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私人经验破土而出
《活动变人形》发表二十年了。二十年弹指一挥，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却是不短的一段时间。今天的读者如果不了解当时文坛状况，不熟悉王蒙的创作历程，二十年后孤立地来读这部书，许多问题也许并不容易理解。
讲一个中国人的可笑的父亲的故事，这应该是“五四”一代作家要做的工作，50年代成长起来的王蒙为什么要在80年代讲这样的故事？他讲这样的故事与他自己有怎样的联系？这个故事究竟讲得怎样？
若不嫌烦，还是从头说起。
80年代初，回忆“文革”一度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使命。但，这时期王蒙《布礼》、《蝴蝶》等反思小说与“文革”并无直接关系。他主要讲述50年代初“少共”经历以及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上半期以“反右”为中心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就是反思“文革”前“十七年”。这本来是“反思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彻底反思所必须的，但知识界大规模反思十七年要到90年代以后，80年代初王蒙以反思“反右”勉强加入反思“文革”的文学主潮，自然有些“隔膜”。
王蒙不是没有写过他在新疆遇到的“文革”，但“远在新疆边远农村的维吾尔人虽然对于革谁的命、革什么命、怎样革命和为什么革命茫然无知——用维吾尔语表达叫做：‘并未获得任何的消息。’但是，由于多年来跟着党搞运动的习惯，不免也照猫画虎，若有其事、稀里糊涂、乱乱轰轰地动作起来。”参见王蒙小说《买买提处长轶事》（1980），收入《王蒙文集》（四），华艺出版社1993年12月。写这样的“文革”，当然不是内地读者希望看到的，所以他这一路写作很快放弃了。
未完成的交响乐小批判集从“文革”转入“新时期”的作家把“文革”或“上山下乡”的经验直接呈现出来作为制胜法宝，这种文学惯例并不适合王蒙。稍后“改革文学”要求作家的，是熟悉内地机关和单位的生产、人事和观念情绪在“文革”后的变化以及新的问题（如蒋子龙、张洁），熟悉农村经济政策调整之后农民生活与精神状况的改善（如高晓声、何世光），这对从新疆归来马上成为专业作家并一直活跃于北京文艺界上层的王蒙，也并非短时间就能接轨的。
那么，写一写80年代初期前后的当下现实如何呢？这确实是王蒙最想取材的地方，我们知道他当初问鼎文坛的两部小说《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都是直指当下、介入现实的。无奈“复出”后的王蒙虽然思想新颖、元气充沛，当下的现实体验却并不怎么富饶。《风筝飘带》写两个80年代初的年轻人佳原与素素，总脱不了50年代青年人的影子。《相见时难》、《高原的风》、《冬天的话题》的主人公都是恢复名誉重新工作的“老干部”，他们的话语、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活空间和所遭遇的问题，与80年代领导潮流的青年人毕竟有一段距离。即使最富当下生活气息的《春之声》，也仍然带着过多的往事的缠累。这一时期王蒙创作的高峰《海的梦》写主人公进入80年代以后的生活，然而背景却是某个寂寥的海边疗养院（他后来一些涉及当下的小说都局限于旅行、疗养、出国、会议等非常态的生活）。王蒙拥抱了80年代的意识形态，却没有成功地融入80年代普通人特别是青年人彼此可以沟通的日常生活世界，这就决定了他的小说创作不可能在这个领域多所作为。除了《杂色》、《相见时难》等少数作品之外，读王蒙这一时期的小说，我总觉得他好像一只善于在高空飞翔的苍鹰，视野辽阔，姿态优美，技术高超，壮心不已，然而就是找不到一块适合落脚的地面。“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孤鸿影”！
