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投降和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相持阶段的到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成长，这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积极因素。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巨大发展，使敌人感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
正当国民党战场上敌人进攻和占领广州、武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根据地战场上战斗了千余次，歼敌两万多，缴枪8000多支，牵制了敌人30万兵力。这就逼得敌人在攻陷广州、武汉之后，不得不改变计划：对国民党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战争中心移向敌后，移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敌人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失败了，于是就出现了抗战的第二阶段——战略相持的局面。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力量的日趋强大，就是抗战能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的基本决定因素。从此以后的七年中，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心，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成为抗战的主力。
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环绕着中国抗战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战争初期，英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坐山观虎斗”。他们也给中国小量的援助，以便使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两虎相斗；他们又从中做军火买卖，大发战争财，企图在中日两国斗到两败俱伤时，他们便可乘机出面“调停”，一方面压迫中国向日本妥协，另一方面迫使日本做些让步，由他们坐收渔利。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英美帝国主义认为“调停”的时机已经成熟，“不断敦请中国议和”，准备牺牲中国和日本妥协，积极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所谓“慕尼黑阴谋”，是1938年9月英、法和德、意在德国慕尼黑开会，英、法用出卖捷克的办法，来取得和德国法西斯的妥协。在东方，英、美又想用出卖中国的方法来取得与日本的妥协，所以叫“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8年冬到1939年春，英、美的通讯社路透社、合众社屡有关于英、美政府准备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来“斡旋”中日战争的报道。英国大使卡尔不断往返于重庆、香港、上海之间，进行“调停”活动。这就使妥协投降的逆流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地区，大大地泛滥起来。
日本的诱降和国民党内的投降、妥协活动自从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把对国民党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
在这个方针下，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层出不穷的政治诱降活动：首先是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不拒绝国民党政府参加“远东新秩序运动”的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接着，早已秘密通敌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带领他的妻子陈璧君（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以及陶希圣等一行，于12月18日由重庆飞经越南河内投敌。近卫又于22日发表“调整”中日关系的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汪精卫应声于29日发表艳电，赞同近卫声明，主张投降。先后随汪精卫投敌的国民党军政要人，据不完全的统计，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周佛海，中央监察委员、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中央委员陈公博，候补中央委员曾仲鸣、缪斌等，共有中央委员20人，其他“党国要人”24人。这些民族败类卑贱无耻地跪倒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也叫做“国民政府”的傀儡政权，卖国贼汪精卫任代理主席，以“和平反共”相号召，协助日本侵略者对重庆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活动。
在英美劝降、日军诱降下，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集团，也十分动摇。他们曾进行了一连串的讨价还价的投降活动。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在纽约律师俱乐部的讲演中曾公开承认：“中国自广州、汉口陷落后，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及间接的和议建议，但因日方所提条件，在中国万难接受，故决计继续抗战。”（据1938年12月5日美联社纽约电）
蒋介石集团的“和议建议”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1938年12月出版的国民党的机关刊物《血路》44期，公开发表了这个内容称：“我们以为日本如确有诚意与中国罢战言和，应该立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蒋介石自己在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也是公开说他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就是说，只要在保存四大家族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中、华南的利益并保持其反动统治的条件下，他们就可以和日方妥协。这种说法也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不断敦请中国议和”的内容，反映了四大家族在国际市场上的投降价格。这次妥协媾和活动当时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条件太苛，即所谓“日方所提条件，在中国万难接受”；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强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力量的发展和壮大，这是蒋介石集团想要出卖中国而又不能逾越的最大障碍。因此，为了顺利地对日妥协媾和，蒋介石集团便积极加紧了反共反进步力量的活动，不断散布谣言，制造摩擦，甚至发动反共高潮。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反人民武汉沦陷以后，在英美劝降、日本诱降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达到他对日媾和的目的，开始以他的主要力量来进行反共反人民，企图配合日军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以便扫除他妥协投降道路上的障碍。
