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籍（988年～1063年），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山东省成武县伯乐镇庞楼村）人，于北宋太宗端拱元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庞籍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庞籍及进士第，被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司理参军（司理参军是辅佐知州审理刑事案件的专门职务）。庞籍莅任处事足智多谋，得心应手，很得上司的赏识。在后来的仕途生涯中，庞籍的能力屡屡得到上司的认可，所以他很快就被调任京城开封，成为在皇帝身边的朝臣。
社稷之臣
当时，北宋建国七十余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庞籍，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礼治、人才、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坚持原则，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被称为社稷之臣。
仁宗亲政后，庞籍在整肃朝纲等方面，屡献良策，他劝仁宗：“陛下躬掌万机，关键是如何用人。”提出要辨别邪正奸伪，任用贤正，防止朋党。选用大臣要采取众人公论，而不能听某些人的一面之词，让那些勇于进取、忠正刚直的人布列朝廷，襄治国事。当时，宰相张士逊为固相位，不惜采用排挤异己的手段，结私用人，还暗地派人到各地选美女入宫，皇室后苑制作珠玉宝器的工匠也倍增于前。为此，庞籍在奏疏中还提出要“以俭约为师，以奢靡为戒，重惜国费”。张士逊此时正得仁宗皇帝的宠信，言事官们当时说话，都千方百计地迎合张士逊。庞籍敢于直斥其行径，因此深得同僚们的佩服，御史中丞孔道辅谓人曰：“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醇之，天子御史也。”
景佑元年（1034年），庞籍任开封府判官。当时，亲政后的仁宗亦开始放纵色欲，宠爱新选入宫的尚氏、杨氏等美人，尚氏等人则依恃仁宗的宠幸，毫无顾忌，有恃无恐，竟遣内侍随意以“教旨”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朝廷大臣对此缄口不言，深怕有所得罪。又是庞籍，上书直言，痛切陈谏。他说：“自祖宗以来，从未有后宫美人妄称‘教旨’而发号施令、干扰府政的先例。今尚美人与内侍韩从礼等一起破坏国家法度，臣担心这会影响圣上的圣德，请朝廷杖责违法内侍，以儆他人。”仁宗不得已，遂下诏责斥尚美人、杖笞宦官韩从礼，并令有司：“今后凡是自内宫传出的命令，有司有权拒绝执行。”从此后宫肃然，朝政也免受后宫干扰，此举庞籍更赢得“忠鲠”之誉。
边关雄帅
自真宗景德初年，宋朝与辽国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后，北方的边患暂时得以缓解。但此后，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却迅速发展起来，党项族首领、宋封西平王赵德明死后，其子元昊继位，开始谋求摆脱宋朝的控制。元昊推行党项传统的秃发方式，禁用汉人风俗结发；废除唐宋两朝所赐李、赵姓氏，复用党项原姓“嵬名”；并开始派兵入侵宋朝边地，把十万军队部署于临宋边界地区。
景佑五年（1038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设官立职，改定兵权，创建文字、礼仪制度等，完成了西夏建国的巨大事业，同时也成为宋朝强大的竞争对手，成为宋朝的一大边患。为了选任一位既有将才、又有智谋的人全力经营西边，对付元昊，仁宗斟酌再三，选中庞籍，遂任命他为陕西体量安抚使、都转运使，全权处理对西夏的军政事务。
