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具有优秀的史学传统，但是传统史学也有自身的不足。西学东渐之后，这些不足日益暴露了出来。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一文中，最早对这些不足进行了分析，并号召创立一种新的史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新世纪，新史学”。因此，梁氏的这个号召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开始了中国史学的新时代。
史料和理论是史学的两大基石。新史学要做到“新”，就必须在这两方面都与传统史学有明显的不同。这次“新世纪，新史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胡适说：“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而梁启超则指出新史学必须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即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换言之，要在史料和理论均有突破，才会有新史学。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原因如傅斯年所言，即“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因此“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在史料工作方面，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但事实上是到了清代，我国传统史学在精密审定史料方面已有长足进步，特别是乾嘉学派更将此项工作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学派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对文献文本使用内证、外证的训诂考据方法进行充分考证，以求得真实。而“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乾嘉学派的这种作法，与19世纪欧洲的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该学派兴于19世纪初期，通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纪末，以伯伦汉1889年撰写的《史学方法论》为标志，考证学已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根基。因此吴承明总结说：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由于中国传统史学有乾嘉的根底，因此与近代西方史学在史料学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
但是在理论方面，情况却有颇大不同。不重理论，乃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并非只是负面的，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以前，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是具体事件的经过，而非一般现象，因此很少需要理论。同时，当时尚无社会科学出现，当然也无法从社会科学中引入理论。
但是，从近代史学的角度来看，不重理论确是传统史学的致命弱点。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吴承明先生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后），由于突破了历史主义的束缚，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史学才从艺术转变为科学。
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对史学如此重要呢？
许倬云先生指出：“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我们对过去的知识，是我们取舍整理有意义的事件，以我们的认识加以贯串，用我们能够理解的逻辑解释过去”。这种逻辑，也就是理论。它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为历史提供了框架。历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重现过去。但是过去的状况并不只是一大堆散乱无序的史实。要把一大堆散乱无序的史实建构成一座立体的大厦，就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构想技术。而这种构想技术，就是以许氏所说的逻辑（或者说理论）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种构想技术，要建构这样一座大厦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布罗代尔的名言“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是非常正确的。
上述情况，在我所从事的经济史这一领域中表现最为明显。凯恩斯曾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经济史学属于史学，研究对象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但是，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就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正因如此，如果他们使用的理论有问题，结果是这些学者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因此，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确实是“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
由于不重理论是传统史学的主要缺陷，因此20世纪的新史学运动，中心任务就是把理论引入史学。这一点，从梁启超对新史学的诠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倡导的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实际上是以近代西方史学为蓝本的。近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越来越依靠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因此梁氏在《新史学》一文中大力鼓吹史学研究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即“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新史学运动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旋律。自梁氏提出新史学的口号以后，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学已变得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新史学已经大获全胜。但是，今日我们确实又一次面临着“新世纪，新史学”的问题。而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相同，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史料和理论方法两方面都受到严峻挑战。
在史料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宣称“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事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从根本上否认作为史学基础的传统史料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攻击不乏合理之处，不过整体而言，这种攻击还不足以对史学构成重大威胁。
在理论方法方面，情况却大不相同。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是把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史学，依靠之进行研究，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史学本身。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理论方法发生变化，那么史学也难以不受影响。20世纪是一个社会科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其结果是“19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这个剧变使得我们用于构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也发生了动摇，因而对于史学产生了空前的冲击，导致了全球性的“史学危机”。这个危机开始于1960年代，到20世纪末达到高潮，其矛头主要就是针对构成以往史学研究基础的理论方法。因此国际性的史学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史学理论方法的危机。
由于当前的史学危机主要是理论方法的危机，因此要摆脱危机，就必须不断地改进史学的理论方法。换言之，必须全面检讨原有理论方法，扬弃其中已经被证明不合理的部分，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方法。在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中，国际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检讨与探索理论与方法的浪潮。这正是历史学力图克服危机、争取生存和发展的表现。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史学已是国际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全球性的史学危机中，我国史学也难以置身事外。对于如何对付这个危机，现在学者们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如果要使中国史学“转危为安”的话，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危机，而不能回避之。因此，在21世纪初，虽然中国史学已变得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和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一样，面临着“新世纪，新史学”的问题。
面对危机，进行新的探索是唯一的出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危机对于史学的发展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认识过去的实践是一个过程，我们在此过程的某个阶段上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随着认识方法的改进，我们总会发现过去的认识有缺陷。只有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使得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尽可能地接近真实，史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在新世纪之初来预见新史学的特点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必须秉承上一次“新世纪，新史学”的战斗精神，正视今日史学所面对的严峻挑战。巴勒克拉夫说：“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史学发展的最大敌人在于史学家自己，因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面对危机，史学家只有积极应对，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消极逃避，因为“静止等于死亡”（勒高夫语）。同时，我们也要发扬上一次“新世纪，新史学”的主要思路，努力探讨和改进理论方法，拓展史料种类和来源，提高我们建构和解释历史的能力。虽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要完完全全地重现历史可能只是一个永远的梦，但是随着赖以重现历史的史料的不断丰富和构想能力的不断改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向这个目标接近。这也正是每一次“新世纪，新史学”之所以有必要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我国最重要的史学专业研究机构，向有史学研究的“国家队”之称，在自成立之日到现在的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一直引导着我国史学研究的方向。在当前对于“新世纪，新史学”的探索中，也一定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为我国史学在21世纪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