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府南河工地是1995年11月30日。回家，其实我的老家是回不去了，我只能回到我的妹妹开风家暂时借居一下。我把行李放到我妹妹家后，我还是回了一趟我的那个所谓的家。主要是去看投稿的回信。可是却颗粒无收。起码应该收到两封信件的，一封是我在投稿时，接待员许诺的用了就回信，不用就退稿。就算我投稿的接待员食言。那也应该收到8月份扶贫职介所给我邮寄到家的信件，可是还是没有。肯定是被无恶不作的我们生产队队长张由开撕毁了。我只能遗憾地离开那个曾经伤痛了我的心的家乡。由于当时已经快要过年了，我就只好在我的妹夫文勇家，德阳市旌阳区寿丰乡七大队四队驻扎下来。当是我的舅爷爷也住在哪里，所以，我就与他住在一起。我的舅爷爷名叫焦继友，已经七十多岁了，以前他是国民党兵，后来又转成共产党兵。在哪里居住的时候，他给我讲了很多部队上的老故事。我也把在成都打工的新故事讲给他听，他支持我在外面的打工，认为年青人就应该在外面锻炼一下。他还对我的打工故事进行了点评。并提醒我在未来的打工生涯中的注意事项。什么叫互助的交往，要算是两个都有故事讲给对方听的人了。当时我的妹夫文勇与我妹妹早已搬到德阳市旌阳区寿丰乡场上做生意了，没有住在老家。我就暂住在我的妹夫家练大字写对联卖，因为字写得差，不能与当时读过诗书的老先生们搞竞争，写的对联就只能下乡赶农门场，都还是很难卖.）
我第二次到成都打工是从1996年正月十一日（公历1996年2月29日）。由于是从住地寿丰场直接赶过路车到成都。司机大大宰了我一刀。因为是春运的高峰期，所以，车费比平时高出两倍，不过也只宰得到我这一回。以后我在春运期间，赶成都就直接在车站买的票。即使加收了点春运费，也没有贵到一倍的价。
在路上，由于晕车，几次想呕吐，显然身体不佳。身体不佳的原因是，在家写字和卖对联（主要原因是写得太差了）。既操心又劳神，可以说工作量比在外面打工都还劳累。因为在外打工只要作出贡献，就可以得到回报。可是自己做写字的买卖，则要面对投资，和收回成本，费力有费神。难怪打工的人多，创业的人少，是因为创业比不打工难多了。
再说，德阳农村的钱哪有在成都街上好挣啊！
在从德阳到成都的大建路上，由于严重堵车，已经十二点多了才到达成都。下车后，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才可以行动。
在府南河工地可以抬三四百斤重东西的身体被折腾成这样，可见在家的生存情况比在外面的生存都还要难。简直可以说，在家就是死路一条。
1996年我回成都后，决定继承95年的遗志。想办法继续投稿，并等待扶贫报办成后当采编的机会，以及坚持在成都打工。
我到成都的第一任务还是找单位投稿。
虽然投稿是我的第一志愿，等待当采编的机会是我的第二志愿。但是考虑到投稿即使成功了，也是远水不解近渴。而当采编，那还是报纸办成以后的事。实际上，近期还得以打工为主。
必须得去找份工作干。所以，我投了稿就赶往西府北街。“扶贫职介所”找老朋友帮我解决工作的问题。
当时，我希望他们帮我介绍一个文化方面的工作。可是由于我没有文凭，又还没有进文化单位，讨人喜欢的帅气的相貌等条件。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华西都市报》副刊的“消费指南”招采编。招聘者没有看我写的东西，只是因为我拿不出文凭。又因为我是农民，就对我说，你是农民，我们不要。
另一处是到《经济文化报》去应聘。
那家报纸的地址是在万年场那个方向。碰壁的原因更是莫名其妙。当时职介所介绍我去是说应聘记者。去的时候，招聘人员张主任又说是招聘编辑。这么话题一变，就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可见当时我在求职时的应变能力是很差的。本来去应聘的时候准备就不足。在问话过程，由于工作的变化，更是弄了一个我语无伦次.
其实，我干编辑比干记者更为合适。可以说编辑所具备的编排文章的能力我都具备了。而记者所要求的外表素质我是先天就不具备的.
