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丧无礼
三国魏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258年的一天，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府邸，正有一场大型的宴会。到会的客人中，有两个不得不提，一个是当时的司隶校尉何曾，另一个就是当时任大将军府从事中郎的阮籍。宴会上，何曾一开始看见阮籍，气就不打一处来。为什么呢？因为阮籍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按照儒家丧礼，他应该守孝三年（一般25个月），根本就不该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出现。
为什么何曾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第一，何曾所任的司隶校尉一职本来就是监察官，京城所有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看阮籍不顺眼，其实也是职责所在，本能反应。第二，何曾本人是一个以礼法自居的人，当时被称作“礼法之士”，也就是“道德先生”。据说他年老之后，每次与老伴儿见面，都要端正衣冠，相待如宾。更好笑的是，每年他还会和妻子搞几次参拜之礼，自己一本正经地向南而坐，让老伴北面对着自己，拜两拜，再敬酒，两人酬酢一番后，礼仪结束。可见此人是个多么迂腐刻板的家伙！
估计阮籍也看到何曾那阴云密布的脸了，但他假装没看见。一开宴，他就大吃大喝，旁若无人。这下何曾更受不了了。因为按照丧礼，孝子服丧期间是不能饮酒吃肉的，阮籍这么做显然是没把孝道放在眼里，或者说，是没把何曾这个“风化警察”、“礼法楷模”放在眼里。于是何曾就气呼呼地对司马昭说：“眼下明公您正在以孝治天下，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而且喝酒吃肉，如此居丧无礼，应该处以流刑，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以弘名教！”
从维护纲常礼教的角度看，何曾说的也没错。汉代以来，统治者无不标举“以孝治天下”，不孝之罪，在当时重则杀头，轻则流放，都有先例可循。当时在座的宾客想必都为阮籍捏着一把汗。司马昭看了阮籍一眼，对何曾说：“嗣宗因为丧母之痛已经不像个人样儿了，你不能为其分忧倒也罢了，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人在服丧时因为有疾病而饮酒食肉，本来也是符合丧礼的！”
司马昭说阮籍有疾病，并非空穴来风。阮籍到底生了什么病呢？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阮籍很可能是服用五石散的，而我们知道，吃了五石散必须要饮热酒，多吃冷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服药之人当然就可以视为有病之人。有病之人居丧期间饮酒食肉是符合礼教规定的，因为儒家丧礼不赞成“灭性之孝”，灭性就是把自己弄得要死要活，你如果因为悲痛，竟然把自己给“消灭”了，那是一种更大的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这是一种合理的推测，但并无文献证据。
第二，就是在母亲去世这件事上，阮籍虽然无视礼法，但事实上是痛苦之极的，他得的是“废顿”之病，废顿就是因为过度悲痛，身体垮掉了，以至于僵卧不起。阮籍三岁就失去父亲，母亲守寡、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母子情深，自不待言。有记载说：阮籍母亲将要死去的时候，他还在和人下围棋，对方知道这情况后，要求停止下棋，阮籍不肯，非要下完不可。这似乎是有些铁石心肠，但他下完棋后又饮酒三斗，放声号哭，吐了好几升血，精神萎顿了好久。
还有一个记载说：阮籍的母亲将要安葬的时候，阮籍竟然蒸了一头小猪，就着猪肉喝起酒来，而喝酒吃肉都是违礼的行为。这次阮籍只喝了二斗，就去和母亲的遗体做最后诀别，那一刻，阮籍万念俱灰，嘴里只说了一声“完了！”就嚎啕大哭，刚号了一声，又吐出几口鲜血来，再次瘫倒在地。这都说明母亲的死让阮籍悲痛欲绝。
司马昭说阮籍有病，大概因为他知道阮籍在母亲的丧礼中，曾两次吐血，死去活来。
居丧无礼的阮籍到底是不是个孝子呢？要我说，阮籍不仅是个大孝子，而且是个不可多得的性情中人。在阮籍看来，亲情乃是人伦至情，本乎自然，根本不须繁文缛节来证明，居丧无礼，不等于不孝，反过来说，礼数周到，面面俱到，也未必就是真孝。阮籍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乱世，礼义廉耻早被当权者抛在脑后了，而他们却在宣扬什么礼法名教，不过是为了瞒天过海，欺世盗名。慧眼卓识的阮籍看透了这一点。既然礼已崩，乐已坏，我何必要做那帮窃国大盗的应声虫呢？
所以，酒对于阮籍来说，只是一个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是全身远祸、保全性命的工具，也是反抗礼教、张扬自我的工具。
