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茂林拆房队，由于我总是埋头干自己的活，从不说谁的坏话。也不说某某人的活做少了，我做多了那些伤和气的话。所以，得到了工友们的一致好评。甚至还有工友说我这种低调做人的方法很有发展前途。
这比起一些人为了争当班头，用尽心思和手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刚进工地时，带班的是陈长庚。
陈长庚这个人虽然为人忠厚老实，干活也可以，就是干不了大事。拿带班来说，由于喊不动人，而经常大伤脑筋。这可能与他虽然有一双勤劳的双手，但却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有关。
长庚这个人在为人处事上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好色。
一天晚上，长庚与小勇出去吃馆子。在馆子里见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就去摸一位年青女服务员的屁股。
关于这类风流韵事，长庚在工地上的哥们面前是不打自招的，经常会当成他猎艳的战果来炫耀。因为工友们每每听了他的那些风流韵事后，都会向他竖起大拇指说：“这小子还可以，是个当流氓的好痞子.”
据知情人说，长庚以前曾把一位在馆子里干活的姑娘骗回家。那位姑娘名叫刘丹，可能是长庚要想欺负她，刘丹就把长庚的脸抓得稀烂后，跑出了长庚的家。（一个弱女孩子把一个大男人的脸抓得稀烂，还能够从那个男人家里跑出来，除了那个男人让着她外，没有第二种可能。就凭长庚让得人这一点，就是值得一个女子去爱的，可是那个名叫刘丹的女子却不领情，真是个傻女子。她的感情道路说不定会在放弃了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后，遇到一个玩她的男人。）
据说，刘丹后来给长庚写信挖苦他。
信里写到：“刘丹是天上的一朵花，长庚是地上的狗尾巴；刘丹是天上的鹞子飞，长庚是地上的狗在追”。
一位工地上的风流小子把这几句经典语录还写在了工分本背面。我看到后，一时兴起，提起笔就在后面补写了几句情话送给长庚解嘲。
内容是：“长庚若能逗刘丹笑，刘丹愿意让长庚抱；长庚若长得比刘丹美，刘丹愿意陪长根睡”。
单身男子追求单生女子，既是生理需要，也是生活需要.
其实，陈长庚也不是好色之徒，只是一个单身汉，想找个伴侣的求偶行为而已。在我看来，长庚的行为与好色并没有半毛关系。我更相信，在长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之后，就不会到处去沾花惹草了。
我到小师傅工地的第三天，华林就来了。长庚帮华林带班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华林真不愧是带班的材料，与陈长庚的软弱可欺相比，华林的为人阴险狠毒。他不仅可以任意臭骂班内的民工。而且还不把在其他工地上当班头的人放在眼里。一天，他与汪大爷骂架，骂汪大爷年青的时候不出来找钱，年老了才出来找钱.
华林这个人真是不讲理，他不知道当时的老年人年青的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既不允许你出来，你出来也挣不到钱，弄不好还要被打成不务正业，投机倒把的坏分子坐牢呢！
华林不仅在拆房队的工人中吃得开，而且还能欺负甲方老板，甲方付给拆房队的工钱一般是在拆房子开工时付一部分，中途付一部分，拆完房子付清。可是华林刚从家里来因手头缺钱用就向甲方老板提前要了中途的钱，要钱时，说好要等拆完了才拿剩下的钱。可是还没完工，又向老板要钱。老板就与他理论.你这人说话算不算数。怎么才过两天又要钱了。你不是说好要拆完才拿剩下的钱吗？华林却无理也能找出理来。过两天我们给你拆完了房子，你就不给我们的工钱了吗？我们干活的速度这么快，你还不满意吗？逼得老板只好提前付清.当然老板把拆下来的水泥板、钢筋、砖块、门窗以及瓦（当时的小青瓦也能卖钱）卖了也有钱付工资.
这就是拆房队拿钱快的原因.
要当拆房子的甲方老板可不容易，他买房子要钱，还要给拆房队的工钱。但是卖出去的材料，有些却是赊账。如果拖欠拆房队的工资今后就找不到拆房队干活，不赊账，东西又难以销售出去。这就需要有资金运转。
拆房队还有个迫使老板给钱的办法，就是拆房队可以贱卖拆下来房子的材料抵账。或者在拆房过程，多损坏一些建筑材料.
华林能在小师傅的队伍中横行无阻，成为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人，除了他是小师傅的亲哥哥以外，还有他的争强好胜的性格，在干活上也是如此，好像他没有输给过工地上任何人，这可能是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在让着他而已.
