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黎社长说正在筹办的《四川扶贫开发报》已经得到了谢世杰书记的批准。剩下的工作只是上面的刊号还没有批下来。所以，我当时就信以为真了。这也是我1995年留在成都打工，1996年整整大半年都舍不得离开成都出省打工的主要原因（9月至11月份我曾由扶贫职介所介绍到新疆去捡棉花）。
当时，扶贫职介所肩负着办报任务是确有其事的。因为办报用的印刷纸都堆积了半间屋。还有一些办报的资料和手续，我都亲眼看过了.
扶贫职介所能够搞职介我想也是仰仗着办报的资格，来经营点收入把！因为当时还有校办企业之类的说法。
记得以前我到扶贫职介所玩耍，一个到扶贫职介所来求职的人要先看证件。小李马上就把各种证件都拿出来给那位求职者看。哪位求职者看了之后，才交的报名费，职介费。可见他也是一位被歪职介坑苦了的人。大概他以前上当受骗太多了吧！
其实，找得到工作与找不到工作与证件多少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是看职介所的业务联系得如何。只是证件齐全的职介所，歪不到哪里去，因为害怕被投诉。在收费上还是比较合法的，在帮着找工作上，还是要负责任一些的。因为他们珍惜正规职介所的荣誉。
那些没有证件的歪职介，今天骗了你的钱，明天就可以关门或搬家。你人都找不到，又在哪里去投诉呢！
1995、1996年我在没有工作的求职时期，曾多次到扶贫职介所去找工作。其中一次曾遇到一个人来与扶贫职介所进行业务联系。由于他想搞职介，又办不到证件，就只有打有证件单位的招牌。可是打本县市的招牌，人家又不肯，就只有打一家省会城市，证件都齐全的职介所的分支机构招牌。于是他们就联系上了扶贫职介所。当然，招牌不能白打，必须要付费给扶贫职介所。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扶贫职介所比蜀泰那样的职介所的证件都还要齐全。光是出卖招牌就可以赚点钱。当然，也只有证件齐全的职介所，才有资格到县市去办分所。
如果说，我1995年留在成都打工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投稿，而等待扶贫报办成功当记者，还只是我的第二希望。
那么1996年我留在成都打工的主要原因，可以说，主要就是等候四川扶贫开发报办成功后当采编；而继续留在成都投稿则已降为我的第二希望。
可是到了1996年中期，我到扶贫职介所去打听办报的事，已有人唉声叹气起来，说出了办不起的话。但是我这个局外人却希望能够办起来，我当时是不是咸老婆子在淡操心呢！
其实，办报纸的人才就不具备，又怎么能办得起报纸来呢！据郎所长和黎所长说，只有小李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两个领导只是省委的退休老干部。至于其他的工作人员则是临时招聘来的。可能是为了推卸没有给求职者找到工作的责任，那些招聘到扶贫职介所工作的人员就像是走马灯似的换人。当然这是当时成都职介所通行的做法。
我等候扶贫报的创办不可谓心不诚，1995年等候扶贫开发报的创办，是我投稿之外的第二大希望。1996年，我仍然对办成四川扶贫开发报，抱着很大的希望，则是我继续留在成都打工的主要原因。
还在1996年底我到郎所长家里练习书法期间，郎所长就曾抱怨我，说你要是有一两万元钱，就可以自己开个美容店什么的创业。显然，她已经不再提创办扶贫报的事了。可见她本人也对办报彻底失去了希望。本来我保留与扶贫职介所的联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哪里当采编，既然报纸办不成了，那我还呆在这里等什么呢！
郎所长说我如果有一两万元钱就可以开店创业。她根本就不知道农村里的钱有多难挣。再说，我如果把心思都用在了挣钱上，哪里还有精力去专研学问啊！
我在成都打工虽然也是在挣钱，但是如果能轻而易举地挣到一两万元钱，又何须跑到你这里来，可怜兮兮地要求你帮我介绍工作呢！
1997年出省前，我到扶贫职介所找郎所长，那时职介所已经搬了家，从以前在一家招待所的二楼上办公，搬到了一栋高楼房的第4层办公了。当时，不仅黎所长走了，而且连小李也走了。我亲眼看到了扶贫职介所被起诉后的衰落。