庞籍到任陕西、充任封疆大吏后，认真落实朝廷整饬边备的诏令，亲自巡访各地。在战略上，他以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和谋略，从边疆全局出发，考察分析了整个战争时局。一方面，庞籍全面考察了西夏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发展状况；一方面，庞籍全面分析了北宋、西夏、辽和其他民族政权并存的情况，看到西夏连年不断对辽及吐蕃、回鹘等政权用兵，频繁的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伤亡，不仅给西北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严重影响了西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再一方面，庞籍经过慎密侦察，全面掌握了西夏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并积极采用离间政策，逐步瓦解了元昊的统治。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西夏与辽等民族之间不断产生新的矛盾，而庞籍对少数民族采用招抚蕤和政策，稳定了大宋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一次，契丹来使请求割取天池庙地，对这一关系到民族间利益关系的重大事务，庞籍的部将知忻州郭逵，在庞籍的授意下，礼节俱全、稳妥地进行了处理。郭逵查阅有关文书档案，发现有一封太平兴国年间契丹写给天池县的信，信中提到：“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据此，向契丹使者出示信件委婉予以拒绝，使契丹无法再争，大为折服。
在战略战备方面，庞籍总结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变更宋军原来的东西阵法为方阵法，重点配备各军的兵甲器械，修葺战道，加强了永和、乌仁关等地的防御能力，使大宋军队一路有警、数路能援，极大地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并数次挫败了夏军的入侵，使之不敢贸然侵犯鄜延地区，阻遏了夏军的攻势。
在戍边御敌中，庞籍堪称为古人所认可的良将：“良将者，不必亲披坚锐。上兵伐谋，运筹帷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他两为边帅，戍边数载，殚精竭虑，功勋卓著，得到仁宗皇帝嘉许诏奖、赐钱百万。因此他豪情满怀，挥笔写下了《渔家傲》（见《全宋词》）：儒将不须躬甲胄，指挥玉尘风云走。战罢挥毫飞捷奏，倾贺酒，三杯遥献南山寿。草软沙平春日透，萧萧下马长川逗。马上醉中山色秀，光一一，旌戈矛戟山前后。在宋夏关系中，庞籍尽展其知己知彼，运筹帷幄的儒雅风度。以正确的战略决策戍边，以不卑不亢、进退有度的策略议和，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大宋的尊严与利益，保全了国家疆域。在北宋一度委屈求和的屈辱外交史上，留下了一抹亮光。
独任宰相
因为庞籍在抗击西夏时立下的赫赫战功，和在宋夏议和中极力斡旋的佳绩及表现出的超人才智，深得仁宗信任，所以于皇佑三年（1051年），将他升任为宰相。当时，朝野上下独任庞籍为相（宋时一般以两人或三人同为宰相执政），且加其昭文馆大学士的称号，这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庞籍执掌朝廷枢政，尽职尽责，唯贤是举，不以官爵养私和邀取声誉；用人虑事，以国事为先，从不计较个人的毁誉，为一度积贫积弱的宋王朝维持承平时日，做出了不朽的业绩。庞籍受命之时，正是宋王朝积重难返之际，社会矛盾日积月累，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政荒民疲。庞籍认为致使国用困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兵多而不精。庞籍据实提出淘汰冗兵、减省冗费，以补国用不足。他向仁宗皇帝献策“凡年五十以上及身体矮小者，一律免放为民。”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广南西路的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攻城略地，兵锋直指广西重镇邕州（今广西南宁），庞籍向仁宗推荐曾为其部将的枢密副使狄青帅兵平叛。
