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襄（1017年～1080年）字述古，福州侯官人。中进士，为官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做过枢密直学士（充皇帝侍从，备顾问应对）、太常卿（掌有关礼乐、郊庙、社稷等）、侍读（为皇帝讲解经史）等官职。学者称古灵先生。高祖檄，唐末自光州固始从王氏入闽，家于福州，仕闽为太尉，推诚奉国功臣。曾祖令图，为客省使，居侯官之古灵（今闽侯县南通镇古城村）。祖希颍，果州司户参军。父象，台州黄岩县尉。古灵陈氏今为名族。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举进士第，授建州浦城县主簿，历知台州仙居县、孟州河阳县、彭州濛阳县。嘉祐二年（1057年），以富弼之荐召试秘阁校理，判尚书祠部，编定昭文馆书籍。六年（1061年）出知常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召为开封府推官，除三司盐铁判官。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以谏议大夫奉使北辽。熙宁二年（1069年）迁修起居注，寻兼侍御史知杂事。论青苗法不便，罢言责，留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1071年）为王安石所忌，出知陈州，改知杭州，时苏轼、苏辙兄弟为杭州通判、陈州教授，多所酬唱。八年（1075年）召还，迁尚书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兼侍讲。荐司马光等三十三人，人伦之鉴，可谓罕与等夷。元丰二年（1079年）坐苏轼乌台诗案，罚铜二十斤。元丰三年（1080年）三月十一日，薨于京师，年64岁。赠给事中，阶累升为朝散大夫，勋累升为护军，爵累升为上党郡开国侯。其后累赠少师，谥忠文。
陈襄为宋世硕学名臣，早年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倡道海滨，人称四先生。襄“以兴学养士为先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先后于浦城、河阳、常州、杭州、陈州兴办学宫，为诸生讲学，弟子逾千人，著名者如孙觉、章衡、傅楫等。襄为学以诚明为宗，倡“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和性以尽神”。著有《易义》、《中庸义》、《古灵集》。全祖望称其“倡道之功，则固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之亚，较之程（程颢、程颐）、张（载），为前茅焉。”《宋元学案》于安定、泰山、高平（范仲淹）、庐陵（欧阳修）之后立《古灵四先生学案》，《宋史》并有传。
陈襄任建州浦城县主簿时，适逢该县缺少县令，他便独自总揽全县之事。该县地域辽阔，许多地方是由某一大家族统治，历任的县令都管不了，蒙蔽上司、请托权贵，是习以为常的事。陈襄起早贪黑，决心纠正那些年深日久的弊端。当地颇有一些案情复杂、积压日久的诉讼，陈襄下工夫分析案情，穷本溯源理出头绪，然后一加以判决。为了秉公断案，防止有人来说情，每次断案时，便让数人环列于前，使那些说情的人无法开口。从此，浦城县的百姓知道其不徇私情，不受贿赂，是一个公正无私的清官。
陈襄当上浦城知县不久，有一个农民跑到县衙报案，说他家饲养的耕牛被人偷走。耕牛在当时既是很值钱的牲口，又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这个案子。事关重大。如不及时破案，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就会影响本县农村的安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陈襄窃窃私语，这个案子非破不可。他立即跟几个捕头一起到案发地点去调查取证。捕头捕获了数名犯罪嫌疑人，陈襄逐一进行审讯，但没有一个肯认罪伏法、陈襄想对其用刑，又怕伤害无辜。他连续好几天，茶饭不思，整天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叫官差将嫌犯全部集中到审案大堂，便骗他们说：“本县土地庙有一口大钟，能够分辨强盗，非常灵验。”于是派人把钟抬到后案供奉起来，又命这些嫌犯站立在钟前。陈襄提高了噪门，高声说：“没有偷耕牛的人摸钟时不响。偷耕牛的人摸钟时有响声。”陈襄又率领官吏们先烧香，然后很虔诚地向钟祈祷，命令那些嫌犯个个都把手放在胸口，闭上眼晴，嘴里念叨：“偷牛者，罪大恶极，罪有应得，该抓、该抓。”整个仪式进行了大约二个小时。仪式完毕后，陈襄命官差用黑色帷幕把钟围起来，又暗地里派人把墨汁涂在钟上。又过了一个小时，他命令那些嫌犯逐一把手伸进帷幕内摸钟，然后检验他们的手，众人手上都染有墨汁，只有一个人手上没有。
经过审讯，那人承认自己偷了耕牛。因为那人怕钟发出响声，不敢去摸钟，结果就露出破绽，中了陈襄的计、陈襄用计断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浦城县城内外，一段时期，犯罪分子都有所收敛，不敢轻举妄动。
陈襄在仙居县为官期间，发现该县是个极其偏僻的地方，老百姓浅陋无知，不知道教育子弟读书。陈襄在一个春节大年初一的那天，乘当地父老前来贺岁的机会，写了一篇《劝学》，命门生管师复在大庭中宣读，并告诉他们说：“办学校，培养人才，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去年，我已上报朝庭，请求在本县办一所学校。目下，朝庭已正式批准。我准备拿出半年的俸禄用于资助办学。请你们有子弟的赶快将其送进学校读书。”父老们感动得掉泪，都一一答应。开工砌学校的那天，陈襄很早就来到工地，他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跟建筑工人一道参加搬运建筑材料。在他的影响下，帮助搬运建筑材料的人越来越多。官府虽然没有向老百姓求助砖瓦、木料等建筑材料，但老百姓也乐于奉送，甚至连织布、编席的人，收入不多的也愿意出钱资助办学。过了几年，陈襄离任时，县里的男女老幼堵塞道路，攀住车辕，都舍不得让他走。好多老百姓为他送来农副产品，他都婉言谢绝。拱手与老百姓作揖，过了好长时间，好容易才出了境。
陈襄出知常州时，郡学校舍狭小，容纳不了那么多学生；经过陈襄的再三努力，不久便完成了学校的扩建工作。这座学校的规模和生气蓬勃的景象，在附近州郡的学校中是首屈一指的、陈襄经常早晨进入学校，坐着为学生们讲解经史，同时处理州内政务，从引毗陵一地学业有成的人，在江浙地区为数最多。
陈襄到常州为官的第二年夏季，老天爷发了脾气，连续阴雨一个多月。常州境内洪水泛滥，若干农田被淹，许多老百姓的房屋被洪水冲塌。好多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离乡背井，乞讨他乡、陈襄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写上奏折，派人上报朝庭，要求调拨救灾物资进行救灾。他立即率领州、县的官吏，组织百姓，进行抗洪自救。他亲临抗洪救灾的第一线，亲自指挥抗洪救灾，多次深入到灾民中去进行慰问，派人及时把朝庭调拨的救灾款以及救灾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抗洪救灾刚刚结束，他立即组织人员，排查洪水泛滥的原因，他还亲自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寻求彻底根治洪魔的对策。经过调查研究，终于找出了洪水泛滥的原因：原来常州的运渠横挡着震泽，连日下暴雨，游积的水不得向北注入长江中，因而震泽之水经常淹没常州、苏州几个县的农田，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代。陈襄连夜书写奏折，上报朝庭，要求兴修水利，提出了疏浚运渠，导震泽之水入长江的治水之策、过了一段时问，朝庭批准了他上奏治水的奏折、陈襄立即派人丈量运渠的尺寸和对岸农田的亩数后，分别派人疏浚河道，深度、宽度都有规定。陈襄经常深入工地，察看工程进程，监督工程质量，跟民工们一起挖土挑泥，往往不是一身汗，就是一身泥、在陈襄的带动下，经常州数万民工三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完成了这一水利工程、接着，他又命人削平望平的拦河坝，震泽贮积的水终于得以北流长江之中。这样一来。不但危害百姓的洪水被解除了，而且旱田也可以灌溉了。苏、常一带自此，年年五谷丰登，老百姓安居乐业，个个欢庆有余。
