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邮政营业厅的小巷口，看到一位卖甘蔗的中年男子，站在一辆装着甘蔗的手拉车旁，时不时地吆喝上几嗓子，他那带着外地方言的吆喝极具张力，时高时低，还拖着长音，再配上丰富的面部表情，引得周围好多人驻足聆听，视线也随着集中在他身上。说实在，我没有买甘蔗的习惯，只是听了他那充满诱惑、煽情的吆喝，便忍不住走近他的身边。
“打豆腐嘞！”“兑糖嘞！”“修阳伞——呃！”……那些都是曾经回荡在城乡上空的吆喝声。
由于经济不富裕，商品不丰富，流通不顺畅，在我孩提时代，城乡居民的购买力实在有限，尤其在农村，农民的日常消费主要依靠自给自足，好不容易置上的工业品，一旦有破有损，总是修修补补，想足办法延长使用寿命，绝不会轻易更新或丢弃，便有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习惯。这种习惯既是一种节俭的美德，也是生活窘迫的无奈。由此催生的是林林总总的修补行业，也让走街串巷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方式。
那些走街串巷的，既有兜售商品的，如小鱼贩、货郎、豆腐郎等；也有修补用具的，如木匠、簟匠、补缸匠等；又有代人加工的，如弹棉花的、染布的、爆米花的等；还有为生产服务的，如阉猪阉鸡的、卖瓜秧的等；而兑糖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以物换物的交易形式。
边走边吆喝是他们招徕生意的手段，也是最好的广告语。吆喝就是告诉别人：“我来了！有我的生意吗？”一旦有人答理，也就意味着有生意了。
那种生意很简单，没有烦人的讨价还价，有时甚至以一顿简单的中餐就可抵作工钱了，生意中夹带着朴素的人情。所以，似乎没有奸商、短斤缺两的概念，更没有像“蒜你狠”、“姜你军”之类的离谱。
吆喝其实是一种商业文化，吆喝既有不同的内容，又有不同的风格，而且大都注入了方言的元素。吆喝的声音，或清脆，或嘶哑；或高八度，或低三度；或婉转，或抑扬顿挫；但不管哪种吆喝，都拖着长长的尾音，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像一段段充满色彩的奏鸣曲。
与城里的吆喝比起来，乡间的吆喝声显然更加丰富多彩。清清的河道上漂浮着碾米船艄公的吆喝声，粗犷雄浑；弯弯的村道上，拄着竹杖敲着小钹的盲人“算命排八字嘞！”的吆喝声低沉舒缓；骑着自行车从屋前驶过的卖冰棍的吆喝声，干脆利落；黄昏的村落，回响着村妇唤儿的吆喝声，清脆悠扬……那是乡村独有的一种风情。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经常出现在家门口的“磨剪刀戗菜刀嘞！”的吆喝，初次听到，那洪亮的声调立刻让人联想到样板戏《红灯记》中磨刀师傅的英雄形象，然而，当发现那“伟大”的吆喝声居然出自一位瘦弱的“小老头”之口时，心中不免产生巨大的落差。还有一个经常能见到的身影是染布的货郎，他的吆喝极为低缓，浓浓的方言夹带着口吃，以至于听过多遍仍然不知道他吆喝的是什么，大人们也只能根据他挑的担子作出判断，后来知道，他是绍兴人。
孩提时代，我也曾有过吆喝的经历。有一年暑假，为了挣些新学期的学费，我自告奋勇地挑着竹箩，去五里外的码头工地叫卖自家种的西瓜、番茄、黄金瓜之类的瓜果。结果，忙了半天也没卖出几个，只能满头大汗地回到家里。母亲一点也不体谅，问过究竟后，她带着我又去工地，“卖黄金瓜——呃！”母亲的声音还没有落地，便有人答理。随后，我也鼓足勇气，如法炮制地吆喝起来，于是，竹箩里的瓜果在吆喝声中越来越少了。
时代的变迁冲击着每一个行业，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过去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商贩和手工匠们，有的成了固定摊位的“坐商”，有的干脆销声匿迹了，曾经和他们一路相伴的吆喝声也随之远去了。
偶然，走过小区门口，冷不丁听到一声“收旧电器嘞！”的吆喝，竟觉得那么新鲜，那么亲切！
在人们行色匆匆的今天，往往无暇顾及身边一切可以被忽视的东西，但几声充满诱惑的吆喝，不正是对生活的一种点缀，对记忆的一种呼唤吗！
201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