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北伐出师和蒋介石窃取北伐军总司令的职权广东统一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便走向以革命战争的形式来推翻全国的反动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926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北京举行了特别会议。会议的决议指出，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并在北伐过程中，发展革命势力，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会议还指出，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巩固各阶级的统一战线，防备和克服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危险。会议决定，加紧在北伐军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发动农民群众，以便迎接北伐军，支援和参加北伐战争。
在党的领导下，工农群众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群众组织日益扩大。据1926年6月统计，农民协会已遍及12省，乡以上的农民协会有5353个，会员达98.1万人。工会组织已有699个，会员达124.1万人。党还先后在广州召开了有11个省代表列席参加的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这两次大会都坚决拥护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北伐，并号召全国工农和一切革命群众，为北伐军布置一条胜利的路线。与此同时，党派遣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由于中国共产党做了积极准备和巨大努力，北伐战争的条件成熟了。
在北伐进军前夕，蒋介石为了准备最后背叛革命事业，便制定了一个军事独裁的计划：他利用在中山舰事件以后所窃取的党权、政权，自任北伐军总司令；根据蒋介石自己的规定，凡国民政府下的陆、海、空军，都归他总司令统辖；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厂等机关，都直属于总司令部；凡是国民政府下各省的民政和财政，都受总司令调度，各省各军的首长，都归他总司令任免。也就是：由总司令一人“统一军令政令”。总司令部即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即总司令部。这样，蒋介石在“总司令”的名义下，完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独裁计划。因此，北伐战争一开始就潜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严重危机。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内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的大小，正是决定各军战斗力强弱的主要因素。如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威名远扬的富有战斗力的“铁军”，这个“铁军”称号的获得，主要是由于第四军里有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独立团，而这个独立团则是由屡建奇功的名将——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这个团的干部和战士都是英勇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像周士第、许继慎、曹渊、卢德铭、粟裕等）。每一战役中牺牲缺额，都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补充。此外，像第二军、第六军，在广东本来并不出名，但是，后来在北伐战争中都有很好的战绩，就是因为在第二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为首的大批共产党员，在第六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为首的大批共产党员。转向革命的第八军，后来在北伐进行中，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也是这个原因。第一军在两次东征的时候，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做主干的军队，那时战无不胜，威名赫赫；但自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蒋介石迫退，该军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他的党徒副军长王柏龄带领北上，就此一蹶不振，到处打败仗，而在南昌和孙传芳作战时更败得狼狈不堪。
北伐——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争；对于战争的胜利，共产党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26年7月，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等口号下，革命军开始北伐。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北伐先遣部队叶挺独立团，在5月底即从广东出发，6月初攻入湖南攸县，稳定了湖南战局，巩固了北伐军的前进阵地。7月9日，北伐军大批出发，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3000余人，又组织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一路跋山涉水，不辞辛苦。湘粤之交，如五岭山脉，崇山峻岭，道路异常险阻，又兼溽暑炎蒸，罢工工人重担渡岭，克服重重困难，给北伐军以巨大帮助。曲江等地农民协助北伐军运输，随军者不下万人。
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军所面临的直接敌人，是帝国主义支持下庞大的各派军阀部队。当时全国主要的军阀部队有三支：一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盘踞在湖南及沿京汉路的湖北、河南、河北南部等地，拥有军队20万人；二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各省和津浦路北段，以及京津一带，拥有军队30万人；三是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军阀孙传芳，占据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拥有军队20万人。1926年6月，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吴、张在北京会见，确定了联合进攻革命的计划。孙传芳由于和吴、张之间的矛盾一时无法缓和，挂起“保境安民”的招牌，以抵挡吴、张的势力，但亦同时积极备战，准备待机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
