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吴总这一系列举动给看傻了眼，心想，可千万不能弄巧成拙，便有意闷咳一声，“吴姐，如果您……您觉得不方便的话，就当我没问，当它是一个玩笑。”说完满脸傻笑。
吴总却认真得不行，“啊，没，没什么不方便……孩子，喝点酒吧，暖暖身子，我这就告诉你。”言罢，娴熟地端起高脚杯，浅浅地抿了一口，脸上现出一阵冷意，而后又好像终于理出了头绪似的，缓缓道来：“孩子，是你那晚的作为吸引了我，今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是凤毛麟角了。不过，那晚，毕竟是晚上，我没有完全注意到你的相貌，直到你第一次出现在办公室，第一次让我看清楚时，我才发觉……你像我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孩子。”说着，又仔细辨认了一回，好像需要再次确认。
我听得如坠云里，想这都什么跟什么呀，简直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狗屁不通。于是又不无好奇地问：“可是您……您和他不是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么？怎么一见面，就能确认我像您的孩子呢？”
“因为你的长相，你的谈吐，你的幽默……跟你接触越多，我就越觉得像，简直就是一个人！”吴总开始激动起来，双手微微颤抖。
“但是吴姐，他二十多年前还很小吧，你怎么能如此肯定？”我试图提醒她——她的逻辑违背常理，根本经不起推敲。
“嗯，其实，宏伟，你，你像我孩子……孩子的父亲，像极了年轻时候的他。”我如梦方醒，抬头看她，只见她的脸被一种犹豫而极不情愿的复杂表情所笼罩，就像当着给自己伤痛的那个人，再次揭开疤痕给他看一样。
事情似乎露出端倪，我心里总算有了眉目：首先，我的确像她曾经爱过的那个人，这或许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然后，吴总认为我像她的孩子，这则缘于她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
如此说来，我真得好好感谢自己的父母，他们怎就这么伟大呢？他们的作品怎么就像吴总的他呢？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不是开国际玩笑吧？真不可思议。这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无奇不出、无巧不成书呀！可怎么偏偏就让我给撞上了呢？这种近乎奇迹的几率怎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看来真得好好谢天谢地谢祖宗八代，早知道就该买几张福彩。
我忍不住又想，如若单从吴总的逻辑推断，当下，她对自己孩子的感情应该要超过对孩子父亲的感情，不然，她怎会先觉得我像她的孩子呢？可是……对了，她是吴总，可她终究还是个女人，可能但凡上了年纪的女人，对孩子的感情就越发的强烈，况且他们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
但是，这里面又有哪些离奇的经历和故事呢？我的心在事情若隐若现的端倪中又笼上了一层迷雾。
我迫不及待，急于想知道答案。
吴总却陷入深不见底的沉默之中，甚至连小保姆进来打招呼，她都没有任何反应。只见小保姆满脸迷惑，伸伸舌头，蹑手蹑脚地闪了。仿佛过了很久很久，吴总将整杯的红酒一饮而尽，又步态凝重地走到橱柜前，慢慢地斟了一满杯。接着又走过来，关掉电视，坐进沙发，向我讲起了关于她的曾经的故事。而遥远的往事，在她平静的诉说中，大雪纷飞般直现眼前：
原来，吴总的祖父是个资本家，与许多有相同背景的家庭一样，他们在文革期间处境艰难。1975年，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折磨致死后，不满16岁的吴媚（眼下的吴总）同大她几岁的男友（就是长得极像鄙人的那家伙）一起逃往乡下。
避难期间，她同他发生了关系，不幸怀孕，并生下了他的孩子。孩子身子太弱，刚出生就病痛不断，甚至一度生命垂危。乡下环境太恶劣，迫不得已，他们悄悄地返回了城市。直到某一次，她偷偷探望病重的母亲时，被红卫兵误打误撞地逮了个正着。也是万幸，孩子和父亲却藏匿成功，幸免于难。为了孩子，为了爱人，她坚守着，挣扎煎熬着……直到1976年，她才重获了自由。
后来，她四处打听孩子和丈夫的消息，得知他们去了美国。至于去了美国的哪个城市，境况如何，再没有人知道。举目无亲的她曾自杀，但没有成功；她沉沦过，颓废过，终究回心转意，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和学习上。
再后来，她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她没有再恋爱，也没有组建新的家庭。因为在潜意识里，她相信他们还活着，而且总有一天会回来。她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期盼着、等待着，任凭青春飞逝、年华老去，从未有过半分后悔，直到今天，直到此时此刻。
……我认真聆听，只觉震撼与眩晕，就好像自己也卷入其中，立即身临其境，又像身处惊涛骇浪旋涡的最中央。只见那旋涡循环着旋转着，一圈大过一圈地吞噬我，吞噬了几乎所有脆弱的生命和生灵。
一时间，我鼻子酸得厉害，感叹道：“吴姐，你真是太……太不容易了！”——尽管人们对于不了解的痛苦很难给予安慰，可我对她还是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吴总淡定地摇着高脚杯。追随她的这个举动，我看到杯中的红色渐次趋于平静时，贴着杯壁的余液血一般地顺势滑落下来，终于惊鸿一般短暂而悄无声息地淹没在酒中。我觉得那分明是我们人类浩瀚历史中的一幕，在昙花一现的现身后，马上又回归于尘封。
“其实也没什么，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又有几个能幸免？估计也只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和那些事情，才能真正地明白什么是人权和自由。”吴总的口气冷峻而平静，她没有过多强调自己的不幸，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您就不痛恨这一切么？”我一时有些像东方时空的那个名记者。
“不，我恨。我曾经恨所有的人，可我得生活和生存下去呀……再说，人生和生活里，总不能全是痛恨呀。痛恨，只是人生和生活的后遗症。”——有时候宽容比仇恨和报复更需要勇气。
“您还要继续等下去么？”
“会，我会的。对于我的孩子，我将永远的等下去。尽管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可生命的意义不完全只是家庭和孩子。”
“吴姐，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孩子，你什么都用不着刻意地去为我做，就这样顺其自然好了……这样很好。”吴总顿了顿，呵呵一笑，继续说道：“宏伟，有时候，我甚至也在想，或许这就是这么多年来，在我的等待和期盼之后，上苍给我的礼物！它让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我孩子的影子。”
“姐，我真像您的孩子么？”
“孩子，其实，这些天，我也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可到今天，我觉得是不是真像我的孩子，都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份感觉，它很好地抚平了我内心里这么多年的创伤，让我剩下的这为数不多的生命玉碎瓦全，我想这就足够了。”
“姐，我真觉得幸运！”
“不，孩子。幸运的是我，是我……你可能就是上苍给我的礼物，给我的怜悯，给我最后的垂怜吧？”
“姐，我明白了”……晚上，我回家躺在床上，聆听着秋虫在暗处叽叽的鸣叫声，辗转难眠才幡然悟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人生和生命，都烙着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烙印。
而那烙印，既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