在80年代火热的文学复苏期，王蒙文思泉涌，才情焕发，却并没有马上找到与当时社会主导精神和文学风尚密合无间的材料。他在文坛独领风骚，主要仰仗艺术探索的勇敢与敏锐，刚健爽朗的精神面貌，符合历史上升期精神氛围的火热情感，特别是一望可知的王蒙式的气势盛大、目送手挥、意到笔追、永不倦怠的语言与意识之流，而不是靠题材与主题取胜，即不是靠披露他所没有的“文革”、“插队”血累交加的经验取胜，不是靠“硬闯改革难关”取胜，也不是靠善于捕捉80年代当下现实生活信息、突入80年代日常生活的核心而取胜。
才气逼人，却缺乏足够理想的经验材料，这是80年代初王蒙创作上的一个隐忧，一种尴尬。所以当归来者最初的歌唱告一段落之后，他索性疏离文学主潮，去挖掘闭锁已久、纯属私人的经验。
这就有了“在伊犁”与紧随其后的《活动变人形》。王蒙的私人经验终于可以更少阻碍地破土而出，孤寂高飞的苍鹰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面。
二、 革命者对历史的决绝：告别过去与畅游未来
《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1984年出版（我把写于1980—1981的《杂色》也算在这个系列中），那时青年作家阿城、韩少功等正在酝酿和发动“寻根文学”。但“在伊犁”不是王蒙的“寻根”，而是一段真实往事在被忽略被压抑之后的释放，是借此确立并巩固新的精神立场乃至言说风格以便更好地切入当下的一种策略。新疆维吾尔族文化对王蒙的影响是后天的，王蒙的“根”不在这里。他从新疆维吾尔族人民那里汲取达观幽默，最终将被运用于对革命政治的反省。伊犁不是归宿，而是他返观革命政治的新的角度，新的价值参照，新的智慧的援助。
1985年发表的《活动变人形》也是如此。然而，所展示的生活图景和所寄予的思想感情多么两样！
前者是亲切美好的回忆，是风光无限的边塞自然和异族风情，是感谢，升华，超脱，慰藉，是乐观的智慧与可贵的同情的滋养，是心胸的开阔和生命的保护。后者却是痛苦的过去的噩梦般的纠缠，是肮脏的地面，灰暗的天空，匮乏的物质与精神，不幸的童年意外然而难堪的苏醒，是变形的人性，是亲人的仇怨与无血的精神绞杀，是委琐、卑鄙、顽劣、隔膜、欺骗、复仇、内耗、变态、轻薄、可笑，是厌恶和咒诅，是审判、赦免与逃亡，是最终难以告别的命运的恶毒的笑声，是仰天长啸之后更持久的呻吟。
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说，《活动变人形》是通过对倪吾诚、姜静珍、姜静宜们的审视，探讨他们的后代（倪藻们）走向革命的必然性，以及倪藻们的革命之所以带有某种深刻的不彻底性乃至变味的远因。也可以说，王蒙在90年代完成的四部“季节”系列长篇是回忆和反思亲身经历的革命，《活动变人形》则是追述这个革命的“前史”，是中年作家对童年的迟到的缅怀，是早于苏童、余华等青年作家的“审父”与“弑父”，即通过反思父辈生活来探讨中国当代思想政治和文化在最近的过去（“五四”到40年代）的根由，描绘这个历史进程中浮现出来的一些典型人物的精神谱系。所以《活动变人形》也不是90年代兴盛起来的围绕与作者自己无关的家族或民族国家的历史做翻案文章或者一味加以传奇化改写的所谓“家族小说”、“新历史小说”的先驱。
但王蒙追述和自己血肉相连的倪家旧事时，并没有把自己更多地烧进去孙郁《王蒙：从纯粹到杂色》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该文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4月，收入崔建飞编《王蒙作品评论集萃》，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由于这部小说的自传性质与纪实风格，王蒙和主人公之一倪藻的联系非常明显，而倪藻从小就比较宽容比较超然，他的姐姐倪萍和妹妹倪荷却完全两样。她们对倪吾诚不宽恕不赦免，意味着她们的生命和倪吾诚的混在了一起。倪藻审视了倪吾诚，也审视了他的姐妹和同时代人，自己却抽身而出，站到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因此倪吾诚的世界和成人倪藻的世界失去了历史的连续性。