北伐军根据敌众我寡和军阀内部充满矛盾的情况，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把主力指向湖南、湖北战场，消灭最凶恶的敌人吴佩孚。同时为了防止敌人对革命军的侧背攻击，分出两支部队，分别警戒江西、福建的敌人。然后再集中力量，出兵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最后，再考虑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
北伐军一入湖南，中国共产党即通过各地国民党党部，农民协会和工人、学生团体，动员广大工人、农民和学生直接参战或给以各种支援。长沙各行各业的工人组成了近万人的运输队，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也组织了千人以上的运输队，各地铁路工人还组织了敢死队随军前进。农民组织宣传队、慰劳队、向导队、运输队、交通队、暗探队等支援前线，此外，还组织了疑兵队、破坏队，扰乱敌军。广大农民和工人的援助，有力地促进了北伐的进军。因此革命军很快地破敌于永丰、衡山、湘乡、醴陵、湘潭等处，乘胜追击，于7月11日占领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湖南军阀赵恒惕等部狼狈北窜。
在解决了湖南战事以后，北伐军进入湖北省境。这时北伐军在群众的配合下，声势十分浩大，但以吴佩孚为首的军阀势力在这一带层层设防，顽强抵抗。8月底发生了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有名的战役。汀泗桥和贺胜桥都是在湖北境内沿粤汉铁路线的险要据点。革命军先在汀泗桥战役中发动英勇攻击，第四军各部和独立团得到农民的引导，从右翼高山往下猛攻，使凭险扼守的敌军全线崩溃。于是吴佩孚退守贺胜桥。但革命军的前锋部队叶挺独立团仍以少数的精锐力量击溃了数万敌人。这两次战役更使人看出，革命军队因为站在正义的方面，站在人民的方面，人数虽少，却具有无穷的力量；军阀部队人数虽多，且有帝国主义暗中支持，但是由于站在压迫人民的反动立场上，终究是抵挡不住革命军队的。
经过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激烈战役，吴佩孚的主力已被打败。革命军乘胜直扑华中军事重镇——武昌。
9—10月间革命军各部围攻武昌，终于在10月10日攻克武昌城，首先攻入城内的就是叶挺率领的第四军独立团。叶部入城，纪律严明。两湖人民给了独立团和第四军一个光荣的称号：“铁军”。
在江西方面，革命军已于9月20日进占南昌，由于孙传芳部的反攻，又退出。蒋介石的嫡系“精兵”——第一军的教导师，这时由师长王柏龄、党代表缪斌（国民党党员）率领，作为总预备队，到江西遇到了孙传芳的第四师，一交手就全军覆没，王柏龄和缪斌仅只身逃脱。这就是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后经各军不断的努力战斗，才把孙部击溃。至11月4日革命军攻克九江，11月8日再入南昌。
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形势（1926年7月—1927年6月）
福建方面，蒋介石嫡系何应钦部于10月6日在永定、上杭一带和敌接触。到11月底，利用当时孙传芳主力还在江西，加上军阀周荫人部内部分化，福建省防司令等投降，几乎没有打什么仗就直入福建。何应钦乘机在那里扩充了自己派系的兵力。
在北方，9月15日，冯玉祥由苏联返国，在苏联顾问团与中共党员刘伯坚、邓小平、肖明等的帮助下，17日在绥远五原宣誓（称为“五原誓师”）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率师入陕，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年底，国民军奠定陕西全省。
在北伐中，工农参战的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接连不断地登载在当时广州《民国日报》上，如“农民大举帮助……冒弹冲锋，勇敢登山，敌兵大乱”，“农民因猛攻太甚，阵亡者不计其数”，“北乡、西乡、涪口、梓江一带农民亦纷纷杀敌”，“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数百人”……工人方面，粤汉铁路、株萍铁路、大冶铁矿、安源煤矿工人，破坏敌人交通，配合作战，汉阳兵工厂工人则于8月1日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进攻，北伐军攻入后，马上为北伐军制造枪炮……
北伐的胜利，是用无数工农革命战士的鲜血换来的。蒋介石并无战功可言，但他却把北伐的战绩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作为他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反革命勾结的资本。
迁都之争和迁都武汉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和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北伐中的懦弱无能，形成明显的对照，使得蒋介石原来企图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计划被打乱了。1926年9月间，在共产党员吴玉章等主持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党部代表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议决提高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些都是不合蒋介石的心意的。11月间，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下总司令部，接着就迁都地点的问题争论起来。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那时两湖和武汉的群众运动有很大发展，北伐的先锋队——叶挺的队伍也在武汉担任卫戍工作，迁都武汉是对革命有利的。但是，这对资产阶级右翼代表的蒋介石却不利。蒋介石争着要迁到南昌，以便受他的控制。结果，蒋介石争论失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1927年1月1日正式迁都武汉。
那时，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在国民党担任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坚持革命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以革命势力在国民党中央还是占优势的。
