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张茂林拆房工地后，先到罗家碾去找成都市人才研究协会秘书长张主任，想请他帮我推荐工作。因张主任到杭州出差去了，要过几天才回来。
虽然过几天还可以再来找他，但意义已经不大，因为以前我就来找过他，人也见着了，他却没有帮我忙的意思，这次来也只是想碰碰运气而已。既然没见到他，就证明我们无缘了。
没有求助到张主任也不能怪人家，因为我们毕竟素昧平生，他既无义务帮助我，也无势力帮助我。
我没求助到张主任。又想起了曾信誓旦旦许诺要给我安排工作的马乡长。然而在我真去找他的时候，却又置之不理。不过由于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还提起了如何联系的事。我说还是给他打电话，于是我又给他打电话。可是连续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打通。
如果他要真心帮助我的话，他留下的电话号码就应该是真实的，也应该是打得通的，也会安排人认真接听。如果他无意帮助我，留下的电话号码可能就是假的，怎么打也是打不通呢！既然打不通他的电话，这里面就肯定有猫腻。
这个与我只是在旅馆里偶遇的马乡长，因为我也已经去找过他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找他。于是我就只好又放弃了找马乡长的念头。
我刚从张茂林工地出来的时候，曾幼稚地想过，只要张主任或马乡长两个贵人中的一个愿意拉我一把，我就可以走出眼前的困境。没想到一个都不愿对我伸出援助之手。真应了那句话，靠人不如靠己。要想走出眼前的困境，还得靠自己努力，再努力。
当时的我比刚到成都打工时都还迷茫，因为我刚到成都求职时，我是很幼稚的，以为只要有个工作，就可以实现我的劳动价值，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里面包括了，你虽然在工作中作出了贡献，但成绩可能会被抹掉，工作期间可能还会有意外的伤害。
所以，我现在找工作，首先要求的是安全，其次才是实现劳动价值的事。
我从张茂林工地出来，痛定思痛。为了避免再回到拆房工地去干危险的工作，就必须要找个安全的，最好是好点的工作。所以，我在成都不惜血本，也不惜花费很多时间去找我认为好点的安全的工作。
于是我就在街上厚着脸皮，边走边问工作，又在各露天劳务市场四处寻觅。还在大一点的劳务市场去参与应聘。（比如成都劳务输出中心）可是始终高不成低不就(一些工厂，不仅工资低得可怜，进厂还要交押金什么的，又还没有学习写作的时间，比在市政公司干都还不如，实在没法去做)。
自从我离开张茂林拆房队，重新找工作以来。每天的生活费，住宿费，乘车费都在十元以上，这还是最低消费。
几天下来，感觉不妙，这样下去怎么能行。
我又在街上转了一上午，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早上只吃了两个馒头，没多久就饿了，由于怕花钱，我就只能饿着肚子在街上到处找工作。当路过一个工地时（是挖埋管道的地面工地，不是拆房子的高空工地），看到一个招工的招牌。突然脑子一转，何不在这里干一下午活，混两三餐饱饭吃，再住上一宿就走人。于是我就以应招的方式，进入工地。
由于这里正缺人。老板看我，人虽然矮点，但却很壮实，再加上工地上的活我样样都能干，彼此一拍即合。我虽然符合这里的招工条件。但是老板在接受我这个工人时，又问了一下我有没有身份证，有身份证他才敢接受。
招工的决定条件是看身份证，可见当时成都对身份证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当然，老板问求职者的身份证，也是为了对求职者有个初步了解。起码可以了解求职者的年龄大小，何方人士.