虽然扶贫职介所给我提供了几次机会，但都被我浪费了。
我的这种一再失败，在扶贫职介所的朋友们眼里，可能已经被贬值为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了吧！
由于我在扶贫职介所，给我提供的工作应聘阵地上连放空炮。也就不好意思再去给他们添麻烦了，于是我就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了.
总结我在扶贫职介所求职失败的原因。也与社会的大环境有关。
本来社会上的人力资源就供大于求，加之当时的四川是中国的人口最多的省份，成都既是人口最多的省份城市，又是个未开发的内陆城市。可以说成都是中国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96年重庆还没有从四川分出去成立直辖市，当时四川有一亿多人口），在加上正月是一年求职人数的最高峰时期。我既没有文凭，相貌又还差，还想找个文化工作，自然是要四处碰壁了。
由于我去年被职介所多次欺骗，所以，我已经不再相信职介所了。虽然我还在与扶贫职介所打交道，但因扶贫职介所的工作人员是我的朋友。顶多也只是给点报名费。又没有给职介费，成不成功都无所谓。
但我对别的职介所就免谈了。
为了找到工作，我不惜放下脸面，满街跑，到处问，各大露天职介市场也去转。
在成都找工作，给我的感觉真是比李白在《蜀道难》的文章中描写的行蜀道还难，因为我生在蜀国，天天都在行蜀道，一点都不觉得难。可是找工作却处处都感觉到很难。
其实，工作中的苦脏累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成其为问题。我可以坦然地面对那些问题。甚至只要拿出我与生俱来的原始本领就可以适应那些工作环境。
但是找工作对我来说，那可真是比工作中的苦还苦，脏还脏，累还累。
我可以在工作中干出突出的成绩，可是在求职上却处处落下风。这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社会在用人上的浮躁。多数招工单位都是在以貌取人。
招聘文化工作者，只要文章写得好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文凭和相貌呢！招聘编辑，为什么就不要农民呢！我想，这可能与公有制单位有关，如果那些单位是私有的，他就会重视人才了，因为只有人才，方可帮他把事业办得更好。可是我去求职的单位都是公有制。他编排的刊物不是靠消费者满意，而是利用职权派发的。
由于我有写作能力却找不到写作的工作。（我当时的写作能力是不会比有文凭的大学生差的，而且我还有十多年离开学校在社会打拼的阅历）。我不得不产生愤世嫉俗的情绪，我成为社会畸形发展的牺牲品了。
文化单位招聘工作人员，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大老粗，根本就不需要读什么好文章吧！
在我找文化工作失败后，我想间接的实现我的理想。就是找个有较多时间学习和写作的工作，比如守门的工作。可是却由于我不是成都五区户籍的人，而被拒之门外。找不到守门的工作，再退而求其次，找个工作虽然脏点，但只要有住宿，干活时较清静，便于我思考问题的清洁工，也因我不是成都五区户籍而被拒之门外。
进厂当普工吧，效益好的大厂进不去，小工厂虽然进得去，但我又不想成为落后规则的牺牲品。
正在我求职左右为难的时候。在通锦桥住旅馆时遇到了马乡长。他了解我的情况后。就主动地对我说，可以在他管辖的那一亩三分地上帮我解决工作，以及我所追求的理想，甚至安家等一系列的问题。
不过他这段时间在成都还有事，还要等一段时间才回去，我才能够去找他。这段时间怎么过呢！
在与马乡长交谈时，他除了要求我重新整理一下稿件外，还要求我去看看六国论。（为了专研六国论，我只能到书店去买本有关六国论的书了。）。
既然马乡长已经答应帮我解决工作和实现理想以及安家等问题。那么我在行动上就应该按照去找马乡长的计划行事了。
来成都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三百多元钱。已经用了几十元钱，现在身上只剩两百多元钱了。如果是在去找他的路上的一家乡镇旅馆住店整理一下稿件。住宿费（一天一夜住宿费最多5元），加上每天几元钱的生活费是可以凑合的。但是书（购买六国论的参考书）本笔墨以及车费，还有今后的生活费用就没有了。
再说，即使马乡长给我安排了工作，也要一个月以后才能拿到工资啊！所以，去见马乡长时，是不能把自己搞到身无分文的地步吧！不说留点钱给马乡长买点什么东西，起码生活要能够自立吧！
于是我决定先去打一段时间的临工再说。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双东镇清泉村2组QQ：2120552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