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似海
我刚出生，护士就把我从产房里抱走了，她未能看到我。医生温和地解释说，我左肘以下没有手臂。随后他建议：“对待她就像对待其他女儿一样，不要有所不同。要求她更多些。”她照办了。
在我父亲离开我们之后，我妈妈不得不重新工作来养家糊口。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的家中有我们5个女孩，我们都得帮着干活。在我大约7岁时，有一回，我从厨房里出来，哼哼唧唧地说道：“妈，我没法削土豆皮，我只有一只手。”
妈妈连头都没抬，继续缝纫。“你进厨房削土豆去，”她对我说。“再不要拿这个做挡箭牌！”
当然，我能削土豆皮———用左胳臂按着，用好的手削。总会有办法的，我妈妈清楚这一点。她总是说：“只要你尽力设法去做，什么事都能办到。”
上二年级时，老师叫我们列队在操场上进行猴架比赛，从一个高杠悬荡到下一个杠。轮到我的时候，我摇摇头。身后有些同学发出笑声。我哭着回到家。
那天晚上我告诉妈妈这件事。她紧抱着我，我看见她那“我们等着瞧”的表情。第二天下午她下班后带着我回到学校。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她仔细地瞧着猴架的杠子。
“现在用你的右胳臂拽自己上去，”她给我出主意。她在一旁站着，我奋力用右手把自己拉上去，直到我能用左肘弯勾住杠子。一天又一天这么练着，我每荡过一个杠子她都表扬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全班再次列队站在猴架旁的情景。我荡过一个又一个杠子，朝下看着那些曾经耻笑过我的同学。他们这回可都目瞪口呆地站着。做什么事都这样：我妈妈从不替我干，也不放任我，坚持要我自己设法去做。有时候我怨恨她。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心想。她不在乎那有多么难。但是，刚上初中的一天晚上，学校举行了舞会，舞会结束后，我躺在床上哭泣。我听见妈妈走进了我的房间。
“怎么啦？”她温和地问道。
“妈妈，”我哭着回答，“因为我的胳臂，没有一个男孩子愿意跟我跳舞。”
很长时间她没吭声。然后她说：“啊，宝贝，有一天你会用球棒把那些男孩子赶走。你瞧着吧！”她的声音微弱、急促。我从被子下面偷偷张望，看见她面颊上流淌着眼泪。我这才知道她为我忍受着多大的痛苦，但是她从不让我看见她流泪，因为她不愿意我为自己感到难过。
后来，我跟我认为接受我的第一个男人结了婚。但结果他是个不成熟和不负责任的人。我的女儿杰西卡出生后，为了保护她不受不幸福婚姻的伤害，我挣脱了这一婚姻。
在我作为单身母亲的5年中，妈妈是我的支柱。如果我想哭，她就抱着我。如果我埋怨下班或放学后得到处追着一个学步的孩子，她就放声大笑。但是如果我要为自己感到难过，我就看着她，然后想起她拉扯过5个孩子！
我又结了婚。我和我丈夫蒂姆有个4个孩子的充满爱意的家庭。或许我妈妈错过了太多与她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因此她在孙辈中找到补偿。很多次我看见她摇晃着杰西卡，抚摸着她的头发。“我要狠狠地宠坏她，然后归还给她妈妈好好地管教，”她这么对我说。“这是我现在的特权。”然而，她没有这么做。她只是给了孩子们无限的耐心和爱。
1991年妈妈被诊断患有肺癌，还能活半年到一年。可3年多过去了，她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医生说这是个奇迹。我认为是她对孙子、孙女们的爱使她斗争到最后一刻。她53岁生日过后5天故去了。甚至现在，一想到一个在生活中经历了那么多艰难的人到头来竟然还要经受如此苦难，我就非常难过。
但是她也将这个问题的答案教给了我。幼年时我纳闷为什么我非得如此刻苦努力。现在我领悟了———是苦难把我们造就成人。我感觉妈妈永远与我同在。有时候，当我担心没有能力处理好事情时，便又看到她那灿烂的笑容。她有决心面对任何事情，她教我认识到我也能面对任何事情。苦菊那年，她和他一起读研究生。
家里都不富裕，过得自然是清苦一些的生活。但是他总能给她一些小小的惊喜，比如亲手为她做一个头花，画一张漂亮的生日贺卡，他是那种细心而体贴的男子，在相爱之后，她更感觉出这个男子的情感细腻。
一起去吃饭时，他总爱点一个菜：苦菊。
那时一个非常便宜的菜，只要三四块钱，嫩嫩的绿，撒上点味精、盐、香油、蒜泥就行了，凉拌苦菊。