我是根据郎所长给我留的电话号码，打了几个电话，走了很远的路，才找到扶贫职介所的新地址的。那天到扶贫职介所的时候，正赶上郎所长吃午饭。她还说不想吃肥肉。
在吃饭期间，她说了一个吓人的故事，一天她正在街上走，从后面被人打了一下，差点把它打晕过去。所以，他叫我在街上走路时一定要小心。
我当时想，我这么个穷酸像，街上的人见了我躲还躲不过来呢！那会遇到袭击我的事件。ta还没有动手打我，早已被我给吓跑了。
以前，扶贫职介所的工作人员很多，后来走到只剩下郎所长和小李两个人，再后来，小李也走了。就只剩下郎所长一个光杆司令了。
小李走的理由据说是去引资。引屁的资金，一个普通大学生，有引资的本领吗？所谓招商引资，就是当时社会上很流行的废话。这个曾今说要办报的单位竟然搞到在内部人员中也要用忽悠来应酬，真是没想到的悲哀啊！
郎所长成了扶贫职介所最后留守阵地的人员，我算是扶贫职介所兴衰史的见证者了。
扶贫职介所由盛转衰的原因有很多。
先是扶贫职介所经常换人，换人的主要原因是收了很多求职者的报名费和职介费，却没有给人家介绍成功工作.
我对扶贫职介所的恩怨并不是交了很多钱。普通求职者应该交的报名费，职介费我肯定以前一分不少是交过的。不过，扶贫职介所也对得起我，我去工作面试的机会则是数倍于别的求职者。并且扶贫职介所最终把我介绍到了新都工艺美术厂，只是我自己不争气才失去了那份工作的。
更要感谢扶贫职介所把我介绍到了新疆去捡棉花。在我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郎所长还借钱给我。
当然，我从新疆捡棉花载誉而归也没有辜负扶贫职介所几位老朋友们对我的期望。
造成黎所长走人的原因则是。1996年秋，扶贫职介所介绍了一批工人到新疆去捡棉花。这其中就有在家娇生惯养的省在职高干的子女。到新疆去捡棉花，因吃不了那个苦，再加上不会干活，也就没有挣到钱。于是就把怨气发泄到了介绍工作的扶贫职介所的工作人员身上，上告法院打起了官司.
因有我写的材料作证，在新疆捡棉花不仅能够挣到钱，而且还让我大长了不少见识。
1997年初我到成都见到郎所长后，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告扶贫职介所的人已经拆诉了。
可能是我到新疆捡棉花能够挣到钱的白纸黑字，还有我的姓名地址，铁的证据把投诉者吓退了吧！
1997年我到扶贫职介所，并不是去找工作。因为前两年的事实告诉我，这里根本就不行。这次去是因为去年郎所长说要给我介绍一位大书法家教我学习书法。
1997年出省打工还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决定好了。只有跟着某位书法大师学习书法，我才有留在成都打工的必要。
可是去年说好给我介绍书法老师的。等我1997年初到成都找到搬了家的扶贫职介所后，郎所长并没有提起帮我介绍一位书法家教我学书法的事，我还留在成都干什么呢！
可能郎所长还是帮我找过某位书法大师。当听了书法大师说学习书法，要投入多少多少时间和资本后。她觉得我不具备那些条件才放弃了对我的帮助吧！
从我后来苦练书法的事实，把学书法艺术的投入拿去学别的技术，是可以学会几门的。
还在1996年，我的内心就曾多次发出呐喊，冲出成都，走向全国。
我对扶贫职介所的投入主要是感情的投入。这就好比恋爱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痴情。
最后我亲眼所见，办报子的人都走到只剩下郎所长一个人了。才彻底断了在成都等候办报成功当采编的念头。
1997年初，我拜访郎所长时，亲眼目睹了扶贫职介所的衰落，我这个热心给扶贫职介所捧场的人的心也发起凉来了，以致感冒了。为了尽快彻底地了结我与扶贫职介所的几年恩怨。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成都，出省打工去了。
如果不是我离开成都，到省外去打工了。再到扶贫职介所去会看到何种景象呢！拥有怜悯心的我，是不敢去想象的。
我离开扶贫职介所时，只与郎所长一个人告别。
扶贫职介所给我留下的悬念是，人都走散了，还能聚集得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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