第二节 群众革命的高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在中国共产党和刘少奇等领导下，武汉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各省，工农运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会组织不断地壮大。1926年12月，湖南工会会员由原来6万人增加到32.6万人。1927七年初，湖北工会会员扩大到四五十万人。其他如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在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工人组织了武装纠察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阶级武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北伐战争密切结合起来。工人阶级夺回汉口、九江租界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则是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1927年1月3日，武汉群众举行盛大的庆祝胜利大会，遭到英帝国主义水兵屠杀，被刺刀刺死刺伤群众30余人。武汉工人群众在湖北省总工会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举行英勇示威，驱逐英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巡捕，占领了英租界。当晚，武汉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集紧急大会，决议解除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的武装，租界由中国军队接管；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群众决议，收回了英租界。
6日，九江英兵又枪杀工人，群众也占领了租界，交由革命政府接管。武汉和九江的英国人不得不退入军舰。群众的正义行动逼使帝国主义者不能不让步，这是在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情。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上海方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起义：自北伐军攻克武汉、进攻江西，与孙传芳军队正式开战后，上海群众反对孙传芳、拥护革命的情绪日益高涨。到1926年10月16日，孙传芳在江西军事失利，军阀内部分化，夏超（浙江省省长）在浙江宣布独立。中共上海区委遂决定举行起义。
参加这次起义的武装工人队伍只有100多人，其他没有武装的工人队伍数量也不太大，当时准备工作不足。为了和国民党联合，却忘了自己的独立性，把起义的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的代表钮永建，以致没有统一的起义计划。到10月24日早晨5时起义发动时，夏超已在浙江被孙传芳击败，孙传芳已调兵到上海，结果仅有少数工人同警察发生冲突，起义终于被孙传芳扑灭，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被杀，第一次起义失败了。
第二次起义：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2月18日，一部分北伐军占领嘉兴。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为配合北伐军的进展，遂准备举行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首先上海总工会于18日晚发出总同盟罢工命令。19日，全上海总同盟罢工开始。罢工的第三天（22日），在上海总工会号召下参加罢工的工人有36万人以上。罢工实现后，革命空气顿时弥漫上海。
2月21日武装起义开始，罢工工人首先袭击军警，解除军警武装。同时，一部分海军同情起义，炮击高昌庙兵工厂。闸北、南市有些地方发生工人和军警的巷战。
孙传芳用野蛮残酷的手段来对付起义工人和革命群众，甚至浦东小贩口呼“卖大饼”，孙军听为“打败兵”也以刺刀乱刺。但是，起义因准备不充分，北伐军又临时因“等待后援”，停止进攻上海，使起义不能收里应外合之效；党在反动军队中和中间阶层中工作也做得不够，第二次起义又失败了。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孙传芳用最残酷的手段屠杀工人，用大刀砍杀工人领袖，并悬首电杆，暴尸道旁，以惨无人道的杀戮来威吓工人。
第三次起义：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在以前两次起义中已受了残酷的压迫和白色恐怖的威胁，但仍然以极大的革命勇气和毅力，有系统地准备新的起义。党吸取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职工会中，在城市贫民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都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党在事先组织了各阶级民众代表会议，这是人民政权的先声，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党在铁路工人中也做了很多工作，还在起义前10天，铁路工人已开始罢工，这使张宗昌运兵帮助孙传芳发生很大的困难。党同样也花了很大力气去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了5000人，他们是上海无产阶级自己的武力。党果断地决定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这一次起义的指挥权完全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3月21日，杭州方面的北伐军已到达离上海市中心不过几十里路的龙华。该日正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市绝大多数工人都参加了这次罢工，罢工人数竟达80万之多。
接着，在杰出的共产党员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的直接率领下，武装起义开始了。工人奋起夺取军警武装，并占领各个区域，向驻闸北火车站的直鲁联军进攻。工人的武装起义得到了上海广大人民的支持。许多市民自动拿出木板、砖头、布袋等为工人修筑进攻的掩护工事，红十字会的男女济难队员组织担架救护，小饭馆、大饼店店员赶做馒头等食物，输送给前线作战的工人充饥，这一切有力地支援了起义工人。担任这次起义总指挥的周恩来，在起义中不仅显示了卓越的组织和军事才能，而且在激烈的巷战中，坚定沉着、奋不顾身地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经过两天（从21日上午至22日下午6时）激烈的巷战，第三次起义终于胜利了！直鲁联军的首领毕庶澄逃入租界。
当起义开始时，上海总工会派代表至龙华，请求在那里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这是两星期后开刀屠杀起义工人的刽子手）派队前来帮助工人的起义。然而，当时白崇禧已接到蒋介石按兵不动的命令，不肯答应。虽经总工会代表再三力请，白崇禧还是无动于衷，始终没有出兵。蒋介石的计划是先让上海工人和北洋军阀流血苦战，使之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翁之利，这样，蒋介石既可坐享克服上海的果实，又便于实行流血的反革命政变。
