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期待中日黄金时代——袁宝华在日本《先驱者》杂志招待会上与

木场先生的谈话

木场：先请袁先生介绍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和国有企业管理的现状，以及中国的企业如何纳税。

袁：我先谈一谈中国的企业如何纳税吧。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10多年，税制建设不断完善。以往，国有企业——中国称公有企业，实行统一的税制；集体所有制企业即非国有的民间企业，按一定的税率纳税，所以税制非常简单。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个体企业很少，束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个体企业发展较快。

最近几年，主要抓了对国有企业的税制改革。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几乎都实行利润全部上交的做法。实行改革开放后，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率纳税，剩下的利润再按一定的比例上交。因为国有企业是公有的，所以交完税后剩下的利润也得上交。

非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按规定的税率纳税，税后的利润归企业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红利分配。个体企业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政府采取鼓励的政策，所以税负较轻。中外合资企业，前几年免税，后3～5年减税。对于新成立的集体企业，也实行减税3～5年的政策。

国有企业的利润几乎全部上交，而对新开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企业及中外合资企业，为鼓励其发展，实行减轻税负的政策。所以，目前国家的预算主要靠国有企业的税金及上交的利润。谈中国的税制，不能脱离企业的所有制。无论怎么说，中国的税制还很不成熟。中国只有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地去健全完善。

还有税收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也急需提高。5年前，国家税务局局长来找我，希望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税务专业培养人才，我提议放在人民大学的经济系或管理系中。税务局长不满足，在东北的长春建了一所税务大学。

个体企业，如小摊贩，赚了大把钱，不交税或偷漏税的现象较突出，矛盾指向税务局长，他们找我诉苦衷。由于税法不完备，纳税者有空可钻。税务工作人员的水平低，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不懂税法，受贿案件接连不断发生，纳税者照章纳税的观念淡薄。也就是说人们的纳税意识赶不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所以必须广泛地开展税法教育。

木场：收税对国家来说是一场永远打不完的战争。

袁：1978年，我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中有几位经济学家，如现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还有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之一的孙尚清。

木场：孙先生与竹内宏先生曾合著《中国的乡镇经济》一书。

袁：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邓力群先生等。在日中经济协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中国是否允许外商到中国投资？”现在，连中国的小学生都能回答这个问题，是否允许外商到中国投资，谁都知道。可是，当时对我们来说则是一个不能简单回答的问题。刚才提到的几位经济学家坐在我两侧，谁来回答？如何回答？经过短暂的耳语，我出面回答：“你提的问题事关重大，我们要认真研究。”次日，日本的报纸登出“袁先生说中国将认真研究利用外资问题”的消息。代表团回国后不到半个月，邓小平先生向世界宣布：“中国衷心欢迎外商来华投资。”

木场：袁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类拔萃的经济政策通，能否利用这个机会谈一谈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

袁：新中国诞生是1949年10月。是年6月，我调到东北地区的工业部工作。1952年，参与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那年，我随周恩来总理访苏，与苏会谈帮助我们制定五年计划，在莫斯科待了10个月。我们去苏联时，斯大林还健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

木场：日本出现了斯大林冲击，股市暴跌。

袁：访苏期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14位干部分别给我们讲解制定五年计划的方法。我国的国家计委将我们带回的讲义整理成册。相当一段时期，我们按照苏联的模式管理运作经济。

1958年，我们试图突破苏联模式，进行了改革，出现了3年所谓“大跃进”运动。从那时起，我们感觉到苏联模式怎么也不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文革”结束后，我们总结建国后的经验教训，作出走中国自己道路的结论，提出吸收世界各国对我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学习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是全人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晶。经过这么一段波折，我们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

经济发达国家中，我们特别研究了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刚才提到1978年我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主要目的是学习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TQC）。日本是学习美国的质量管理，结合日本的国情，发展为全面质量管理的吧。

1978年，代表团访日回国后，组建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同时成立了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大量地培训干部。最初，培训对象是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经委主任、副主任级干部，后来扩大到大中型企业的厂长。开展培训干部工作，主要是考虑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必须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

1978年访日时，没有机会与日本税务方面的人士接触。1979年访美，会晤了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人士，他们送给我一本厚厚的税法资料。当时正值洽谈合资开发北海石油，我们没有适用于合资企业的税法。于是，我们把在华盛顿会晤的美国有关人士介绍给我国的财政部，请美方人士帮助我们制定出合资企业税法。后来，我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的干部访日，与大藏省建立起联系渠道。

要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相应地修改税法。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现实情况是税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木场：国家计委还有吗？

袁：有，但工作有些改变。

国家计委现在主要负责制定长期规划。所谓规划，不是具体的项目，是指发展方向的。

现在指导性计划只占20%左右。中央指令性产品，一度曾高达400种，现在已降到27种。企业必须面向市场。现在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变得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共同合作的大基础。中国若不吸收外国的长处，就阻塞了11亿国民的生路。中国曾经历过土地归人民公社所有的年代，结果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生产停滞不前。解散了人民公社，土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承包经营后，农民起早摸黑下地干活了。同样的地，还是那些同样的人，政策改变了，效果就大不一样。所以，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木场：1992年中国经济景况不错。听说中国改革开放过快过热，需要调整几年再步入发展轨道。1992年2月邓小平先生视察南方后，改革开放又加快了步伐。

袁：是这样。1992年夏季农业收成是历史上最好的，达到9750万吨；工业生产比1991年同期增长17.9%，到5月底，出口比1991年同期增长14%，进口增长21%，外汇储备超过200亿美元，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木场：现在的数字说明经济景况较佳。与原苏联相比，中国一边坚持社会主义，一边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进行大胆的试验，引人注目。

袁：我们仍然要和困难作斗争，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准还不能说高，企业数量增加，大部分企业仍缺乏活力，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资源配置及企业经营还不尽合理等。我想应当参考日本原国铁和原电信电话公社民营化的做法。此外，还必须引进高新技术。

1978年那次访日，日本的经济运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来日本，正逢中日邦交恢复20周年，会见各界的知名人士，切身感到需要学习日本的经验。

木场：即使面临很多困难，但贵国前景远大光明，愿我们中日两国携手合作，迈向太平洋的黄金时代。袁先生公务十分繁忙，能光临出席，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