《活动变人形》的反思止于40年代。在《活动变人形》之前和之后，王蒙一直反思着自己一代人的革命，但是，他不想把自我反思和审视父母融和起来，而是加以严格的区别。在《活动变人形》中，这是两个几乎阴阳隔绝的世界，中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活动变人形》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决绝。作者激活了历史，却让已死去的历史再死一次。他用回忆来埋葬不肯完全消失的历史。他虽然激活了久违的童年记忆，却很快又将这好不容易出土的古物重新掩埋。
其实王蒙的长篇小说一直就是这样。“恋爱”、“失态”、“踌躇”和“狂欢”季节也一个接着一个被决绝地埋葬了。“狂欢”之后的80年代初则被《青狐》（2003）更加无情地嘲笑和告别了。
《青狐》里的王模楷继倪藻的朋友以及《海的梦》里缪可言之后，再次趁夜色下海，孤独执拗地游向海的深处。为什么在王蒙的这些自传体小说中，每一次对历史的清理与总结都以主人公月夜畅游而结束或达到高潮？因为王蒙的“根”不在已死的往昔，而在充满希望的现在。他回忆过去，追怀往昔，不是哀伤自怜的挽悼与怀旧，而是斩断旧根，以图新猷。
《活动变人形》的主角是倪吾诚、姜静珍、姜静宜以及赵姜氏，掌控全局的却是倪藻以及那个经常打断叙事链条站出来说话的作者“我”。他们是反思一切过往的意识主体。他们不仅反思父辈，也企图反思反思者，所以倪吾诚和姜氏母女的主体故事经常被倪藻的故事打断，而倪藻的故事在《活动变人形》里又是很不充分很不完整的，比如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一担石”副食品基地劳动改造、60至70年代的新疆生活，80年代出国访问和回国之后为父亲料理后事，都一笔带过。自我反思的这根枝子，无法接到审视父母的故事主干上去。
《活动变人形》没有我们在中外文学传统中常见的那种父与子的冲突。这里强调的是儿子告别父亲，而不是儿子从父亲那里将人类（小而言之中国）某种共同的难题接续过来，更不是卡拉玛佐夫父子之间那种可怕的家族病态的遗传（倪藻身上没有倪吾诚所继承的倪家的“邪祟”）。倪吾诚的个性固然揭发得很充分，但还没有充分到足以超出被隔绝的父辈的过去，延伸至倪藻这一代人身上。倪吾诚是一个在时间上被锁住的典型的东方唐·吉诃德，是在价值上被判处极刑的人。他的一切及身而没。“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倪藻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说在倪吾诚那里还遗留着倪藻的生命之根，后者当务之急是义无反顾地拔出这“根”，将它栽种于通向未来、大有希望的现在（现在只是因为有未来的允诺才有价值）。
最可爱、最值得信赖的是未来，是《海的梦》中令缪可言痴迷地去追随的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的“银光区”。缪可言、王模楷必须坚定地告别一切“季节”，像倪藻告别倪吾诚那样，义无反顾地一再投入大海，忘情地畅游。
三、 结构的分裂：有意味的残缺形式
倪吾诚、姜氏母女生活在自成体系、密不透风、行将死去的世界。倪藻的现在时则是另一个生的世界，充满多种可能性，并且顽强地指向未来。被强大的公共历史叙述割裂开来的阴阳两界本来就难以捏合，作者对这两个世界的态度又和强大的公共历史叙述一致，因此《活动变人形》结构上的分裂就不可避免。
对倪藻的世界，作者乐观、自信、赞许，虽着笔不多，却生机勃勃。写倪吾诚的世界，作者采取板块连接和单线推进的叙述，一章就写一两个故事，全然不用穿插、断续、映带、反衬、复线、悬念、草蛇灰线、双峰对峙、背面傅粉、虚实相间之法。巨大的才情用来对付倪吾诚或姜氏母女可悲可笑可恨的一系列闹剧，当然不难做到毫发毕现、尽态极妍、物无遁形。我每次读《活动变人形》，总想起京剧里头的水袖。演员在台上一甩水袖，跟着也没有别的，都是大段大段的唱词。王蒙从倪藻现在时的某一段记忆跳板起跳，跟着就是对倪吾诚等人不依不饶穷追不舍的描绘！王蒙对倪吾诚和姜氏母女的旧事的充分叙述，差不多使《活动变人形》成为许多老中国男女的富有经典意味的罪行录与洋相、笑话的集锦。