为了暂时欺骗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舆论，蒋介石国民党继续玩弄两面派的戏法：一面打着抗战旗帜，高呼“反汪”、“反投降”，唱着什么“反攻年”、“胜利年”，一面却在暗地里向日方讨价还价，接洽投降；一面驳斥近卫三原则，说“共同防共则中国灭亡”，一面却在制定全套的反共计划，作为投降的实际准备。于是，捣乱、摩擦接踵发生，反共密令层出不穷。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抗战初期一度出现过的进步活跃的各种救亡活动迅速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法西斯恐怖气氛。
1939年1月，重庆国民党举行五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决定依靠国际压力解决中日战争的方针，并由蒋介石亲自提出对日妥协投降条件，即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同时，决定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要实行所谓“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政策，并建立了“防共委员会”，积极推行其反共反进步势力的政策，企图为投降日本扫清道路。于是在4月间，国民党山东省省长沈鸿烈便声称“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公布“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三项办法，指使部下秦启荣部袭击博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杀害八路军团级干部以下400余人。5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在苏南率部5万人投敌，投敌后专门进攻新四军。
1939年6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此后，共产党被称为“奸党”，八路军新四军被称为“奸军”、“匪军”，解放区被称为“伪区”、“匪区”，许许多多英勇抗战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战士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屠杀。1939年6月至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遭到国民党军队90多次进攻，被杀1350人，被扣812人。6月11日，国民党军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5000人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抗日将士400余人，并电蒋报功，称：“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又致其部属电称：“抗日军为敌驱逐时，应不迟疑予以夹击或于通过我防地时毅然决然以武力解决之。”6月12日，新四军后方湖南平江通讯处遭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袭击，杀害主任涂正坤、罗梓铭等6人，掠走枪支财物，制造了“平江惨案”。9月，国民党军湖北省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在鄂东新集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200余人惨遭杀害。同月，国民党再秘密颁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在这个秘密文件中规定，对于陕甘宁边区“加强军事力量”，集中其最主要的嫡系部队“加强封锁”，并相机进攻；对于前线的著名抗战堡垒晋察冀边区则“选择若干重要据点，配备党政军力量，逐渐肃清‘反动势力’（按：指抗日的人民武力）”。又规定：在军事方面，“（一）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以限制共党之发展。（二）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在政治方面，“中央党政军高级长官每月会商一次，研讨对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并且“加强特务工作，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等。11月11日，河南确山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遭国民党军包围攻击，留守处医院中伤病员及抗日军人家属和当地群众二百余人被杀，这就是有名的“确山惨案”。同月，国民党军阎锡山部派代表二人到临汾与敌清水师团长进行谈判，达成条件如下：晋绥军实行反共；日军帮助晋绥军“剿除”八路军、决死队，并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这样，为了扫除障碍、准备投降，国民党顽固派就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对共产党、八路军形成了内外夹击。
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加强了法西斯特务机构和特务统治。在抗战以前早已设立了CC团、复兴社两大法西斯组织，到这时，由CC团设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复兴社设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又成立由复兴社特务系统所操纵的、范围颇大的反革命组织叫“三民主义青年团”，威逼利诱青年学生从事特务活动。又在天水、西安、重庆、上饶和贵州等地设置了残忍恐怖的法西斯“集中营”和“劳动营”，逮捕扣押各地抗日进步青年，施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估计当时被囚禁的男女青年有一二十万人之多！至于一切抗日进步的团体、书店、书报，也先后不断地遭受摧毁破坏。在学校教育上，由法西斯特务头子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部长，抄袭希特勒的办法，在各学校中建立了法西斯化的“训导”制度，推行法西斯愚民教育。
在经济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通过各种统制机构和各种苛捐杂税，对国民党统治区工商业者和广大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掠夺。全国人民为了神圣的抗战救国事业，节衣缩食，踊跃捐输；而四大家族不但消极抗战，反而利用抗战名义大发其国难财。据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和《大公报》等报刊揭露，抗战初期，绝大部分属于四大家族的外逃资金集中于香港，贸易中心也由上海转到香港及广东各港口；到了武汉失守以后，外逃资金又由香港集中到上海，贸易中心也转回到了上海。这笔庞大资金除了活跃于金融和商业的投机市场外，还同日本进行经济上的勾结。于是大批的粮食、燃料和战争物资源源运往日本，日本商品改头换面大量倾销国民党统治区。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法令，“八一三”以后运销日货是要枪毙的，如果不是四大家族上下其手，包办运销，大量日货怎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畅通无阻？本来各国对华贸易长期以来美国居于首位，日、德、英国次之。直至1938年上半年，日本对华贸易还居于美国、德国之后；到了1938年下半年，即武汉失守以后，日本竟一跃而居对华贸易的首位。参见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上海，抗战书店，1940.