陈襄系宋代三朝元老，为官几十载，到过很多地方，任过很多职位。他不论在何处任何职，都不畏权贵，正直不阿，严峻执法。他勤廉为民，一心为老百姓造福的品行，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他一生为老百姓办的实事数不胜数。弥留之际，妻子儿女环绕在他的病床前哭泣。问他还有什么话要交待、陈襄要来纸笔，写了“先圣先师”四个字交给了儿子之后就逝世了。陈襄逝世的消息像刮风一样很快地传到他曾经为官过的地方。好多地方的老百姓失声痛哭，悲痛万分，许多老百姓家挂起了他的画像，设了灵堂，不少村镇还为他建成了祠堂，寄托对他的深切怀念。
毕昇
毕昇（？～1051年）北宋时代的人，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者，与其同时代的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对其发明有详细记述，活字印刷在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庆历八年（1041年～1048年）间发明。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写，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点，雕刻一部大书，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经济，同时书板还占据大量空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据沈括《梦溪笔谈》卷18的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硬。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框为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压平。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用。至于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则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毕昇的试验，假使只印三、两本显不出简便，假使印数百、数千本，就极为神速。他的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与现在铅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遗憾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布衣”，没有做过官。在之后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节录沈括原文，至今还未发现任何新的文献。不少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也是根据《梦溪笔谈》，因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有人说他是四川人，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当他发明活字板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毕昇死后，他发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作为古董般保藏起来。所以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1993年，有报道说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此碑风化严重，又遭撞击损伤，笔画多有残缺，年号难以确定。但有人认为此碑的墓主即为发明活字的毕昇。
明朝正德年间（16世纪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个武官家中，从地下掘出黑子数百颗，每子有一字，书法像唐欧阳询的字体，坚硬如牛角，当时有人以为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毕昇不能造。不过这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毕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牵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实际技术问题。清朝道光年间安徽泾县有一位教书先生翟金生，仿照毕昇的老法子，费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十万多个，到1844年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可知泥活字印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泥活字一触即碎，不能印刷。并说胶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属活字，或铸字的模型，因而怀疑毕昇是否真的用过胶泥活字。其实泥活字“坚贞同骨角”，并且印得字画清楚。据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实物，就可用来否定上述主观臆说了。又有人提出毕昇的胶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炼丹时用来密封炉顶的“六一泥”。实际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并非用七种药物合成的所谓“六一泥”。同时，李瑶在杭州仿宋胶泥印书，朝鲜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见于宋人医方，及《道藏》内《丹房须知》、《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等道书中。而正统《道藏》清代学者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普通胶泥不能印书，要印书须得用“六一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毕昇发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于1193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杂记》。后来的人除沿用毕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祯又制成木活字。其实木活字毕昇早已考虑过，他发现木头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与药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说过用木活字印书，印了两百部，字划就胀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万而不失真。元、明两代，又有人利用锡、铜、铅等材料铸成金属活字，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