他说那是他家乡的菜，有时去山里可以采一些，现在都是人工种植的。苦菊可以败火、清热，现在读书和工作压力这么大，他喜欢吃苦菊。
他给她要的菜多是她爱吃的腰果虾仁，每次他都点，因为她爱吃，虽然价格不低。
两个菜，一个凉拌苦菊，一个腰果虾仁。再要两碗面，一碗放肉，一碗不放，放肉的是她的，不放的是他的。
他说自己不喜欢吃肉。
吃了两年，他们一直是这么吃饭，在他过生日或她过生日时。
她一直不喜欢吃苦菊，只尝过一次，那苦涩涩的苦让她的味蕾无法忍受，她说：怎么喜欢这种东西？
两年之后，他们读完了研究生，她留在一家台资的大公司里，他却非要当什么志愿者。
他们吵了很多次，她说，你要去可以，我们分手吧。话说得很绝情，她并不知道，他是那个小村里惟一出来读研究生的，是全村人的骄傲，他父母双亡，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说自己不能不回去。
那时，她又认识了一个男人，一个海归派男子，带她到名典咖啡吃五十块钱一个冰淇淋的男人，还夹杂着英语和她说欧洲的种种浪漫。
分手，是在一个雨天，他们又去了常去的那个小饭店，还是点的那两个菜。
她却连腰果虾仁都不屑于吃了，她说这种高热量的东西是垃圾食品，谁还要吃。
那是他和她最后一次吃饭，他吃光了自己面前的凉拌苦菊，照样给她要了一碗肉丝面，自己要了一碗素面。
多年后，他们都结婚了，他成了小城的教育局长，出席了全国的教育工作会议。从他去后，小城的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还是爱吃苦菊，当时吃是因为苦菊是饭店里最便宜的菜，还因为它真的能清热败火，他并不真的爱吃苦菊，但后来，他是真的爱上了苦菊，那是一种先苦后香的菜，也是他初恋的菜。
她却离了婚，海归的人总有新潮的思想，要丁克，要找情人，她无法接受，于是只有一个人过下去。
常常一个人去吃饭，看到菜单上有凉拌苦菊时，她愣了一下。好多年过去了，她还记得他爱点的这个菜，而当时，自己只吃过一次，就嚷嚷着苦。如今，那吃苦菊的人在哪里？那给她要一盘很贵的腰果虾仁的男子还记得她吗？
她要了一盘凉拌苦菊，吃了一口，当然还是淡淡的苦，再回味，那味道里居然有了清香，唇齿之间的香让她忽然想流泪。当初她为什么就没有等到唇齿间回荡出香气就吐了它呢？她为什么只尝到了一点点苦就否定了它呢？
后来，她爱上了这道叫凉拌苦菊的菜，去饭店和朋友吃饭时，她常常会点这个菜，朋友说，这个菜便宜呢。她想起当年的他，自己吃一盘苦菊，而为她要的菜是苦菊价格的十几倍，那一盘凉拌苦菊里，不是别的，是爱情啊。
苦菊，苦菊，那苦的后面，是淡淡的香和淡淡的甜啊，在历经了沧海桑田之后，那苦菊终于占满了她的心。伏天的罪孽“大热天，真是没事找事。”商场侦探亨利嘀咕着，他的制服已被汗水湿透。一位窄脸妇女正在他面前尖声诉说着什么。
真是，丢掉的钱既然已经找到了，就算了呗。可她却不善罢甘休，仿佛站在桌前的这个小男孩真是一个危险的罪犯。亨利思忖着，是的，10块钱对大人也是不小的诱惑，何况对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子。“是的，我没亲眼看到他偷钱。”那位太太唠叨着，“我买了一样东西，又要看另一件货，就把10块钱放到柜台上。刚离开分把钟，钱就跑到这个小贱骨头的手上了。”
亨利这才发现桌角那边还有个小女孩。她正用蓝蓝的大眼睛静静地看着他。“是你拿走钱的吗？”亨利问男孩。
小男孩紧闭着嘴唇，点了点头。“你几岁了？”“8岁了。”“你妹妹呢？”男孩低头看了看他的小伙伴：“3岁。”
在这大伏天里，孩子也许只是为了拿它去换点冰淇淋。可这位太太却咬定孩子是窃贼，非要惩罚他们不可。亨利不由得心疼起这两个孩子来了。“让我们去看看现场吧。”
男孩紧紧拉着小女孩的手，跟着大人们向前走去。
柜台后面一只风扇吹来的风使亨利觉得凉爽了些。“钱在哪儿放着？”“就在这儿。”太太把10块钱放在柜台上。
亨利打量了一下小女孩，掏出几块糖来。“爱吃糖吗？”女孩扑闪了一下大眼睛，点了点头。亨利把糖放在钱上面：“来，够着了就给你吃。”小女孩踮起脚尖，竭力伸长小手，可还是够不着。
亨利把糖拿给小女孩。
太太嚷起来：“我不跟你争辩。难道他们可以逃脱罪责吗？领我去见你的老板……”亨利没理会，他正注视着那10块钱，柜台后面的风扇吹着它，它开始滑动，滑动……终于从柜台上飘落下来。
钱落在离两个孩子几尺远的地方。女孩看到钱，便弯腰捡起来递给哥哥，男孩毫不踌躇地把钱交给了亨利。“原先那钱也是你妹妹给你的，对吗？”