这种对于日本的新联系，和对于人民的过度榨取而引起的更大矛盾，就使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反共反人民活动更为猖獗。针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当前时局的主要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成为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全党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以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的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领导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的反动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一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打退1939年9月，英法两国对德国的战争爆发，英美帝国主义企图在东方同日本妥协，以便集中力量于西欧方面。在英美帝国主义积极活动下，重庆政府外长王宠惠发表希望美国能促成调停的谈话，英美大使也集会于重庆。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顺利地进行投降活动，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就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其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嫡系部队向边区进犯，侵占了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个县城，并喊出“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向八路军收复失地”等反动口号。阎锡山则在晋西集中了六个军的兵力，突然向坚决抗战的抗日决死队进攻，经过20来天的血战之后，抗日决死队在薄一波等领导下，转入晋西北解放区。在华北敌后，1940年春，蒋介石派遣朱怀冰部袭击驻在太行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当时情势危急，八路军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坚决予以还击。当时朱怀冰部下的士兵对朱与日军配合进攻抗日的八路军，感到非常愤慨，在八路军坚决抗击下很快陷于土崩瓦解。朱怀冰居然逃向日军驻地邯郸，坐火车经道清路平汉路逃回国民党统治区去了。
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决死队等的坚决自卫还击下被打退下去。美英帝国主义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和蒋介石集团的投降活动也再次受到了打击。1940年2月9日，重庆有一个国民党官员匿名谈话，述及结束战争问题时说：“对共问题将成为一争点，至今未获妥善之解决办法。”2月11日，上海《文汇报》评论此谈话称：“说得更露骨一些，今天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协定的前途，完全是为了对共问题无法解决，如其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可接受日本条件而媾和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在日军的诱降和英美劝降的形势下，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日益嚣张，成了抗日战争进程中的最大危险。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和御用文人，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谬论，反对马列主义，大肆散布谣言，恶毒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其反共投降活动制造舆论。“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有责任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以彻底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谬论，打破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幻想，引导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担负起了这个历史任务。
《新民主主义论》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点，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了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和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文中说：“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627页。《新民主主义论》又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必须采取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从此，中国人民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向，再不会迷失路途了。《新民主主义论》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极大地帮助了党内的思想统一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同时也帮助了全国解放区的政策的统一，因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论》对蒋介石封建、买办、寡头独裁的反动制度及其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拆穿了反共顽固派的精神武装，极大地孤立了反共顽固派。它警告蒋介石及一切反共顽固派：“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同上书，652页。
这篇著作，集中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全国人民坚强地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首先便粉碎了蒋介石集团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当时英美帝国主义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这就要求党有正确的策略方针。在全国抗战初期，党确立了领导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基本原则。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党内又滋长了一种“左”的情绪，有些同志把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动摇。针对这种情况，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以及同一时期所起草的党内有关指示，进一步阐明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在国民党没有投降日本的条件下，保持与国民党不破裂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同国民党的斗争必须以不破裂为限度。对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更需要注意团结。因此，规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以及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指导原则。这一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纠正了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体现了坚定的无产阶级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是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