关于姜静珍的“早课”，关于姜静宜对丈夫的同样高水平的骂詈，关于倪吾诚的浅薄的博学、云山雾罩、怀才不遇、志大才疏、不切实际、自私自利与充满感性（一顿饭一次沐浴就能改变世界观、拼命吞吃鱼肝油以证明科学的万能），关于倪家的可悲的内讧和内耗，已经说的太多了！然而这一切都在明处，都是在作者意识强烈而专断的聚光灯下被剥夺主体性、被粗暴展览的对象世界，并且作者早就有力透纸背的剖析和审判，读者并无多少置喙的余地。
其实《活动变人形》更应该引起注意的，还是它的结构性分裂及其所呈现的作者意识的黑暗面，是作者意识的聚光灯没有照到或有意不去照亮之处，是聚光灯本身，是优越而自信的叙述者、见证者、回忆者、审判者、饶恕者、赦免者倪藻成人以后的世界。
两个世界应该互相照亮，互为镜像，但小说呈现出来的只是倪藻的世界对倪吾诚的世界的观照。倪藻的世界其实也需要由倪吾诚的世界来观照，因为他不能自己照亮自己。但倪吾诚的世界没有光，无法反过来照亮倪藻的世界。
于是《活动变人形》在单向的审视和观照中开始，也在单向的审视与观照中结束。
第一章写倪藻在欧洲汉学家史福岗教授的客厅里复活了五十年前的往事，作者不禁说起出国与回忆的关系：
这就是“出国”。它突然使你离开了你的世界，像一条鱼离开了它从没有离开过的水。然而它没有干枯，因为有别样的润湿，隔断而又相连。它似乎给你一个机会超脱地飘然地返顾，鸟瞰你自己，你的历史和你的国家。却又不能超脱，更加牵挂相连，忧思和热望都像火焰。
小说临近尾声，倪藻飞回祖国，回忆却戛然而止：
当他坐上了通往北京的班机以后，当他飞行在厚厚的云层上，当他拿起空中小姐拿给所有乘客的中国边防站与中国海关制发的‘入境申请表’和‘海关申请表’时，离北京越近，离80年代的中国现实越近，他越觉得没意思了。他为自己曾有的激动与惆怅而害羞了。
“出国”可以忆旧，“回国”却必须停止，因为回国之后，倪藻要进入“80年代的中国现实”——这几个字在《活动变人形》中电光一闪，我以为对整本书却重若千钧，因为作者的童年记忆始终由他热情拥抱的80年代的精神气息所左右。“80年代”使王蒙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潜入历史深处，审判一切，赦免一切，但“80年代”并不允许他在历史深处做更多停留，更不允许他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更深的联系。
“80年代”对王蒙是一道特别的亮光，足以照亮黑暗的往昔。但这亮光的热力过大，足以在照亮往昔之后迅速将往昔烧成灰烬。凭着“80年代”的亮光王蒙看到了往昔，也因为“80年代”的亮光王蒙不得不仓促结束往昔的重现。因此，倪藻只有在几万公里之外欧洲汉学家客厅才能震响那久已谙哑的记忆之弦，一旦飞回“80年代的中国现实”，记忆的琴弦不得不又一次折断。写《活动变人形》的王蒙居于“80年代”热力无比的亮光中。这亮光是他的现在。依附于现在，他无法充分占有哪怕是生命的一部分的往昔。情感上他眷恋往昔，理智却绝对忠实于现在。
王蒙在80年代回忆四五十年代参与革命迭遭不幸（《蝴蝶》等），回忆60—70年代的新疆（“在伊犁”系列），回忆30—40年代的童年（《活动变人形》），在90年代回忆整个50、60和70年代（“季节”系列），到了21世纪又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青狐》），每次回忆都创造出独特而结实的世界，但回忆者并不属于被创造的世界。他潜回往昔，只是为了建立超越的价值基点，更充分地呼吸、更丰富地感受、更真切地抓紧现在。
抓紧现在是王蒙的特点，1949年王蒙抓紧了现在。80年代王蒙又一次抓紧了现在。但命运恰恰使抓紧现在的王蒙无法拥有可以和大多数同时代人沟通的现在——当下日常生活。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固然走出了对他来说一直有些勉强的“文革”叙事，走出了“十七年”和“反右”记忆，他的才气终于找到了比较相称的材料。但，深埋地底的苦涩童年毕竟不可与当下日常生活同日而语。尽管王蒙的文字别有一种魔力，它挟带着唯有抓紧现在的人才会有的光与热，但这光与热更适合照亮和穿透此时此刻的当下，施之于往昔，反而容易侵扰往昔生命所固有的阴柔与晦暗，并弱化乃至遮蔽现在与往昔之间真实而丰富的联结。
