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上午9时，我和武钢首任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一清的爱人陆青一起，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
临行前，《冶金报》总编助理李树龙给我介绍袁宝华的基本情况后说：袁老的脑子特好使，记性特好。他有记日记的习惯，说完后再整理一遍，然后工工整整地誊一遍。你跟他汇报，他连数字都记下来，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两年甚至三年后，如果你再跟他汇报，再提到这些数字，如果你说的跟上次的不一样，他会忽然打断你的话，一挥手说：不对，你说的数字不对。说完，他会翻出当年的笔记本，指着那个数字说：看，看，我说你说的不一样嘛。令汇报者惊得目瞪口呆，不得不佩服他的好记性，也佩服他的脑子好使。
真有那么好的记性吗？带着这个疑团，也带着对他的尊敬，我们推开了他在国家计委的办公室的门。
敞亮的办公室里，袁宝华从宽大的办公桌后迎上来，笑哈哈地伸出手来。这手厚重、有力，使人分明感到他身上的活力。
76岁的袁宝华一头白发，整齐地向后梳着，梳得一丝不苟。白眉毛下是一双有神的眼睛。圆的脸上没有他这个年龄应有的老年斑。大约1.76米的胖胖的身材，上穿宽松的夹克衫，浅色的衬衣，领上的扣子扣着；下穿灰色的裤子，脚蹬北京人爱穿的布鞋。俨然一副忠厚长者的形象。
我告诉他，受周传典同志和《冶金报》的邀请，我赴京采写李一清的报告文字。因袁老是原钢铁局的领导，我请他谈谈李一清和武钢建厂的情况。
袁宝华连声叫好，说：“应该写，应该写，这是武钢的创始人，是一个实干家。”
听他那底气很足的回音，我问：“你是河南人吗？”
“对，我是河南人。”说完，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武钢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要建的。三年恢复后，要发展新中国的经济，对钢铁基地要重新部署。北有鞍钢，南方仅有上海和重庆的几个小钢厂，需要在华中建一个大的钢铁厂。条件是有矿山。旧中国有汉冶萍，就是大冶的铁矿、萍乡的煤矿和汉阳的铁厂，是张之洞搞的。开始筹建时是依托大冶钢厂，搞华中钢铁公司。52年8月，我作为随员跟周总理赴苏联，谈援建中国项目问题。开始时是140项，后加了16项，共156项。我跟李富春在那里住了十个月。开始，他们不赞成建华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政治原因，因为华钢在台湾飞机轰炸的范围内，另一个原因是大冶铁矿探明的储量只有5000万吨，不够建大厂。我当时代表重工业部参加谈判。苏方是主管冶金工作的计委副主席，是一个乌克兰人。”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
袁宝华一怔，说：“记不清了，我查查笔记可以告诉你。”
我心里一怔，他果然有笔记。然而，我实在不忍耽误他太多时间，就说：“算了，算了。没有这个必要。”
他接着谈了起来：“当时，我们终于说服了他，理由是北方有鞍钢、还要建包钢，因此必须有华钢。他答应第一期搞150万吨，总规模为320万吨。这样项目就定下来了。53年6月，我从苏联回国，到钢铁局工作，先到大冶铁山，与陆达一起考察。当时地质部派专家黄懿带队勘探，他们搞了两年，发现储量超5000万吨，而且外围还有矿点。接着，商量谁来搞华钢。包钢已确定由杨维负责。杨维推荐李一清搞华钢。一清是中南局常委，财委第一副主任。主任是邓子恢。重工业部向陈云写报告，陈云批示同意。于是，确定由一清负责，接着是选厂址。一清也参加了。54年初，苏联派设计组来，组长叫别良契可夫，副组长叫格里高里杨。他们勘察后，在大冶下陆一带选了厂址。也考察过大冶钢厂能否发展，因太狭窄，没有发展余地，放弃了。还考察了长沙一带。湘江水特别好，水很清，悬浮物为零，可惜水量小，只能走500吨的船。另外选了武昌纸坊、油坊岭、徐家棚等厂址，由于条件差，徐家棚地势低洼，放弃了，一共选了7个地方，最后定在青山。理由有三：其一，紧靠大城市武汉，便于建设。其二，紧靠长江，便于运输和取水。其三，离矿山不远，修条铁路就能运矿了。确定在青山，就和二汽打架了。因为一机部的苏联专家组已确定二汽厂址在青山。当时，二汽厂长是刘西尧，湖北省委副书记，筹建主任是李先念，中南局第三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官司打到李先念那里，他也不好办。二汽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叫西秦斯基，他带着一机部专家组去争，我带着冶金部专家组去争。争执不下，苏联派贸易部第一副部长卡维尔来裁决。他曾经参加过156个项目的谈判。我们陪着他到多地看了156个项目中的大部分项目的厂址，还乘船到大冶。最后，卡维尔确定华钢厂址在青山。作为组织决定，一机部的苏联专家组让步了。这一让，把二汽推迟了10年。这是54年春天1、2月的事，当时天下着雨。”
“54年选定青山后，华钢改名武钢。冶金部专家组高兴得不得了，说他们胜利了。说汽车厂哪儿都能建，钢铁厂必须建在这里。于是，破土动工，把青山的石头山剥掉了，开山填塘。确定了武钢后，中央下大决心从中南五省调来大批干部，如袁振、韩宁夫、魏伯、王厂等。一清抓武钢，他可是个实实在在干事的人。咱们都干过第一线的工作。建设初期，困难多，条件差，真是没日没夜，要掉几斤肉，可谓不辞辛劳，倾其全力。调那么多工人和干部，还有工程技术人员，直到58年1号高炉投产。整个工程是顺利的，质量是好的。58年12月，我在武昌开会，住在洪山宾馆，还见到一清。60年12月，他到了新中南局还是很关心武钢。人是有感情的，对武钢，像对自己生的孩子一样。”
他谈得那样顺畅。将近40年了，时间、地点、人名、事情经过，清清楚楚，历历谈来，如数家珍，使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惊人记忆力。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看了表已近11点，而且后面还排了两批人要见他，我们只好告辞。
听说一清正在住院，他紧紧地握着陆青的手说：“请代我向他问好。要多多保重。”随后，他又问：“他住在哪里？”
“北京医院内科二病室5床。”
“好，我记住了，找时间我去看他。”
我见没有拿笔记录，心想，他事那么多，会不会忘记呢？转念一想，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的记忆，还像当年那样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