22日下午6时，在上海工人夺取了整个上海数小时之后，准备屠杀起义工人的刽子手白崇禧，带领军队，耀武扬威地开进了上海。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不朽的一页。在上海、南京相继光复声中，万民腾欢，群情激昂。各地工农群众迅速地组织起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真有气壮山河之势！老牌的大英帝国甚至考虑要退出上海及长江各口岸。当时人们无不认为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从此可以翻身了。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同时，农民运动也迅猛地发展起来，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风暴。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以后，从广州到达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同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国民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和拥护，就不会成功。他号召广大党员到农村去，发动和组织农民革命。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全国农民运动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在湖南，从北伐前夕到1927年1月，农会会员由三四十万人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人。到1927年3月，全国农民协会的组织已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闽、浙、苏、直、鲁、桂、热、察、绥17省，会员达800万人。农民有了组织之后，便开始行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湖南农民，经过自己的农会组织，采取各种办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并进行了乡村的建设工作，创造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第一，在政治斗争方面：农民协会完全剥夺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发言权，并根据他们罪恶的轻重，通过清算、罚款、小质问、大示威、游乡、关进监狱，以至枪毙等方式，在政治地位上和社会地位上把地主阶级的权力打下去，树立起农会的权威。许多土豪劣绅把持的“都团”（区乡政权机关）被推翻了，乡村政权多由农民协会取得，或由同情并赞助农民协会的国民党党部（其中一般都是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所掌握，农民的大小事一概在农会里处理，农民协会成了临时政权形式。警察、差役再不敢下乡来敲诈勒索了。在农民协会权力大的县份，凡事取决于县长和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席会议，县长对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的意见总是唯命是听。农民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对团防局的旧武装开始进行改造。湘南各县及平江、浏阳、长沙等县的农会控制着挨户团的组织。安化、平江、湘潭、浏阳等县农民，还用夺得直系军阀溃兵的枪支组织了一部分农民武装。各地农民还普遍建立了梭镖队，抗击了不法军队，肃清了土匪，建立了革命秩序。
第二，在经济斗争方面：实行了减租、减息、减押，废除苛捐的斗争。浏阳全县的减押，将押金减为每石租谷两元（湖南一般为四五元）；安化取消了全县的田亩捐，攸县、醴陵、宜章等县实行了减税。各县农民普遍开展了平粜运动。过去由土豪劣绅把持的社仓积谷、祠庙及一切地方公产，均由农民收回，并进行了清算。
第三，在其他反封建斗争和农村建设方面：随着地主政权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这些束缚农民的精神绳索，也被革命的农民起来斩断了。农会还普及了政治宣传，提高了农民觉悟；进行了禁赌、禁烟、剪发、放足等反对封建恶习的斗争；并进而大办学校，普及文化；同时，办合作社，筑塘坝，修道路，发展生产。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严重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北伐战争开始后，群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以湖南为中心猛烈地发展起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从1927年的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共计32天，毛泽东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刊登在当时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和《湖南民报》上，在《向导》和汉口《民国日报》中央副刊上发表了一部分（因当时担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机会主义者彭述之不许继续登完）。后由瞿秋白在武汉将全部报告印成书，并为之作序发表。
这个报告是大革命时期异常重要的文献，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来分析和指导农民运动的光辉著作。
首先，毛泽东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农民革命之后，一方面反对并揭破了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污蔑农民革命为“糟得很”的叫嚣，另一方面也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限制农民斗争、否认农民斗争功绩的论调。陈独秀限制农民斗争说：“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革命以前土劣们所操纵的合法机关）居调停地位。”陈独秀又说，当时的农民运动“行动过左”（陈独秀：《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马克思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在这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其次，对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问题，毛泽东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而农民起来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15页。
陈独秀拿反帝国主义作为反对农村革命的借口，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因而害怕农民革命。结果却是加速了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使帝国主义获得“胜利”。
再次，对于革命民众的民主专政和农民武装，毛泽东是热烈拥护的，他叙述道：“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14页。“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同上书，28页。“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同上书，29页。
毛泽东热情赞美农民群众的这一切革命创造，因为这正是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
而陈独秀却反对农民干涉行政，反对农民进攻的自卫，反对“因权力关系与各方面（按：指与豪绅权力）的冲突”，这等于保护不合理的地主旧权力，反对创造合理的农民新权力。