第二节 八路军新四军成长为抗战的主力
八路军新四军成长为抗战的主力抗战第一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15个月，是人民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挺进以及敌后解放区的开辟时期。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到1940年冬天的两年中，是敌后解放区和人民武装的更加发展和壮大的时期。在1938年12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文件中说“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共产党”。从此以后，敌军的主力集中目标围攻、“扫荡”八路军、新四军；敌后解放区战场处在连续的大规模血战之中。这两年也就是战略相持阶段的初期。
1939年2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挺进冀中，和吕正操所部会师，扩大冀中根据地。3月，罗荣桓、陈光率领第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山东，并于4月间粉碎了敌人对山东根据地的七路围攻。第一二师于4月间与敌二十七师团之一部激战于冀中齐会村一带，毙、伤、俘日军700余人，使该部敌军全军覆没。这次战役是冀中敌人首次遭到我军主力的沉重打击，对坚持和开展冀中平原游击战争有重大的意义。5月间，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所部歼敌千余，粉碎了敌人的抢麦围攻。苏南新四军于春夏间组织东进纵队进入江阴、无锡、常熟、太仓、苏州和上海近郊，建立起以苏、常、太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淮南新四军则于春夏间经过宿蒙公路上板桥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淮北根据地，威胁徐州。同时，鄂中、豫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在李先念率领下，组成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建立鄂豫皖根据地，向武汉采取了包围形势。于广州沦陷后1938年冬在当地起义的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也在这年春夏间活跃于广九路两侧敌后，在东莞、惠阳、淡水一带建立了东江游击根据地。1939年7月，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和进犯的敌人激战，打退了14万敌人的大围攻。9月间的晋察冀灵寿“陈庄之战”，第一二师主力会同晋察冀军区部队全歼进犯灵寿之日、伪军1000余人于陈庄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歼灭战。10月，鄂豫皖新四军两次粉碎敌对鄂中京山地区我军的围攻，予敌以重大杀伤。11月间，敌军调集两万人分十三路“扫荡”晋察冀边区，经过晋察冀军民月余的英勇迎战，歼敌三千六百余，敌军狼狈败退；其旅团长阿部中将被击毙于黄土岭，日军视为一严重的损失。12月，冀中击溃了敌万余人的“扫荡”，毙伤日、伪军千余。同年，华南海南岛人民也在2月间该岛沦陷后，在共产党员冯白驹等领导下，组织起了琼崖抗日游击队，建立以琼山地区为中心的琼崖游击根据地，并于9月间粉碎敌军1000多人的四路围攻。
1940年2月，敌军万余人大“扫荡”晋西北根据地，被我粉碎，歼敌1200余人。3月间，万余敌人十路围攻平北根据地被我击溃，毙敌千余人。4月，淮北新四军粉碎日、伪两千余人的进攻。5月间，冀东根据地有万余敌人的残酷“扫荡”被我粉碎，毙伤敌人1500名。冀鲁豫根据地于6月间击退了敌人的三路围攻。淮北新四军亦于4月粉碎了敌人对驻新兴集我军主力的三路合击。
1940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
这些用鲜血写成的史绩，只是这两年战争中除去百团大战之外的较大的战斗。总计敌军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109次之多，使用兵力在50万左右；至于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和各地较小的战斗，则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在敌我犬牙交错的战争形势下，频繁不绝。可以说，自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以来，战争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无时无刻没有英勇的中国人民在和敌军流血拼命。敌军配合它的“扫荡”，又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企图控制封锁和分割敌后各解放区。在华中平原地区，这种碉堡和工事多得像梅花瓣一样，称为“梅花桩”式的堡垒政策。同时，敌人对各根据地又实行各种灭绝人性的摧毁破坏。1939年夏，敌人竟将冀中永定河、子牙河、滹沱河、大清河的河堤决开，放水淹没冀中30余县，造成灾民200余万，企图以此困死冀中军民。然而冀中军民仍是坚守阵地，积极克服困难，英勇地坚持着平原游击战争。
敌后军民经过这些紧张残酷的斗争，不但没有被凶顽的日本侵略军消灭和摧垮，而且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分割”、“扫荡”，更加扩大了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华南也建立和扩大了东江和琼崖两个游击区，人民的武装更加壮大了。八路军由4.5万人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由1.2万人发展到10万人；解放了被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人民达5300万人。
1940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抗战三周年宣言，宣布八路军、新四军现正抗击在华日军半数以上。同月，八路军总部公布：三年来八路军收复县城150座，毙、伤、俘敌伪20余万人。
在国民党战场上，从1938年冬以来，就没有了真正的大战斗，并于1940年6月继续丢弃沙市、宜昌等大片国土。铁的事实证明：从武汉失守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是抗战的主要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是抗战的主力。相持阶段实际上就是解放区军民与敌人的相持，没有解放区军民的英勇苦战，相持阶段是不可能坚持的。
