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美术系加上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合并，改制成立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当时我刚上二年级。那年赶上了“除四害”运动，号召消灭苍蝇、蚊子、麻雀、老鼠。我们不上课了，成天带着绑了红布条的长竿和锣鼓家什上屋顶去轰麻雀。北京城来了个全体总动员，到处一起轰，场面惊天动地，颇为壮观，一群一群的麻雀惊恐地飞着飞着就精疲力竭地掉了下来，到处都是一大堆一大堆上缴的死麻雀（过了好久，经专家提出麻雀不单是吃粮食，也吃好些害虫，这才停止了对麻雀的赶尽杀绝，用蟑螂代替了“四害”中的它）。
凭着年轻人的一股热情，响应毛主席“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号召，我伙同另外两个同学，模仿西洋歌剧的模式，初生牛犊不怕虎地用了几天的时间，连词带曲地写了一部两景四场的歌剧《除四害》。有宣叙调、咏叹调，重唱、对唱、合唱，还有一个二三十人的管弦乐队伴奏。低班学生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还是头一遭，在学校引起轰动，经过日夜排练，校内校外演出了好几场，甚受欢迎。
翌年，赶上了“反右”，万没想到的是在大搞民族化和批判大洋古的运动中我们的这部《除四害》歌剧却成了典型，一箱子谱子成了展览品，当了反面教材（后来一直没能拿回来，真是遗憾）。虽说这是部集体创作的作品，但斗争矛头却直指向我，批判我“崇洋媚外”，“只专不红”，“名利思想”，一直追打到我的“资本家”出身，几次检查都不获通过，看到几个身边平常不错的朋友纷纷被打成“右派”，内心的惶恐可想而知。幸好我平时的人缘还不错，批判了好几次总算勉勉强强过了关。通过这次经历，我接受了教训，开始有了保护自己的警惕与意识。
跟着到了难忘的1958年。暑假，学校让我参加了北京团市委组织的第一届海防前线慰问团，同行的还有当时的劳动模范张百发（后来当了北京市市长），舞蹈家白淑湘、张策，声乐家吴雁泽、叶佩英等，开阔了眼界，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后又去北京郊区的温泉下乡劳动，白天黑夜深翻地，密播种，要亩产万斤，吃大锅饭，搞人民公社。紧接着回城又砸锅砸铁大炼钢铁，要年产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二十年“超英赶美”，足足闹腾了半年多没念书。在翻天覆地的大时代中，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当时的我也是热血沸腾，有很强烈的创作冲动，加上上次在民族化的运动中挨了批，更想搞点民族的东西来翻翻本。我自幼就走南闯北听了不少各地的民歌和地方戏曲，对京剧更是情有独钟，本来对民族的东西没有抵触，现在更加强了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但在我心里也不放弃对西洋音乐的喜爱和其技1956年，三个不知天高地厚创作歌剧《除四害》的毛头小伙子
法的学习，尝试结合这两方面的特长就写出了首小提琴独奏曲《农村小调》。
在钢琴模仿火热锣鼓的前奏声中，引出了小提琴极具乡土气息的欢快旋律，把我在农村劳动的感受的一方面用音乐表现出来，中段我以西洋音乐中的三段体曲式安排了一个慢板作为对比，可以说是一种心情的舒展，也包含着我内心淡淡的哀愁，但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也只能抛开个人的一切投身到这个主旋律中去。
这首曲子演出后受到极大的欢迎，成了我好几年演出的保留节目。
《音乐创作》（一本权威的音乐杂志）1959年1月刊也登载了它，并给了我五十多元稿费，我除了拿一部分给母亲买了件礼物送给她外，全部上交作了班费。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出版自己的作品，尝到了民族和西洋相结合被肯定的兴奋滋味，增强了我坚定走这条路的信心。
2007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