毛泽东的这一著作，总结了农民斗争各方面的经验和创造，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斗争的重要文件。
以毛泽东为代表，包括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等发表的支持工农运动和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的正确意见，是当时革命争取胜利和避免挫败的正确的方针；但是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拒绝这样的正确方针，使革命力量不能够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叛变，而把革命引导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第三节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加紧干涉。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政治南伐和蒋介石的叛变准备自从蒋介石进驻南昌之后，他便派了戴季陶到日本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1926年冬），为出卖中国革命找寻主子。同时，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也举行所谓政治南伐，他们从北方——当时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派出不少政客官僚到南方钻到革命队伍中进行阴谋活动。黄郛、张群（他们是亲日派，并精通中国封建统治权术，和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政客）和王正廷（这是和各国帝国主义都有相当联系的北洋军阀政府外交家）等人，都肩负江浙财阀的使命，出入于蒋介石的幕府，谋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荷兰银行的买办兼上海英租界的华董虞洽卿衔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和中国金融买办阶级的使命到南昌去谈判，答应在蒋介石到达上海、南京后，可以给蒋介石6000万元款子，但以“反共灭共为条件”。帝国主义者除了举行“政治南伐”外，还施用屠杀威胁政策。1926年9月5日，英轮在四川万县撞沉木船，被川军杨森部扣留，英帝国主义即开炮轰击万县街市，死伤百姓、官兵五六千人，是为万县惨案。
蒋介石开始向革命开刀和英、美炮轰南京1927年3月11日，蒋介石开始向革命开刀——唆使他的走狗惨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共产党员）。16日，蒋介石命令其走狗段锡朋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19日，以武力解散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工会多人受伤。反革命分子还公然在南昌、九江的街上高喊反革命口号。3月下旬，蒋介石指使暴徒在安庆、福州开始屠杀。3月31日，蒋介石派到重庆的杨引之会同王陵基在重庆群众大会上实行大屠杀，伤亡40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三三一惨案。4月初，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被捕，英勇牺牲。
3月24日，有共产党人（以林伯渠、李富春为主要代表）参加领导和作战的第六军和第二军，击溃了聚集南京的十几万直鲁联军，收复南京。在反动军队逃窜时，南京城内发生抢劫。当天夜间，英、美、日、法、意等国领事，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下令停泊下关江面的各国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内轰击，毁房屋财产甚多，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从南昌到安庆，从安庆到达上海后，觉得中国东南部地盘已被他据为己有，进行反革命叛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一方面取得了上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又和帝国主义各国广泛联系，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经过黄郛、戴季陶、王正廷等人和日本帝国主义往来，经过虞洽卿、宋子文等人和英美帝国主义往来，经过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等人和法帝国主义往来）。此外，他还取得他的流氓老师傅和老朋友的支持——他的交易所老板虞洽卿之类给他出钱，他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之类给他出打手。这样，蒋介石在内外反动派支持下，他的反革命政变计划即将付之实行了。
但是，当时陈独秀还以为蒋介石不会叛变，认为汪精卫是左派领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周，即4月5日，陈独秀还同汪精卫在上海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强调国共两党“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起了麻痹作用，从思想上对蒋介石放松了警惕。这时，蒋介石给上海总工会赠送“共同奋斗”的匾额，表面上表示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其实是在麻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
此外，蒋介石又利用陈独秀机会主义对于他反动气焰的一再让步，而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他竟下令禁止上海市民会议开会，要市民会议立刻解散，这等于是破坏刚刚产生的上海市人民政权。本来，上海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召开了上海市民大会，选举了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人民自己的政权。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不但不深入发动群众去加强这个政府，反而怕市民政府中没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不能进行工作，就忙着去拉他们来参加，而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因当时上海的实际权力操在武装劳动者的手里，不愿意来参加市民政府。所以，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领导下，市民政府虽然形式上已宣告成立，但还没有进行工作，就被蒋介石破坏了。蒋介石作了这许多反革命布置以后，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就开始了。