在张茂林拆房队是大有钱图的：
在东大街工地，我做了八天，投二十一元多钱一天，接着工地就搬到营门口，突击那里的工程。那是个大型工地，而且要赶工期，所以，在成都的人员都被召集到了那里。当时共有四十多人。
不是他只有四十多人，主要是用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他还有外地工人没有调来。虽然比特大型工地一百多人少了很多。但是四十多人在一个工地上干活的场景，还是比较壮观的.
在集体制时候，修河修堰，甚至搞生产，都是打的人海战。但那样虽然热闹，但却没有工作效率，主要是窝工.还有人出工不出力，或者只出一点点力，这就是集体制搞不下去的原因.
在突击营门口工地期间又分出了两个支队去干别的工地。一个支队带班的是支文，另一个支队带班的则是张建。
营门口工地接近尾声时，为了避免窝工，又分了一部分人到玉龙街.
赶工期的活，工价是特别高的。因此营门口一个工作日投到了二十五元多钱。营门口虽然投二十五元多钱一天，但是我只在那里干了四天半就被调到了玉龙街拆一个姓龚的老板买的房子。在这里拆得最久，共二十多天。
张茂林的拆房队比张文兵、余大勇的拆房队还有个吸引工人的地方，就是生活开得很好。
张茂林的拆房队隔三天就打一次牙祭，而且是一人一斤肉，还是二级肉。（在市政公司只能每天中午花四元钱买一份大约厨师赚了两元钱的几片三级肉加点小菜）。而且平时的饭菜也做得很好。两个拆房队都是吃的大锅饭，大盆菜，大杯喝酒，用大碗盛饭，工人们也都大口吃饭.
再加上工人们都大声地说话，那是一种多么粗旷的场景啊！
菜也是工人去买，想吃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由于米菜都是工人自己买，饭则是工人煮，吃的都是成本，投五元多钱一天的伙食都是吃进工人肚子里的。
我没有酒量，是当不成酒鬼的。但我有点饭量，所以，只要敞开肚皮吃饭，就会被说成是个饭桶。
虽然在张文兵拆房队，饭也随便吃，但是饭没有煮熟，根本就吃不下去。这里的饭都是煮熟了的，而且菜里面的油也多，这是我能大碗舀饭吃的根本原因。
在小师傅拆房队，由于是由老板娘亲自煮饭，伙食是搞得很好的。除了三天就打一次牙祭，平时菜里面油也放得较多，饭也煮得很合适，既不太硬也不太软。
张茂林重视伙食是非常明智的，因为没吃好怎么能干好呢！吃好点，干好点。工价也就投上去了。就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工人的生活费是要从工资中扣除的。所以，在张大林拆房队的几十个人中，从未有过因伙食不行出走的人。
由于小师傅的工地很多，小师傅和他的家属（他有一个小男孩跟在身边，他还有个女子在家乡读书）只住在成都地区较大的工地上。当然，老板娘也只能给她的住地民工煮饭。其余工地还得由工人自己去煮，但谁煮饭由工人推举，不行随时可以撤换。所以，煮饭的人也都拿出各自的厨艺来显示自己的本领，这就是民主制的好处.
总的说来，我在张茂林的拆房队的生活是过得比较好的，仅次于后来的广东工地，在广东工地上每人每天是半斤肉（每天一人扣8元钱的生活费，实际上一人一天只吃到六元多钱，张茂林拆房队每人每天只除5元多的生活费，每一分钱都是吃进工人肚子里的）。当然吃得好，生活费就扣得多.
吃饭中的辩论：
一次午饭菜是西湖瓜。有工友问西湖瓜是不是南瓜。我说，西湖瓜不是南瓜，因为如果是南瓜，就不会再另外取个西湖瓜的名字了。不过西湖瓜可能是南瓜配的种，不然怎么那么像南瓜呢！
工友们见我答得还可以，就有人把一个老问题拿出来让我回答。问，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我的回答是，先有鸟后有鸡。因为鸡是从鸟驯化来的。
于是又有人问，是先有鸟，还是先又蛋。
我就只好说，应该是先有恐龙鸟.
一天吃的菜是土豆。小师傅说出了一句很幽默的话。“土豆烧洋芋”。
工地上打牙祭，几个人一盆菜。一次由于我吃饭的地方离电灯较远。就说灯不亮换个大灯泡。宋明元就以此为话题，说老杨看不到夹肉，次次都夹到蒜苗儿了。
其实，打牙祭时，一人一斤肉还是基本上够吃的，如果不够吃还可以多买.虽然有人一斤肉可能不够，但也有人吃不了一斤肉，但我是能够吃一斤肉的人。由于吃得才做得的道理都明白，所以，也就没有那个嫉恨吃肉凶的人。也没有那个排挤过我与他们吃一盆菜，因为你今天排挤了我吃一盆菜，明天在干活的时候遇到了难题，需要帮助一下，怎么好意思向我说出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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