百团大战在1940年秋天，华北人民军队发起了一次集体大出击，这就是被称为百团大战的一次战役。那时正是国际法西斯猖獗到了极点的时候。自1939年秋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欧洲许多国家被德意法西斯用闪击战打垮而被占领；英法的失败和法国的投降威胁了美国，美国也要公开参加欧战；日本更希望早日结束“中日事件”，以便进一步与德意法西斯集团相呼应，向南洋进犯；另一方面，日本已压迫到越南和缅甸，在英日达成妥协后，既封锁了滇缅公路，又封锁了滇越公路，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已被截断。于是日本对蒋介石反动集团加紧了政治诱降，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分子因而更加动摇，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政治空气笼罩着国民党统治区。正当敌酋东条结束“中日事件”的好梦正酣的时候，出其不意，华北5000里长的敌后全线，出现了雄师百团的大战。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签发了关于百团大战的预备命令，上报中央军委，下达有关部队。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在8月20日晚8时，以华北五省八路军115个团40万人的兵力全线出击。在广大民兵的配合下和日军20万人鏖战至12月，前后共三个半月，总计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敌据点2993座，破坏正太、平汉、同蒲等铁路948里、公路3000里、桥梁等250余处……我参战部队在地方穷苦、交通阻隔、补给困难的条件下，发扬了高度的战斗热情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我军指战员光荣负伤、不幸中毒及捐躯沙场者，亦有2.2万余人。百团大战给予日军以出乎意料的沉重打击，鼓舞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形成鲜明的对照。日军陆相东条于1941年1月21日在对日本贵族、众议两院报告战况时称：“昭和十五年（1940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之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之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从敌人的招供中也可以看出两个战场上截然不同的情况。
第三节 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打退
皖南事变的起因日军遭到百团大战的震动以后，重新估计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力量及其对敌伪统治的严重威胁，于是急忙抽调侵华兵力的64%来“扫荡”解放区，并自动从南宁、韶州、钦县撤退，借以引诱国民党投降。这时候德、意、日三国军事协定已经公布，德意法西斯就积极向蒋介石进行劝降，以便日本拔出陷在中国的泥脚，能够南攻太平洋、北攻苏联，以配合他们在欧洲的攻势。同时，美日之间也在不断进行勾搭。因而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及暗藏的汉奸们就在日军的直接策动下趁机大肆活动起来。蒋介石认为大规模的反共时机已经到来，他们企图在全面反共内战中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然后走上同日本侵略者妥协的道路。
于是，反共浪潮弥漫全国。1940年10月，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已增加到20多万，并构筑五道封锁线。华中国民党调集兵力2.5万人，在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下，围攻江北的新四军陈毅支队。陈部为了团结抗日，节节退让，一直退到离长江边不远的黄桥，再没有退路，遂奋起自卫，把韩德勤部打得大败。国民党反动集团并不因此有所悔悟，却更进一步地暗中和日军密谋，制定了发动全国反共内战的大阴谋。
皖南事变的经过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布置的皖南事变便逐步演出：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打电报给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勒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限在一个月内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去。其目的，便是一面想趁新四军在移动中实行突然袭击，把新四军军部“一网打尽”；另一面想把日军视为华中“心腹之患”的新四军从华中抽出来，好把华中解放区让给日军，以获得日军谅解，实现谈判中的“中日和平”。朱、彭、叶、项在11月9日向国民党当局及全国人民发出通电，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但是，朱、彭、叶、项为顾全团结大局，仍决定答应将皖南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移至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叶、项军长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万人开始移动，1月5日走到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时，顾祝同奉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指挥了8万多预先埋伏的部队突然把新四军军部包围。英勇的新四军部队全体指战员，在叶挺军长率领下，自6日至13日同国民党军队激战七昼夜，至14日，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仅2000余人突围，叶挺军长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先后牺牲。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干了这桩罪恶的事情后，竟于1月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同时，日军也以“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为口号，于1月14日大举向宣城、金坛附近新四军进攻；汪精卫的“国民政府”的“绥靖部队”也攻击各地新四军。南京大小汉奸还为皖南事变举行庆祝大会，汪精卫在大会上演说：“蒋介石这件事做得还不错。”接着，蒋介石复令汤恩伯等率大军20万东进夹击江北新四军，包围陕甘宁的军队也准备动手。
中共中央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时局处在严重的关头。已进行了三年半的抗战，有被国民党顽固派出卖破坏的危险。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于1月22日发表的谈话中指出：“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732页。并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共投降大阴谋中的第一步，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同时，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决时局办法12条。参见上书，733页。共产党参政员拒绝参加那时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参政会。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继续领导分布华中的9万余名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迎击反动派的进攻。八路军和各解放区人民也给予新四军以有力的支援。这些措施，使国民党反动派的消灭新四军、进攻陕甘宁等反共军事计划，遭到迎头痛击，未能实现。