4月11日，蒋介石下令调集上海驻军，准备大规模屠杀。同时，又拿5万元给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帮头子所组织的“中华共进会”，召集一批流氓排成队伍，身穿蓝衣，袖缠“工”字符号，于4月12日晨一时后，开始袭击工人纠察队。当工人纠察队起而自卫抵抗时，蒋介石、白崇禧即借口“工人内讧”，利用革命方面没有防备，把原来同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的工人纠察队缴械了！这时候，工人们对于这个昨天的同盟者的反革命阴谋还没有完全识破，13日，全上海工人纷纷奔集闸北开群众大会，并整队往北伐军驻闸北司令部请愿。司令部早已在接到屠杀密令后做了布置，当请愿群众正前进至宝山路时，大批军队迎面开枪，群众愈集愈多，刽子手们便用机枪扫射，工人们的尸体倒满街头，街道竟成了血河，死伤数目无从统计。据目击者说，事后尸首用搬家汽车拉走埋葬，所装竟有七八车之多！
从蒋介石提起屠刀这一天开始，在上海和在一切蒋介石党徒力量所到的地方，都继续不断地充满了公开和秘密的杀人的恐怖。上海变成了蒋介石喽啰的“虎狼成群”的世界（“虎”指杨虎，“群”指陈群；这两人当时和白崇禧共同把持上海军政大权，以杀人多少向蒋介石请赏，人们称之为“虎群”），东南各省到处流着革命人民的血，广东则有“四一五”惨杀。无数民族的精华，就在这样残酷的恐怖下牺牲了。革命英雄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罗亦农就是在此时期先后牺牲的。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的前途与确定共产党在最近时期内的任务。大会对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予以批评，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大会一致接受了这个提纲。大会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但在陈独秀的把持下，会上竟不加以讨论，使大会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并未予以明确的彻底的解决。
第五次大会前及在大会上，各地代表对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和斗争，但一般地说，这种斗争未能充分地进行。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批评了陈独秀在中央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在后来事变发展过程中，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中一部分正确的领导干部，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办事的，各地的工农运动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于1927年的春天到了武汉，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临时委员会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武汉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全国农民运动，和由苏兆征、刘少奇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仍在蓬勃地发展着。
为了巩固革命，武汉地区的工人反抗了资本家的歇业停工，以保证正常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秩序；为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工人已部分地武装起来。工会的组织扩大，把大工业和手工业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
全国农民协会的组织也迅速地发展壮大，到1927年6月，全国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已达915万人（江苏二三十万未计算在内）。农民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农村中反对土豪劣绅、抗租抗粮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已进入到摧毁地主政权和插标分田、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
第五节 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到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大革命的惨痛失败
宁汉对立还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前，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势力，曾不断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1927年2月9日，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发表宣言提出：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农工运动等。以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组织行动委员会。
在武汉政府及其所辖地区内，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暂时还保持着。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决议提高国民党内民主，废去主席制以防止个人独裁、军事专政的倾向，改设秘书三人，由吴玉章、陈公博、谭平山担任，免去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组织部长的职务；并决定国民政府各部部长，以谭平山任农民部长，苏兆征任工人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斥责四一二大屠杀，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通电讨蒋。接着，4月25日，武汉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三十余万人，反对蒋介石的所谓“清党”的四一二叛变。
那时，发生了两方面的北伐：一方面是蒋介石为了扩张他反革命势力而和北洋军阀争夺地盘的“北伐”，另一方面是武汉政府的革命的北伐。
5月上旬，蒋介石的军队渡江北上，进占淮阴、蚌埠、海州、徐州等地。武汉政府的军队由唐生智率领亦于同一时候向河南进攻，配合国民军击溃奉系，占领郑州、开封等地。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在河南临颍战役中殉难。
夏斗寅叛变与“马日事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实行封锁武汉，调皖北各军威胁武汉，并勾结武汉内部反动分子向革命进攻。有的资本家故意关厂怠工，有的奸商罢业，停止贸易，社会上纸币不断跌价，日用必需品日益减少，造成许多工人失业，生活困难。一些隐藏在武汉政府内部的假革命假左派像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便动摇起来，开始高喊工农运动“过火”，准备叛变革命。