毕昇的泥活字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朝鲜人利用毕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早在王氏高丽高宗时（约1234年）已用铸字印书，李氏朝鲜太宗三年（1403）以后，铸造活字二十余次，铸成铜活字二三百万个，并在世宗十八年（1436年）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活版印刷后来由朝鲜又传到日本。越南在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年）已能很迅速地排印中越诗人唱和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系统的汉文活字。西洋活字印刷术由德国梅因兹地方，而传到欧洲各国，以及新大陆的美洲。因为文字与中国不同，看起来似乎另成一系统。但自16世纪以来，不少的西方学者均以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雕版与活字板），不但直接传播到亚洲各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
王惟一
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著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认为“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王惟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后来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书作序，题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外，据《宋史·艺文志》载，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经》3卷，已佚。又负责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现通行的为贵池刘氏玉海堂刻5卷本），考订了针灸穴位354个，较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多了5个穴位：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又明确提出了任脉、督脉的循行路线与穴位，将之与十二经并列。其后，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滑寿《十四经发挥》将之进一步阐明。因此，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十四经说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书中，王惟一应用了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针灸学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按部位排列。这是当时针灸界习用的两种表达经络腧穴体系的方法，王惟一则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后来，宋朝廷编撰《圣济总录》，只采用十四经络循行的方法以介绍经络、腧穴，而弃去了四肢、躯体分部的方法，使经络学说更体现了人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王惟一《图经》则反映了他尚未能冲破晋唐代以来针灸学窠臼，因而用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反映经络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经方面，与《灵枢经》不同，即不循手三阴从胸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胸的规律，而是以脏腑相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经，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后述足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最后为任脉和督脉。而且每一经的穴位则均从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绍，也不符合经络循行系统之规律。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校勘注解者，难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而有参考价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瘜肉蚀疮”；大迎穴增治“微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等等，体现了宋代针灸临床治疗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介绍亦更仔细，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补充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发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显示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典籍要丰富得多，因而该书不仅是前代针灸经验之汇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整理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和发展，且使之趋向于统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珍贵图谱。
其次，王惟一的贡献，在于主持铸造了专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周密离王惟一所处年代不远，书中记述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库全书总目·铜人针灸经》提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载一致。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教学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书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发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实用价值。王惟一的另一贡献为刻石碑。尽管宋代印刷术已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印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针灸医学的普及与发展。为广流传，王惟一主持将《图经》3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流传有推广作用。其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卷，具有全书索引性质，一并放置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筑京师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年至1972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修复整理，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
王惟一的杰出贡献，使我国传统的针灸学术得以发展、推广和普及，并纠正了唐代王焘倡灸禁针的谬误。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针灸学术仍然有着文献学作用和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