礼岂为我辈设？
阮籍不仅“居丧无礼”，还对“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礼教发起大胆挑战。
有一次，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阮籍就去和嫂子道别。这事儿放在今天再正常不过了，可在当时，就可以说是大逆不道。为什么呢？因为儒家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礼记·曲礼》甚至说：“男女不杂坐”。但阮籍可不管这些。他隔壁邻居有一位少妇长得很漂亮，开了一家酒馆，自己当垆卖酒。阮籍就经常和王戎一起去喝酒。阮籍一喝醉，就躺在老板娘的身边呼呼大睡。这自然引起老板娘丈夫的怀疑，于是就在一边严密监视，可到后来，他发现阮籍真是睡着了，并无非分之想，于是也就释然。阮籍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男女不杂坐”的礼法束缚。
《礼记》对叔嫂之间也有规定，就是“叔嫂不通问”。这样的伦理规定在战国时代就受到过质疑，比如《孟子》一书中就有一段对话。有个叫淳于髡的人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吗？”孟子回答：“当然是礼了。”淳于髡马上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如果嫂子溺水了，又不会游泳，小叔子要不要伸手救她呢？这问题就像母亲和媳妇掉到河里，你到底先救谁一样是个两难选择——伸手拉嫂子吧，就违背了礼；见死不救吧，就违背了基本的人性。怎么办呢？
孟子果然是圣贤，回答得非常干脆：“嫂溺不援，是豺狼也。”首先肯定必须要救。然后解释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固然是礼；但发生嫂子溺水的特殊情况，援之以手，这是合理的权宜变通之计。也就是说，礼固然是礼，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碰到救死扶伤的事情，是可以变通的。
可惜的是，像孔子、孟子这样通达的圣人不能永远活着，他们死后，理论的解释权便被历代统治者垄断了，儒家礼教渐渐变得僵化、迂腐、甚至缺乏人性。所以，对于“竹林七贤”这样的乱世精英来讲，他们要做的功课就是拨乱反正，这也就是嵇康所说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超越名教礼法的局限性，听凭自然本性和内心情感的召唤。
像阮籍就是，嫂子要回娘家，他偏要去道个别，这事传出去后，就有人讥讽他违背礼法。这个时候，阮籍开始发飙了。他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礼岂为我辈设也？”——礼法这玩意儿，难道是为我这样的人设计的吗？这话是很自信也很自傲的，其潜台词有两个：第一，礼法从来就是统治者给被统治者设计的，他们要别人遵守，自已却往往逍遥法外。解释权永远在他们那里，还不许你质疑。说穿了，这是骗子统治哑子！第二，礼法这劳什子压根儿“忽悠”不了我这样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所以你用你法，我行我素，咱们两不相干！
这句话可以说是魏晋名士最具个性解放精神的宣言，充满了先知先觉者的大智和大勇。阮籍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反礼教的“钉子户”，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对于那些不符合人性的礼法教条和强奸民意的“霸王条款”，每个有尊严、有人格的人，都有大胆说“不”的权利！所以，阮籍虽然经常喝醉，却有一份常人没有的清醒。
那么，为什么魏晋名士喝酒能喝出如此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深度？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奥秘呢？
醉里乾坤
上一讲我们主要讲了酒与礼的关系，并通过阮籍的饮酒故事，交代了魏晋饮酒之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酒从“成礼”的工具变成了“越礼”的工具，从群体性仪式的道具，变成了个性解放、自我张扬的媒介。酒在阮籍哪里，甚至还是躲避政治高压、保全生命的工具，酒是阮籍的“保护伞”、“挡箭牌”、“避雷针”和“烟幕弹”。
而且，我老觉得，阮籍的酒量虽然尚可，他的身体却可能很糟糕，特别是他的胃——你想一个大醉过六十天的人会有一只好胃么？母亲的死曾让他两度吐血，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说，那属于典型的“胃出血”症状。所以，阮籍的饮酒尽管不乏幽默，却让我们笑不出来。因为里面充满了乱世中知识人的无奈、痛苦和血泪！