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出了周恩来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秘密散发了几万份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等文告。中共中央的坚定的革命政策，震动了国内外。皖南事变后，广大人民和进步势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都表示万分愤慨，纷纷提出抗议，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抗议运动。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政团同盟（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在皖南事变后出现了。连各地方实力派和“杂牌军队”都不满意蒋介石这样消灭异己的行为。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也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抗议，主张认真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蒋介石的这种罪行也遭到苏联和国际反法西斯的广大人民的谴责，英美的人民则要求其本国政府注意这一事件的发展。蒋介石的政治地位更加陷于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更加暴露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并在和反共顽固派作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终于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打退了。
两次反共高潮更加证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右倾思想是错误的经过两次反共高潮的教训，证明了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革命袭击，必须予以坚决回击，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下，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保卫革命力量，打退反共高潮；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向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采取一味退让的政策，只有招致革命力量的损失。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历史教训时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153～1154页。的思想。“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154页。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虽然在反动派的阴谋袭击下受到严重摧残，但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等的正确领导，华中九万新四军重新建立军部，更坚强地继续战斗，而且更加扩大了。部队编为七个师，第一师师长粟裕，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后由副师长罗炳辉升任），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第六师师长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后为谭希霖）。新四军迅速地由游击兵团走上了正规化大兵团的阶段。华中各解放区日渐巩固和发展起来，开拓了新的局面，相继创立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皖、苏南、皖中等七个解放区，使华中抗战赖以坚持，一直到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第四节 在空前艰苦的环境中，敌后军民的英勇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和巩固解放区的各项政策，百团大战后日军对解放区进行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进攻从百团大战结束后，到抗战第五周年（1941—1942年）是战略相持阶段的中期。这两年间，日、伪和蒋介石三方面都竭力企图毁灭敌后解放区，敌后军民的斗争处于空前艰苦的环境之中。日本侵略者自从百团大战后，震惊于敌后军民的伟大力量，便狂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被撤职，继任者为冈村宁次。这个日本最凶恶的杀人魔王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提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口号，企图把华北变成日本法西斯进行世界大战的后方基地。（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战犯冈村宁次，自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奉为上宾，聘为南京政府的“戡乱顾问”，并公然于1949年1月26日，由蒋介石的伪南京政府法庭判处“无罪”，31日由美舰护送其回国。）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日军将华北划为三种地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和“非治安区”（解放区），对各区施以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敌占区），以“清乡”为主，承袭蒋介石所遗下来的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发展伪政权，用“圈村”办法进行大编乡，加强特务情报活动，肃清内部“不稳分子”，掠夺粮食物资，掠夺资源，倾销毒品，滥发伪币，加强奴化教育，强迫中小学普遍读日语，歪曲中国历史，散发法西斯宣传品，宣传“大东亚新秩序”、“皇军圣战”、“赫赫战果”、“剿灭共匪”、“明朗华北”，放演诲淫诲盗的戏剧、电影，宣传“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谬论，企图消灭人民民族思想，以巩固其占领，强化其统治。对“准治安区”（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以惨无人道的办法制造“无人区”，把游击区人民赶进敌占区里，把游击区村庄平毁，使抗日力量不能在游击区活动，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和碉堡岗楼，防止八路军深入活动。对“非治安区”（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企图以此在解放区人民中制造严重的物质困难与失败情绪。在“扫荡”失败退却时甚至散布细菌毒害人民。在战术上，则有所谓“分进合击”、“牛刀子战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名目。“清乡”、“蚕食”和“扫荡”三者又密切配合，总的目的是要摧毁解放区，消灭八路军，以便“确保华北”。敌人对华中解放区所施用的政策也大体与此相同。
在1941年、1942年，敌人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每次兵力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共83.39万人，较前两年增加一倍。“扫荡”的性质越来越凶，叫嚣所谓“毁灭扫荡”，每次时间有延长到三四个月的。在“扫荡”中，日、伪军铁蹄所至，人畜、财物、房产一扫而光，许多村庄变为废墟。杀人之惨，亘古未有。日军又继续强化“囚笼政策”，在其控制的铁路公路两侧，普遍地修筑封锁沟、封锁墙，沟宽和墙高都是一丈五尺至两丈左右，并加铁丝网；铁路两边的沟和墙，最多的增加到七条。同时控制河流，在大河两岸修筑碉堡，河里用汽艇往来巡查。此外，县有县界沟，乡有乡界沟。这些办法都为了分割缩小我解放区，企图把我解放区分裂成一个个小块，渐渐压缩包围，束缚我军的机动，使我军不能生存。1942年10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夸耀地说：“华北堡垒已新筑成者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其工程所耗之巨，奴役民众之苦，是骇人听闻的。所有这些堡垒和路沟都是拆老百姓的房屋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园禾稼，强迫老百姓劳役而筑成的。被拉去的老百姓，稍有怠慢，即用皮鞭抽打，或用酷刑致死。