皇佑五年（1053年）正月，狄青抵达岭南，果然不辱君命，整饬军纪，一举收复邕州。捷报传至京城，仁宗喜不自胜，对庞籍说：“岭南平敌，如果不是当初你坚持专任狄青，是不能取得这样胜利的。广南之捷都是你的功劳啊！”便要授狄青为枢密使，庞籍认为不妥，他说：“狄青起于军中，任职枢密副使，朝臣们都议论纷纷，说自大宋建国以来，从没有人可与狄青相比的了。现在狄青有幸平定南方侬智高叛乱，立下战功，议论的声音才刚刚停止。假若现在对狄青再加封赏太过，又会使狄青成为众矢之的。”他进一步解释说：“臣所言非徙便于国体，也是为狄青考虑。”但仁宗还是任命了狄青。岭南平定以后，两广推举因功受赏的六百九十余人，当时廷臣们都议论赏赐太过了。
庞籍长期任地方官，对农民的疾苦了解较多，他认为应当关心百姓疾苦，农民生活不好，就是当官的羞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庞籍在三年的宰相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贯穿在他所有的执政岁月里。
整顿吏治、实施礼制是庞籍的政治主张。庞籍为相伊始，即下诏曰：文武官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课迁官。后又多次下诏整顿规范吏治，严格官吏举荐制度，并制定了对不称职官吏弹劾、惩罚措施。他提倡节俭，反对挥霍浪费。认为天下之财是农民之膏血，应该备饥馑兵革非常之用。宋朝到仁宗时，国势日趋贫困。国家府库之财，十之七八被皇帝奉养赐予和贵臣饮宴之用。因而他极力举谏要皇帝、贵近之臣带头节俭，以期收到上行下效之功效。在一些具体事务上，他都积极上谏仁宗皇帝。比如：宫禁市物给实直，非所阙省毋市等。
庞籍为相三载，在宋王朝官场风气十分奢侈、腐败的氛围中，为官清廉，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一心期盼中兴的太平盛世！
田园宰相
庞籍被仁宗皇帝称为“深谋远虑”的宰相。罢相以后，仁宗感到朝中再没有他那样有智谋而能断大事的官员了，有失左右手之感。有一次，辽朝遣使来宋，求索御器，仁宗问宰执大臣如何处理此事，大臣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没有一个人拿出良策，仁宗不由感叹道：“你们有谁能像庞籍那样能断大事啊！”颇悔当初罢免庞籍之举，于是特诏加庞籍观文殿大学士之衔，后又拜庞籍昭德军节度使，徙知永兴军，再改知并州（治今山西太原），仍不时垂询遣问。
至和二年（1055年），庞籍从郓州前往永兴军路过京城，时文彦博再次任宰相。仁宗特召见庞籍，在谈话中问道：“朕今用文彦博和富弼二人为相，你以为二人如何？”庞籍忠恳地回答说：“他们二人都是朝廷大臣中的最佳人选，陛下能任用他们，正是天下所希望的，实为国家社稷之福。”仁宗又说：“不过也有人说文彦博私心较多，朕倒没有听人说富弼有什么缺点。”庞籍态度更加坚定，凛然回答道：“文彦博曾与臣一起执政中枢，臣了解他，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私心，都是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诬陷的。文彦博前被诽谤罢官，这次重新执政，必定会更加谨慎。富弼前任枢密副使，没执掌过大政，也没得罪过朝臣士大夫，故得众口称赞。陛下既知其二人贤而可用，就应当深信不疑，使之尽力辅佐朝廷。若陛下以一人之言而用他们，又以一人之言而怀疑他们，臣恐朝廷大业难以有所成就。”
庞籍居家以后，以写字、读书、诗赋自娱，他对史学、理学亦颇有研究。其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他一生安邦治国、尽职守责、力求进取、功勋卓著，为官处事、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甘处清贫，正如他晚年所作诗曰：“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庞籍病逝于家，享年76岁，仁宗时病重，遣使吊赙其家，赠司空，加侍中，谥曰庄敏。著有《天圣编敕》、《清风集》范缜序、《清风集略》司马光序等。如今在山东潍坊市辖内沂山的峭壁重叠，垂立百仞，高耸云表的歪头崮南面，尚有庞籍题壁“郝崖映辉，云海飞霞”石刻，字体行草，径尺半许，直排两行，气韵豪放不拘，洒落大方，笔力苍劲老练。司马光称其“敏而好谋，果而不惑”。《宋史》曰：庞籍为政，通晓律令，长于吏事，随练习民事，皆能用其所长。庞籍戍边治民功绩赫赫，不愧为我国北宋时代一位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