在这种情形下，首先是夏斗寅的叛变。夏斗寅（独立十四师师长）部本是当时武汉政府用以防止四川军阀侵入武汉的部队。但在1927年5月17日却乘武汉革命军入豫之际，接受反革命派的指示，率部叛变，联合十五军刘佐龙部与四川军阀杨森部（二十军）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经过武汉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动员一切力量，调叶挺部英勇迎击，至6月下旬先后将夏斗寅、杨森部击退，武汉政府转危为安。
继夏斗寅叛变而来的，便是“马日事变”（5月21日的反革命事变，因为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所以5月21日的事变称为“马日事变”）。在汪精卫、唐生智等纵容下，驻湖南的国民党三十五军何键及其部下团长许克祥等，在事变前一日，已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占据，解除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21日，许克祥在长沙围攻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用野蛮残酷手段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工农群众百人以上。
“马日事变”后，湖南共产党员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于是，通知各县的农民协会，计划汇集农军进攻长沙城。许多县农军陆续出发。但是，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下，怕“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而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平江、浏阳两大队出发较早，在城郊攻打反革命派时，虽然英勇奋战，因为寡不敌众而退却。这一退却，使反革命大奏凯歌。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这种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紧急关头，总是表现为软弱无能的退让，他为了“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陈独秀语），甚至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自动地解除武装，连劳动童子团的短棍也解除下来。
从郑州会议到徐州会议夏斗寅、许克祥的相继叛变，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反革命叛变的容忍，再加上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威胁利诱，武汉政府中本来已经动摇的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一些假革命分子，就更加大胆地走向反革命营垒。他们的借口是所谓共产国际“破坏国民党的阴谋”。原来，5月间，共产国际有一个指示给中国共产党，这个指示由当时共产国际新来的代表罗易（印度人）交给汪精卫看了。这个指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1）没有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不应该脱离农民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促进它。（2）必须多多从下面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他们勇敢的呼声会使元老们坚决起来，或者把他们抛掷出去。（3）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的军团，利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做指挥人员，并且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的可靠的军队。（4）要组织以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罚与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这个指示提出的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共产国际却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共合作执行这个指示。可是已经决心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却以此为口实，来推行其反革命的企图。于是，6月5日武汉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的顾问合同，武汉政府走向反革命道路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北方，为反革命所动摇的国民军领袖冯玉祥，便担负起“调解”宁汉矛盾的任务。6月10日，冯玉祥发起召集郑州会议，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张发奎、谭延闿等均到会。会议结果是：第一，唐生智部全部由河南回归武汉，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第二，河南的军事完全由国民军担任。
郑州会议后，6月19日，南京蒋介石和冯玉祥又举行徐州会议。会后，冯玉祥致电武汉国民党领袖，催促他们公开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大革命的失败6月29日，何键（三十五军军长）发出反共训令，命令部队和共产党分离，拘捕和惨杀共产党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决定和共产党分裂。中国共产党也发出宣言，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痛斥反革命的罪恶。7月15日分共会议后，武汉反动分子公开封闭工农组织，压迫群众运动，大规模逮捕和惨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汪精卫等甚至提出口号“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武汉当时的惨杀，并不次于上海四一二的惨杀。革命的武汉一变而为反革命的根据地了。不久，宁汉合作，蒋汪形成反革命的合流，以蒋介石为中心，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遭受到失败，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革命终于遭受到严重的失败。自此，不但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大资产阶级代表假革命分子公开叛变了，就是曾经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剩下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力量，继续为完成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结束语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中国人民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推动和组织之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担负了最实际的革命工作。他们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动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形成为东征与北伐的骨干力量，他们领导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这些丰功伟绩，在中国革命史上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永垂不朽的。