男孩点了点头，眼里涌出委屈的泪水。
“你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吗？”男孩使劲摇着头，终于大声哭出来。“那你为什么要承认是你偷的呢？”男孩泪眼模糊：“她……她是我妹妹，她从不会偷东西……”亨利瞟了一眼那位太太，他看到她的头低了下来。
青藏铁路线上的天长地久
化验结果终于出来了，母亲患的是肺癌。
姐姐仍然陪着母亲在里面做着各样检查，一向镇定的姐夫匆匆离开医院，去给远在青藏高原做植被研究的父亲打电话，告诉他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刚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大脑一片空白。
姐夫说，他打完电话回来，看见我一直在念父亲曾为母亲写过的信：“我不要思念，我要活生生的人，可以触摸到的你，可以亲吻的你，可以拥抱的你，我要你一直在这里，就在这里。”
父亲曾是北京林业大学森林系的高才生，在火红的青春年代结识了小他一岁，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念书的母亲。不久，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远在青藏高原的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而按规定，母亲应回自己的原籍河南开封工作。如此安排，两个相恋的人就此天涯海角。毕业前夕，母亲一个人偷偷跑到西宁，看望已经在这里工作一年的爱人。据说，两人谈了很久，甚至抱头痛哭过。后来，回北京的母亲收到父亲写来的信，信上只有短短的两行字：“我不要思念，我要活生生的你，可以触摸到的你，可以亲吻的你，可以拥抱的你，我要你一直在这里，就在这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爱情诗”风行时，我在母亲的抽屉里发现了它，笑着说，父亲简直是个爱情诗人啊！母亲没有笑，眼睛忽然望向了远方，久久地，我知道那正是青藏高原的方向。
最终，母亲不顾众人反对，毅然来到父亲身边，在西宁市一所中学教语文。虽然父亲的研究所在西宁，但一年中有10个月，父亲都要到青藏高原上做研究，真正在母亲身边的日子并不多。
一个星期后，父亲才风尘仆仆地从青藏高原赶了回来。同行的人说，他们的车子坏在半路上，父亲硬是背着行李，在山路上走了两天两夜。而就在父亲回来的那天，医院给母亲下了病危通知书。父亲很平静地接受了，没有眼泪，没有惊慌失措，只是在医院的走廊上坐着，默默地等待。
然而17小时后，母亲的病情却奇迹般好转，甚至可以坐起身子喝稀饭。在最初化疗的日子里，父亲一直陪护着她。一日下午，我到医院看母亲，在病房外就听到母亲一阵猛烈的咳嗽，从门口望去，我见她正把痰吐到床头的小杯子里———我不由皱了眉。一会，父亲拿着那个杯子出来，先是对着阳光仔细观察了一会，然后就走到旁边的水房里，仔细地洗那个杯子。阳光那时正好射进水房，把父亲衬得“金碧辉煌”。他洗得很专注很用心，仿佛在洗一个值钱的古董，仿佛一定要把它上面的污秽、泥土、脏垢，都洗得干干净净。那个时候，我忽然感到全身都在颤抖，似乎正有一滴眼泪在心脏里滚动。
化疗结束后，母亲回到家中，父亲又回了青藏高原做植被研究。时值青藏铁路线建设正式破土动工，父亲说：国家要修一条世界级的“绿色铁路”，而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就是为了这一天，这条铁路线凝结了研究所三代科学人的心血，我一定要去。
照旧，母亲为父亲收拾了行装，送出了门。这次，父亲的学生———姐夫也一起去。于是，家里又剩下我们三个女人———母亲、姐姐和我，我们过着和以前一样平静而简单的生活。
因为母亲的病，我和姐姐把家里有可能制造污染的物件全部丢弃，甚至包括父亲从藏区给母亲带回来的小油灯。
这下子惹恼了一向温和的母亲！
我们忘记了，那油灯如果燃烧着，飘散出来的就是父亲的味道。
那年，山里忽然发生坍塌，研究所和科考队失去联络。母亲整夜守在研究所救援指挥部等待消息，不眠不休四个昼夜。我和姐姐几次到研究所给她送衣服，都不曾看到母亲哭泣，她说她知道父亲一定没事。其实，那是怎样惊心动魄四昼夜，只有曾经去过的母亲知道，而我直到后来采访时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