历史上的北宋是一个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艰难时代，也是涌现大批人才的时代，庞籍便是其中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臣，曾经官至宰相。他在大宋处于被动地位的民族战争、民族关系中，留下了一抹亮光，延续了宋王朝的和平时日……在陕西延安城东北隔延河与宝塔山对峙的清凉山上、在山东青州松林书院内，贤相庞籍的塑像、礼位赫然在目，他杰出的风范、传世的业绩，多少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祭奉和景仰。
毕士安
毕士安，字仁臾，西京大同人，宋朝著名宰相。其曾祖与祖父都在本州、本县做小官，父亲还任过观城县令。毕士安从小好学，曾专程到宋（今河南省商丘）、郑（河南省郑州市）等地求师。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毕士安中进士，十年后任大理寺丞、三门发运事。咸平元年，任礼部侍郎、翰林学士。
毕士安一生为人正直，勤于政务，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平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曾大力推举寇准，向宋真宗上书说：“寇准忠义两全，善断大事，我以为是宰相之材。”于是宋真宗同意毕士安之奏请，同时任命毕、寇二人为平章事（宰相）。寇准任宰相后，小人申宗古诬告，毕深知寇之为人，极力为寇辩护，查清诬告案件，将申宗古斩首，寇准才得安心政务。以后寇准力主抗辽，政绩显著，均为毕士安荐贤之功。景泰二年，辽国统军挞览领兵南下侵宋，毕士安与寇准力主真宗皇帝御驾澶渊订盟，迫使辽邦不敢进犯，只好订立澶渊盟约，双方罢兵议和。景泰二年，毕士安病逝，享年68岁。宋真宗废朝五日，异常悲恸，赠太傅、中节令，谥文简。
毕士安去世之后，宋真宗对寇准等人说：“毕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东宫以至辅相，饬躬慎行，有古人之风，遽此沦殁，深可悼惜！”后来王旦为相，面奏真宗皇帝：“毕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闻之感叹，仕至辅相而四方无田园居莱，殁未终丧，家用已屈，真不负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贷为生，直有以周之者窃，调当示上恩，非臣敢为私惠。”真宗皇帝深表同情，赐白金五千两，子世长至卫尉卿，庆长至大府卿，孙从善至光禄寺少卿。
《宋史·毕士安》中对毕士安有很高的评价：“土安端方沉雅，有清识醒籍，美风采，善谈吐，所至以严。正称年耆，目毛读书不辍，手自雠校或亲善写，又精意词翰，有文集三十卷。”
邢恕
邢恕，字和叔，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典籍，古今成败故事尽在胸中，每每高谈阔论，口若悬河，颇有战国时游说干七国之间的纵横家气度。后来又师从当时的著名哲学家程颢，写得一手好文章，一时贤士争相与之交往，他也经常出入当时朝廷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门下，不由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邢恕这个人天资反覆、善为表露，外持正论却内藏奸滑。
神宗熙宁年间（1069年～1077年），邢恕考上进士，补为永安主簿。经吕公著推荐任崇文院校书。邢恕很不知足，就对王安石的儿子王滂讲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大怒，想要处置他，谏官也上疏神宗说邢恕本是新科进士，未历官即处馆阁，多有不妥，于是二罪归一，邢恕被赶出朝廷，出任延陵县的知县。不久延陵县被撤消了，邢恕也没被另调他职，变成了“无业游民”，游荡在陕、洛之间，一去便是七年。
