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上海新客站才建成不久。我提着盛上简单行李的旅行袋，跳下公共汽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候车人群，气喘吁吁地冲进月台，跑到制片主任面前。活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的制片主任毫不客气地叫嚷：“几点啦？还有三分钟就开车了，磨蹭什么呀你！”还要训斥下去，忽然看到我两眼泪汪汪的，住了口，掏出火车票：“拿去，硬座。”我接过，转身要进站。他却喝住我，威严地吩咐：“我过一个月才到片场去，你算是咱哥们儿了，可别给我惹事，第一次台湾和大陆合拍电视剧，上头盯得可紧。”
火车离站，我裹紧了身上唯一的毛衣，按了按贴身口袋，硬硬的纸币还在。
上午接到往北京拍戏的紧急通知，匆忙收拾行李，这时才发现，手头没多少钱。刚刚入行，赚到的仅够糊口。艺人又必得置行头，在社交场面应酬，项项开支庞大得惊人。在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不少女艺人不得不傍起大款来了。
爸爸在旁，看到我在发愣，掏出刚刚发到手的工资，塞过来：“快去，主任等急了。”“爸，工资全给我，你……”爸不答，把我推出门去：“别啰唆，快走。”
火车呼啸穿过市区，掠过近郊的田庄，驶入黄褐色的平原，北国的寒意侵来，我打了几个冷战，想，北京该是零度了，我受得了吗？眼光落在肩上的浅紫色毛衣上，毛衣的质地很普通，粗羊毛，无甚花色，还是我第一次拍广告片，厂家赠送的。
坐久了，腰发酸，我穿过硬座车厢，想扯张硬卧票。手触摸到衣袋里的300元，犹豫了半晌，转身往回走。怔怔想着，这次上京拍戏，一去就是三个月，爸爸的日子怎么过？我太糊涂了，哪怕留下100块钱也好啊！我想哭，但是想起了父亲的面影，忍下来。我在心里对父亲说：我一定能坚持下去。路灯在铿锵的车轮声中闪亮，呼啸的寒风阻不断远方的光明。
我赶到剧组时，已是深夜。制片们在片场自顾自忙碌，好不容易才空下来，对我作简单的交代：“你的戏份在明天，今天先看看，熟悉一下，一点钟和大队人马回旅馆休息。”
当时的剧组都实行这样的规矩：所有酬劳杀青时一次性支付，日常开销全得自掏腰包。我有些胆怯：300元能坚持多久？
在化妆间的角落，我靠着墙角坐，又渴又饿又困，舔了舔干裂的唇，四下寻找热水。
所看到的人，谁都有一个热水杯，我却不知道热水杯在哪里供应。片场附近，有几个摊贩在卖热馄饨，我摸摸怀里的钱，咽了口唾沫，没动弹，不久，昏昏沉沉地靠墙壁睡去了。
以上一幕，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秋天。然后，匆匆15年过去，我早已告别青涩而多梦的青春，进入中年，成为妻子和母亲；也告别了远看绚烂无比、身在其中却感到庸俗不堪的演视圈，在异国当上忙碌而平实的打工族。然而我不能忘怀父亲那次交给我的300块钱，它不但凝聚着深沉无比的父爱—自从8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一直独身，和我相依为命；而且，它鞭策着从小娇生惯养的我，在出道之初，面对诸多诱惑，狷介自守，俯仰不愧。我就靠这笔钱，极为省俭地度过了远离家门的许多日子。
所参与的电视连续剧《草莽英雄》，开创了海峡两岸合作拍片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