才气逼人而缺乏足够理想的经验材料，乃80年代初王蒙创作上的一种尴尬。《活动变人形》缓解了这种尴尬，却没有从根本上予以克服。如果和《杂色》、《海的梦》、《相见时难》甚至《来劲》、《一嚏千娇》等才气与材料殊量相称的精粹完整之作相比，《活动变人形》关于倪家旧事那一部分也可说是精粹完整的。其实写活倪吾诚已经是了不起的收获了，但这对王蒙来说却很不够。也许是苛求吧，我总希望他的巨大的丰富性能够一次性浇灌在某一部作品中，而难以接受他的片面、单薄、仓促与裂隙。
这也许还是命运在捉弄。如果王蒙真正抓紧了现在而又如此才气逼人，他的造化将会怎样？命运是公平的，它总喜欢在最完美的事物之上制造最令人遗憾的瑕疵，而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对它肃然起敬。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王蒙对父辈生活那么决绝，那么鄙夷不屑？这或许有他的纯属私人的因素，但《活动变人形》不仅写倪吾诚一个，也不仅写倪吾诚和姜氏母女一家。作者对倪家以外整个三四十年代他所接触的人与事都有些决绝和鄙夷不屑。王蒙让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倪藻区别于他的激烈的姐姐倪萍和同样激烈的妹妹倪荷，在决绝和鄙夷不屑之后仍然善待倪吾诚，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理解。按他的说法这就叫做饶恕、赦免。但越是这样，我觉得倪藻在心理深处对倪家过去的态度就越是决绝，这种决绝超过了倪萍倪荷的感情用事，达到了一种理性的乃至意识形态的高度。这大概就是40年代末起来的少年革命者对父辈和四十年代以前的历史的典型态度吧？
尽管王蒙对自己一辈人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都有充分的反思和批判，甚至也同样不隐瞒他的决绝和鄙夷不屑，但王蒙的自我反思与他对父辈以及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告别和批判是双重标准、完全两样、也无法沟通的。其实，倪吾诚和静珍、静宜都一直活到了七八十年代，他们和成人倪藻的政治生涯至少有二三十年的交叉。在这段时间里，倪吾诚、姜静珍和姜静宜难道不也见证了成人倪藻的政治生涯和成人倪藻的新的时代的同样的荒诞与悲惨吗？为什么王蒙只片面地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们几个在三四十年代的没落生活，而仅仅在《活动变人形续集》里那么匆忙、那么零碎地交代完这三个人在1949年以后的二三十年的生活呢？如果王蒙放弃双重标准，主动跨越自己与父辈之间的鸿沟，把“自审”和“审父”结合起来，同时拨动三四十年代的记忆之弦与50、60、70、80年代的现实体验的心弦，他将会弹奏出怎样沉重而宏阔的交响乐曲呢？
这当然只是我的设想。实际上，王蒙的两部乐曲（自审和审父）并没有也不可能组成交响乐。《活动变人形》的两个世界被作者放在一起显得那么不协调，特别是当倪吾诚进入壮年而倪藻也成为青年之后，父与子正好可以充分交流，我们的长篇小说却戛然而止了。
如果仅仅“审父”，大可不必把倪藻扯进来，作者完全可以放弃倪藻的眼睛而采取全知视觉的客观叙述。把倪藻写进来，说明作者的初衷也是要结合“审父”与“自审”。但他不肯跨越鸿沟，坚持双重标准，所以最终不得不把两个世界分开。这样一来，无论倪藻的世界还是倪吾诚的世界，或者倪藻和倪吾诚本来未必可以如此分开的共同的世界，都难以用一种更加流畅而透辟的语言来讲述。
《活动变人形》结构上的不够均衡与结尾的仓促应付几乎是必然的。这部小说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有意味的残缺形式。
2006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