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也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内，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以至于当反动派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发动袭击的时候，共产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于：
第一，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自愿地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而把领导权送给了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只讲片面的联合，不讲适当的斗争，甚至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历史证明，革命统一战线如果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是一定要失败的。
第二，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的农民土地问题，不但没有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限制和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既然自愿地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也就不能了解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农民，只有发动了农民，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巩固，才不致落空，革命也才能胜利。
第三，在武装问题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没有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一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北伐战争前既放任蒋介石在第一军中逐出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更迁就了蒋介石，最多只想保留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旧的军官原封不动，或是让蒋介石指派的人去做军官，而不是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由下而上地选拔新的军官，也不让共产党员去担任军官职位。同时，陈独秀机会主义又害怕以人民志愿兵制度去根本改造旧军阀雇佣制度的军队，虽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仍拒绝大刀阔斧地组织人民的武装。这样，就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得以在一定时机经过上层的反动军官和利用雇佣军队，屠杀和驱逐革命的政治工作人员，把革命军队变为反革命军队，用以绞杀人民的革命运动。
第四，在政权问题上。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于农民群众、其他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不懂得从根本上打碎过去反革命阶级的全部统治机器，而代之以一个真正的革命人民的民主专政的重要性，即使在革命力量到达的地方，对旧的官僚军阀制度和旧的政权机构也不加以彻底摧毁，这也是在这次革命的各种弱点中所集中表现出来的根本弱点之一。
第五，在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上。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共产党内混入了不少投机分子，但是没有加以清理；敌人与不可靠的同盟者都在暗害共产党，但是没有警觉性；共产党内涌现了很多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成为党的中坚骨干；共产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没有能够完全掌握住。
这次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到了最后紧要关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是由于共产党在那时还是幼年的党，还没有经验，缺乏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的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诚然，这次革命在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却有着永远不可磨灭的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像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时所说：“没有一九五年的总演习，便没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大革命也正是一次总演习。经过这次总演习，使中国人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可以胜利的，中国是可以搞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由此深深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长城、民族的柱石，因而，即使在后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也是要听一听共产党人的主张，而每当我们国家民族处在最危难的时候，全国人民总要求共产党人出来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次总演习，对中国人民正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和锻炼，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大革命的总演习，便没有1949年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