这七年，邢恕心中自然憋了一股无名火。好在总算“夺得云开见月明”，七年后，朝廷又忽然想起了他，恢复其官为校书。吴充又任用他为馆阁校勘，不久又迁为历史馆检校、著作佐郎。公元1082年，蔡确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与吴充有隙，于是公报私仇，把吴充所任用的人统统驱逐下台。邢恕的心中一下变成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食不安，睡不稳。每日深居府第，不敢出门，生怕让蔡确撞着，给他提了醒儿。偏是这时，神宗皇帝读了一篇邢恕所写的《送文彦博诗》，而且还在蔡确面前称赞该诗文辞清丽，颇具功力，蔡确何等人也？立刻进邢智为职方员外郎。邢恕不知内中根由，一时感激涕零。蔡确又看出皇帝有复用司马光了吕公著之意，回想当年邢恕未及第时便常出人此二公之门，于是又掉过头来巴结邢恕。邢恕也以蔡确为靠山，深自附托，为蔡确出谋划策，收召名士，在政事上提一些“改革”的建议，二人越发情投意合，仿若素交。
神宗元本五年（1085年），神宗皇帝龙体欠安，有不祥之状。当时神宗的儿子延安郡王赵熙刚刚八岁。邢恕和蔡确商议欲另立皇储。二人设下一计，邢恕偷偷对宣仁太后的内侄高公绘、高公纪说：“我家后花园里，有白桃树近日开花，道书上说此花可治皇上的贵恙，两位可否到寒舍一见？”公绘、公纪不知其中有诈，听说能疗上疾，毫不犹豫地驱车而往。一进邢府，便要去花园看花，不料邢恕忽然神秘兮兮地牵住二人的手说：“邢某请二位来合下，并非看花。是奉蔡相之命结心腹之交。如今皇上的玉体难讳，延安郡王尚在年幼，我们应早做定夺。某以为雍正、曹王皆有道贤王，公以为如何？”至此，公绘、公纪才恍然大悟，公绘当即严辞驳斥，道：“你怎么如此对我讲话？难道你要让我犯灭族之罪吗？”说罢拂袖疾行而出。邢恕恼羞成怒，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于是反咬一口，四处说宣仁太后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密谋欲废太子延安郡王，另立雍正为帝。又让蔡确以约王珪同探上疾为由故意提皇上有疾，太子尚小一类话，套工珪的心里话，然后又命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执剑隐伏其外，只等三珪不慎说出什么，便立刻冲出来，以谋反之名杀了他。王珪却只是说：“皇上自有子嗣，何况延安郡王已被封为太子，我等怎有他意？”邢恕闻听气急败坏，计无可施，只好换一副嘴脸，自称是定策拥立延安郡王的功臣，四处招摇。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其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邢恕因“定策有功”迁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邢恕不甘寂寞，又引经据典为公绘拟写奏折，乞尊崇朱太妃，为高氏异日打算。宣仁太后阅罢奏折，颇感惊讶，问公绘：“你平素不多识字，如何写出这等文章？从实讲来！”公绘不敢隐瞒，具实以奏。太后一怒之下将邢恕黜为随州知府，后又改为汝襄、河阳知府。
哲宗绍圣初年（1094年），章惇、蔡卞得政，力排元祐党人，引恕自助，召为刑部侍郎、再迁史部尚书兼侍读，旋改御史中丞。老实说邢恕是个颇不知好歹的家伙，一下爬上来又反诬宣仁太后当年有废哲宗之谋，并引用司马光所说的北齐娄后宣政故事以作佐证。又让宣仁太后的伯父高速裕之子高士京追讼他父亲生前，王珪曾和他哥哥高士充谋议拥立雍王，遭到高遵裕的反对。还让蔡懋上疏弹劾文及甫和拟隐辞，历抵梁涛、刘挚曾阴图不轨。又给司马光、吕公著加了一大堆罪名。章惇命蔡京在同文馆设狱，组织万端，详察此事，结果毫无所得，绝属子虚乌有。邢恕却毫无愧色，抬然自得。邢恕不仅会罗织莫虚有的罪名上谤君后，下诬忠良，也会装模做样地取悦皇上。有一次在经筵读宝训，讲到仁宗皇帝谕辅臣说人君如修举政事，“则日月薄食、星文变见为不足虑”，邢恕说：“上皇所言虽合《荀子》之说，然而自古帝王谁肯说自己是不修政事之人，果真如此，则天变进废了。”哲宗对邢恕颇为嘉赏，但章惇恐他出了风头夺了己位，寻了个借口，又将他贬为汝州知府，不久又迁徒到应天府，后来又迁为南安军知事。
徽宗继位，蔡京专权，又起用邢恕为鏖延经略安抚使，不久又改为泾原经略安抚使，擢至龙图阁学士。恰好逢西夏人南侵，蔡京又任用他为西北边帅。邢恕网罗罪名还有一套，领兵杀敌却是一窍不通。他一会儿建筑萧阁，一会儿用车战法，一会儿又改熙河造船，计谋迂诞，根本行不通。转运使李复直言不讳地说邢恕的计谋简直如同儿戏。徽宗也很恼恨他的乖张战术，无奈蔡京力荐其“贤”，不得罢免。可惜邢恕自己不给自己争气，边关日见吃紧，报急的文书日至京师五、六次，蔡京也慌了手脚，贬逐邢恕为太原知府，后连又徒永兴、疑昌、真定，最后夺了他的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