际上是西汉的终结者。后来汉武帝因为想长生所以吃仙丹，反倒被毒死了。秦皇汉武结局竟然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