但是，如果阮籍和刘伶在一起，喜剧效果就要大大增强了。比如，阮籍听说步兵指挥部的厨房中存有三百石好酒，他便向司马昭请求去做步兵校尉。所以阮籍后来就有个别称，叫阮步兵。其实，阮籍做这个官，是醉翁之意不在官，而在酒。他一进步兵府的官衙里，便叫上刘伶一起畅饮。别人是朋友做官，自己来“帮忙”或者“帮闲”，刘伶倒好，他是“帮着喝酒”！
那么，刘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从外表来看，刘伶应该是“竹林七贤”中长得最对不起观众的一个。《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身高六尺，换算一下，不会超过今天的一米五，也就是说，刘伶的身高大概和十岁的小孩子差不多。不仅如此，刘伶的容貌还既丑陋又憔悴，这就有些祸不单行了。因为先天不足，刘伶的生活态度当然不会很积极，“悠悠忽忽”可以理解为优哉游哉，马马虎虎；“土木形骸”，不是说形骸像土块木头，而是说，他视自己的身体为土块木头，毫不在意。在意又有什么用呢？胎里带的东西，没法更新换代啊。
矮小、丑陋、憔悴、邋遢——这就是刘伶给人的第一印象。
但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如果咱们中国酒文化要找个形象代言人，我肯定投刘伶一票。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与酒有关的杰出人物，像陶渊明、李白、苏轼等等，他们不是诗人就是文豪，都不是单靠酒出名的。完全靠喝酒爆得大名的，数来数去，只有一个刘伶。而且，刘伶喝酒，不仅喝出了文化精神，喝出了人格魅力，而且还喝出了哲学深度，喝出了“行为艺术”！
别的不说，刘伶愣是通过喝酒，把天地宇宙都喝得小下去了，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甚至都装不下他那又瘦又小的肉身！《世说新语·任诞》篇有一个非常着名的故事：
刘伶尝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刘伶常常不加节制地喝酒，任性放纵，有时甚至在家里赤身露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裸奔”。有人推测，刘伶之所以喜欢做这样的“天体运动”，可能和服药有关，因为吃五石散的症状之一，就是身体发热，穿衣服越少越好，甚至有人大冬天就敢一丝不挂。但我以为，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拿刘伶来说，硬说他喜欢“裸奔”是因为吃了药，那简直是太小瞧人家的精神境界了。为什么？因为据我观察，这个身矮貌丑的刘伶，却是个心胸极其宽广、个性极其张扬的人。可以说，他身体上类似“侏儒”，精神上却形同“巨人”。这样巨大反差的人物，你找遍中国历史，恐怕都找不到第二个！
有记载说，这个刘伶“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梁祚《魏国统》）。又说他“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书·刘伶传》）。“细宇宙”也就是“以宇宙为小”的意思。也就是说，刘伶一高兴的时候，常常就得意忘形——这个成语对刘伶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真是一得意就忘记了自己“袖珍型”“迷你型”的身材，竟然觉得茫茫宇宙都太狭小了，万物尽可以等量齐观，彷佛自己成了一个可以俯瞰地球的“巨无霸”！
我们接着刚才的故事说——刘伶正在家里“裸奔”，正好有人来访，被撞见了，客人就责备他，大概是有伤风化之类的话。这时候，刘伶终于把他那鲜为人知的精神世界暴露出来了，他振振有词地说：“我把天地当作房屋，把屋屋当作衣裤，我倒要问问，你们怎么跑进我的裤裆里来了！”言下之意，明明是你们进入我的“私人空间”来偷窥我的隐私，怎么反倒说我有伤风化呢？仔细想想，刘伶竟能把天地当做房屋，把房屋当做衣裤，这是多么大气磅礴的宇宙观和时空观！这是多么广大、多么张扬的自我意识！这种思维方式多么富有哲学内涵啊！
刘伶不仅有实践，还有一套理论。在他的唯一一篇传世之作《酒德颂》里，刘伶表达了自己的时空观和宇宙观，他写道：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行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说有一个大人先生，他把天长地久只当作一天，把一万年只当作片刻；又把太阳当作门，把月亮当作窗，把天地八方作为庭院中的通道；这个大人先生出外行走，没有一定轨迹，居住也没有像样的房屋，“幕天席地”，就是把天空当作帐幕，把大地当作席子，从心所欲，随遇而安——后来“幕天席地”就成了一个成语。刘伶还说，这个大人先生无论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饮酒的器具，酒壶酒杯，一应俱全。“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是说他只是沉湎于杯酒，把喝酒当作正事，不知道除了酒，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