蒋介石坐在峨眉山上观战，其部下加入伪军搞“曲线救国”配合着日军的全力“扫荡”敌后，国民党顽固派也专心准备反共力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指出，从相持阶段以来，蒋介石就缩在峨眉山上，“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943页。
国民党对日军的政策是单纯招架和“观战”，把大部分军队藏在四川一带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任大好河山继续不断地丢失。1941年4月，国民党军继续弃绍兴、宁波、奉化、瑞安、福州不守，到1942年6月，继续又丢弃抚州、衢州、上饶。7月，浙赣间国民党军在日军攻击下大崩溃，浙赣铁路全线及温州相继弃守。开到敌后晋南中条山的一二十万国民党军，也于1941年5月里，一经敌人围攻，即土崩瓦解，被俘者竟达10万人，自动投敌的有师长公秉藩等两三万人。原来开到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约有100万人（华北80万，华中20万），但是，在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专事反共摩擦破坏解放区的反动政策指导下，经不起敌人一击，经过浙赣、中条山等几次战役，就纷纷崩溃和投降殆尽，证明了反人民的军队在敌后是站不住脚的。
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指使一部分军队投敌，变成伪军，到解放区进行“三光”扫荡。蒋介石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觉得公开反共会遭受各方反对，就变换方式，以“曲线救国”的欺骗宣传，指使其一部分军队投敌，以“皇协军”面目与日军联合反共反人民，并且和汪精卫密切勾结串通。1941年2月13日，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五个司令八个支队共四万人投敌。3月，有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新编第五军副军长刘月亭率所部投敌。6月，又有国民党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率部投敌。1942年2月，国民党的骑兵第一军赵瑞、杨诚两个师也在晋西投敌。4月，国民党二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孙良诚率师长三名、旅长三名、纵队司令两名在鲁西投敌。由于国民党将官大量率部投敌，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使伪军大为发展。根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前后有18批将领投敌，军队有50多万，单是将校以上高级军官投敌的就有70多名，抗战以来国民党党政要员投敌的有60多名。1943年4、5月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和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投敌。他们投敌后，和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机关的人员保持着经常的联络，接受蒋介石的反共命令（这些命令已于1947年孙殿英被我军活捉时缴获）。在庞炳勋投降敌人发表叛国宣言、并被日本同盟社公布于世后，国民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还向中央社发表谈话，称颂庞为“谋国忠诚”的人物。
国民党顽固派之所以让这些人投降当伪军，并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当时反对共产党和屠杀解放区人民，而且含有深远的阴谋，即准备在盟国和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后，当日本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的反共战争。这就是所谓“曲线救国”政策的实质。
伪军在敌后战场有78万之多，其中62%是由国民党军队投敌的，有38%是敌伪强拉壮丁、改编土匪流氓编成的。此外还有许多伪民团、警察没有计算在内，如果一并计入，达90万以上。所有伪军兵力几乎全部压在解放区军民身上。解放军总部叶剑英参谋长于1944年6月在延安招待中外记者时指出：至1944年3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抗击了伪军的95%。如果把全部敌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即在1944年3月以前，解放区担负抗击的，占日、伪军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5/6以上，国民党军负担的仅占16%，即不超过1/6.
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单独担负抗战的重担达七年之久。七年间，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敌后战场顽强地坚持斗争，抗击敌人的5/6，中国的抗战是不可能长期坚持和达到胜利的。
敌后局面空前严重，解放区军民英勇斗争在敌、伪、蒋三方面的全力夹攻下，1941年到1942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空前严重空前困难的斗争局面。1941年初皖南事变之后，2月间，新四军同伪军激战，毙敌数千人。同月，晋西北根据地粉碎敌十三路围攻。4月间，有万余敌人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大“扫荡”，被我击毙千余人后溃退。5月，敌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我为解救国民党军危急，在华北各铁路沿线主动出击，毙伤敌万人。6月，四万敌人“扫荡”冀东，被我击破，歼敌2000余人。自6月22日德国希特勒背信弃义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也更加疯狂地进攻敌后解放区，敌后军民就处在空前残酷的斗争中。7月，日、伪军2.5万人四路围攻苏北根据地，经34昼夜激战后被我粉碎。在1941年8月，敌酋冈村宁次继多田骏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集中了10万以上的兵力，分13路围攻晋察冀解放区，号称“百万大战”，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新战术，并施放毒气。这次空前大“扫荡”，有5000群众被杀，15万间房屋被烧毁，5000万斤粮食被焚。经过全边区军民两个月的苦战，作战800多次，毙俘了8000敌人，破路800多里，到10月底终于将敌全部逐出晋察冀解放区。战斗中边区军民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事迹，如狼牙山五壮士据险抗击敌人2500人的进攻，完成任务后壮烈跳崖，就是其中一例。敌酋冈村宁次在“扫荡”被粉碎后，不能不自认失败。
同时，晋东南解放区遭到2万敌人的大围攻，我歼敌2000人，将敌击退。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寇又派畑俊六亲率5万敌军围攻山东解放区，被我奋勇击破，歼敌6000人。
