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我只身外出，来到遥远的北方就学。那时，除了冬天的寒冷外，最难适应的便是当地的饭菜。
北方以麦食为主，主食几乎是馒头、窝头之类的。配套的菜肴也极为简单，早、晚餐大多是萝卜干、什锦菜等容易让人“反胃”的酱菜，中午虽然有炒菜供应，但往往是简单重复，不是白菜煮粉丝，就是红烧萝卜，偶尔才会有炒肉丝，洋葱炒鸡蛋算是比较合我胃口的高档菜了。
在北方，馒头习惯上是和着稀饭吃的，吃馒头我从小不太习惯，稀饭倒特别喜欢。北方的稀饭就相当于家乡的“粥”，比较稠，又好喝，因此，每次排队买饭时，我会尽量多打些，便于将干巴巴的馒头尽可能多地送过喉咙，装入肚中。其结果，往往是一吃就饱，一会儿就饿。
食堂卖菜是现打现卖，菜多菜少的标准很模糊，主要取决于食堂师傅的情绪和打菜时的动作幅度，一勺子舀起来，菜多菜少也就基本“定论”了。
南方去的学生多心眼，也多“歪脑筋”。为了达到“少花菜票多打菜”的目的，我便和几个同学一起，琢磨着如何“对症下药”，以取悦食堂师傅。
食堂的司务长是从部队复员回来的，为了照顾还在务农的老婆，平时就住在学校不远的农村。于是，一到农忙季节，我们几个就相约去他家帮助收割庄稼，既解决了他家劳动力紧缺的燃眉之急，更主要的目的是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当然，每逢寒、暑假结束返校时，总不忘给司务长带上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久而久之，那种“双赢”的格局也就自然形成了。
由于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段，平时胃口就不错，再加上喜欢“折腾”（打篮球、踢足球等），因而，经常会有饿的感觉。
有时，真巴不得能放开肚子大吃一通呐！
机会终于来了！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学校组织全班同学到邻近的农村参加秋收义务劳动，晚上收工回校，集中到食堂就餐。
那天，食堂破天荒地为我们这个“南方班”煮上了一大桶白米干饭，还有平时难得一见的“佳肴”，而且不用饭菜票，可以放开吃。我一看，乐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简直是“天公赐福”嘛！
开始时，食堂师傅还是每人一碗地分给我们吃，后来干脆让我们各取所需。于是，班里几个被称作“大胃”和“饿狼”的就来了一场吃饭“擂台赛”。食堂司务长居然自告奋勇地当起了裁判。他用一种“搪瓷”碗盛米饭，每人一碗，吃空一碗再由他添第二碗，以此类推，显得公正、公平。不能再继续吃的人就算“淘汰”，还能继续吃的，继续下一轮，谁能吃到最后，谁就是“擂主”。下一个星期他便可以“坐享清福”——不用打饭菜，不用洗衣服，也不用值日，一切都由那些“嘴下”败将代劳。
论“胃”大小和“饿”的程度，我还够不上“选手”资格，但在司务长的热情“邀请”下，我也被“拖”入了竞争行列。
起初有八个人参加的擂台赛，吃到第三碗后，只剩下三人，我居然是其中之一。当第四碗吃到一半左右，三个人都感到再也吃不下去了，都说不能再吃了，便无奈地结束了这场“擂台赛”。
饭是吃下去了，大米饭却把肚子堵塞得没有一点空隙，出气和进气都很艰难。既不能弯腰，也不能躺下，只能端坐和站立。那种难受比饿肚子还厉害十倍。嗨！悔不该如此“贪吃”，更不该那样“逞能”。
不能坐又不能睡，我们几个“傻冒”只能在空旷的篮球场，手挽着手，肩靠着肩，轻声地哼着国际歌，缓缓地在篮球场上绕圈，一圈一圈又一圈，不知绕了多少圈，直到自己觉得可以躺下了，才悄悄地溜回寝室。
第二天，直到晚上，才能勉强地喝一些汤水，人像大病一场，没有一点精神。
从此，再也不敢对“白吃”有奢望了。
201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