让我拿大学毕业证我拿不出来，但是要我拿身份证还是拿得出来的。
由于我不是通缉犯，也不打算去干坏事，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身份证随时都是带在身上的，要看就可以拿出来看。老板看了一下我的身份证，就同意了我在这里干。
身份证，对于出门人来说，确实很重要。不仅找工作要用上，就是住宿这样的小事，也是以身份证为第一要求。可以说没有身份证，要想在城里行动真是寸步难行。但是对于有身份证的人来说，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虽然查身份证是为了查坏人，但是那些成帮结伙的坏人，人家在住宿上自有窝点，你在旅馆里根本就查不到。人家在行动上也自有套路，你在单位上，甚至在路途中也难以查到。
当然，查身份证还是要起一些作用的，社会要有序的管理，也需要制定一些类似的规章制度。何况住旅馆时，要求人人都有身份证，也是对每位旅客的保护。因为只有与一个虽然陌生，但却有明确身份地址的人住在一起，才比较让人放心地睡大觉。
我刚拿起铲子没干几下活，就叫吃午饭了。于是我毫不客气地又大吃起工地饭来。
老板见我很能吃，就非常高兴，因为劳动者都知道，能吃才能干。不过他绝对不知道，我实在是太饿了，离开张茂林工地找工作以来，天天都没吃饱饭。当时我正饥肠辘辘呢！
中午吃饭是在工地上吃的.
下午收工的时候，我就与工友们一起回公棚。工棚与当时的工地较远。要穿过很多街道，工棚所在地名叫老南门。在从工地到工棚的路上，我看到了一个摆地摊卖旧书的老头。又激起了我看书学习的欲望，可是我现在正在为生计东奔西走，不得不忍痛放弃看书学习的念头。
随工友们到达工棚后，我就去把行李包从旅馆取了出来。
当时我住在君平住宿部，住宿费一天一夜要五元钱。五元一宿是一屋多铺。
在君平住宿部一屋两铺要十元一宿，一屋一铺住一宿则要二十元钱。
虽然我是在快要天黑时才去取的包，但老板娘并没有要我补交当晚的住宿费。我白天寄放行李包的理由仅是昨晚上在这里住宿。这才是顾客至上的服务，而有这种服务态度的客店是会美名远传的，也是不会缺消费者的。
晚间休息，我在与工友们深谈后，才知道这里也是市政公司的队伍。具体单位竟然还是与陈举富一个分公司，市政二分公司，只是施工队不同，这里是第二施工队，队伍是从东城根街北延线搬来的。大概去年我们就在一个大型工地上一起干过活。只是彼此不相识而已。
工棚里的工友还告诉我，这个组的组长姓舒.
按照以前市政公司对组长的称呼，应该叫他舒口袋。
舒口袋是一位精明强干，身体也很壮实的年青人，三十多岁的模样。
为了不引起舒口袋对我临时打工的怀疑，也为了多住两宿和多混几餐饱饭吃，第二天我接着在工地上又大干了一天的活。
当然，我干工地活不仅样样会，而且还很积极努力，让职工和舒口袋看了都很满意。如果我继续干下去的话，肯定也能与舒口袋和工友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这个工地与去年陈举富组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这里的组长也扮演着民工的角色，是要干活的。而去年工地上的组长却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只是指挥民工干；二：这里没有施工员专门守着民工干活（也许施工员还是那个说话瓮声瓮气的大个子曾老二，只是他无暇到这边边角角来管理）；三：这里的天工是二十元钱一天，去年的那个工地上的天工才十元钱一天，另外这里经常实行计件制。（可能舒口袋从公司拿活路就是计的件。）
据工友们说，我做的那天可以投到二十多元。不知是真是假。也可能并不真实。因为当时在成都打工只有拆房子的高空危险工作可以投到二十多元钱一天。府南河这个普通的工地怎么能投到二十多元钱一天呢！如果真能投到二十多元钱一天，为何这里没有出现人满为患的局面呢！为何这里还缺人手呢！随时都在招工呢！难道那些想挣大钱的民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吗？
出于对陌生老板的怀疑，还出于对高薪兑不了现的怀疑，更由于我要去忙我的事。反正我只在舒口袋工地做了一天半就离开了。
我在走之前，私下计算了一下，我做的那天虽然只拿了五元钱的生活费，但是却在工地上住了三个晚上。
按照君平住宿部的最低床铺费五元一宿计算，也节约了十五元钱。有一种说法，节约一元钱就等于挣一元钱。五元的借资加节约的十五元住宿费，也可抵那二十元钱的工价了。
而多做的那半天，就算是送给舒口袋的人情吧！其实，我做工棚并没有让舒口袋投资一分钱。只是借公司搭建的工棚住了几宿而已。
我到舒口袋工地的第三天，就请假去办我的事了，其实，是去找工作。
第四天早上，我就离开了舒口袋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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