1942年，各敌后解放区在经过敌军的毁灭性的“扫荡”以后，人力物力大为减少，困难大大增加了，但各解放区军民仍然咬紧牙关，英勇地迎击敌人。冀中解放区组织了十万军民大破路，打破敌分割冀中解放区的企图。2月，晋西北解放区军民击溃敌2万人的进攻，歼敌4000人。同月，晋东南敌1.4万人举行毁灭性“扫荡”，持续月余，反复烧杀放毒，屠杀人民1.3万人，扬言要变太行区为“无人区”。我军民艰苦斗争，歼敌3500人，驱敌出境。4月，国民党军以两师兵力进攻广东东江游击纵队，当时东江游击纵队虽曾受重大损失，但在人民同情和支援下，力量仍不断发展，队伍扩大到1万多人。这时海南岛的琼崖游击纵队队伍也发展到几千人。5月1日，敌寇对冀中平原又举行了抗战史中最残酷的“五一扫荡”。敌集中三个师团两个旅团兵力全面“扫荡”冀中，6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8000个村庄中，密布据点1500处，700辆汽车经常巡逻于1万里的网状公路上，用“纵横合击”、“对角清剿”、“张网捕鱼”等战术，反复“围剿”，实行人类史上最野蛮的“三光政策”，施行了散布鼠疫、对地道放毒种种难以想象的兽行。这次“扫荡”，冀中有5万群众被捕被杀，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苦战，经过像有名的“宋庄之战”等战斗给敌人以重创，英勇的冀中平原军民终于将敌全部逐出，歼灭其坂本旅团长以下8000余人。6月，晋东南粉碎3万敌人围攻，敌5000人被歼，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同月，新四军收复了浙东四明山广大地区，建立了浙东根据地。
7月，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布公告称：抗战第五周年共毙、伤、俘敌伪军14万人。同月，晋绥大青山根据地骑兵支队粉碎了敌军3万人的“大扫荡”。8月，我军在冀东击溃敌万余，毙敌田蒲少将以下千余人。10月，敌万余人围攻晋察冀，2万人围攻晋东南，4万人围攻山东，均被我击溃。11月，苏北解放区击退日军平林师团2万人和伪军3万人的围攻。
敌后军民百炼成钢，英勇地打退了敌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在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中，继续发扬了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行之有效的反“围剿”斗争的战略战术。在敌人“围剿”的初期，我主力部队化整为零，高度分散，转到敌人侧后，打击敌人后方；到敌人在根据地分散“清剿”时，我即以一部分军队配合民兵困扰之，寻找其弱点，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其一路或几路，然后击败之。抗日的人民军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409页。的作战原则，同时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发展民兵、游击小组。民兵在山地里大摆地雷阵，坚壁清野，到处布雷，使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随时有触雷轰毙的危险；在平原则创造了地道战，村村地道相通，便于隐蔽自己，袭击敌人。敌人入村后，随时有被从墙缝中、地底下游击组射出来的枪弹击毙的可能。
敌后军民广泛开展交通战，用群众力量破路，使敌人用以运兵吸血的铁路公路交通，经常陷于停顿。在平原上还开展挖道沟运动，道沟如战壕一般，宽能通大车，四通八达，便于我军隐蔽运动，狙击敌人；而敌人的骑兵、汽车、装甲车、一切快速部队，都被阻减少效用。
为了扩展解放区，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政策”，又广泛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敌占区附近）工作，把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打击骚扰群众的小股日、伪军，宣传我之政策，扩大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
在共产党的人民战争路线的指导下，在敌后的生死斗争中，军队与人民生死与共、痛痒相关，党政军民结成一体。这时又提出了“精兵简政”政策，一方面使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形势相适应，能够更加敏捷地和敌人搏斗，同时主力部队的“精兵简政”，既保持了骨干力量，又加强了地方武装的建设，从而增强了抗日的力量；另一方面减少了脱离生产的人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克服了物质困难。各根据地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普遍地、大规模地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加强了解放区军政民的团结，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样，战胜了日、伪和蒋介石反动派反复不已的进攻，在困难万分的条件下，终于渡过了难关，克服了困难，胜利地坚持了敌后的抗战阵地。
1941年及1942年，敌人的“扫荡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治安强化政策”达到最高峰；其结果，我们军队缩小了，八路军由40万减到30万，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在战争最残酷牺牲最大的1942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七七宣言”中就曾指出：这是抗战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号召敌后军民不屈不挠坚持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熬过最后难关，并号召共产党员在坚持敌后斗争中起模范作用。在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破坏，加上华北各地发生灾荒，粮食十分困难。华北敌后解放区的干部，曾在两三个月中以发霉的黑豆、高粱以及树叶草根充饥，仍然乐观地坚持着斗争。经过这些磨难，解放区军民从艰苦斗争中百炼成钢，成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唯一可靠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为了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团结全党战胜敌人，毛泽东在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向党提出了反对理论和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整顿作风，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颁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央发布的整风文件。这次整风的内容，主要是整顿学风中的主观主义倾向、党风中的宗派主义倾向、文风中的党八股倾向。从此在全党干部中展开了整风学习运动。
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与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讲话》在我国文艺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对当时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经过1942年和1943年全解放区干部的深入整风，各级干部根据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文件，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了检讨，在思想方法上提高了认识。这样，他们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更加坚定了，群众观点更加加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大大发扬，这便在思想上打下了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中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