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文学界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还是长篇小说的大量问世，出版社围绕长篇的大力宣传，读书界针对长篇的强烈反应。若说2006年是“长篇年”，并不为过。
年初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个热点。小说讲述土改中被镇压的“好地主”不服审判，阎王特准他投生为马，带着过去的记忆返回故里，从乡民们想象不到的角度观看农村在自己死后的天翻地覆。托生为马的地主作为唯一的叙述者，其视角、口吻笼罩全篇，一切都着上他的情感色彩，他无形中成了小说的实际主角。另一个主角是地主的养子，解放后因出身贫苦，不仅继承了地主小妾，还分到赶来投胎为马的地主本“人”。他有了这两件宝贝，私心大发，奇迹般地从1950年一直坚持“单干”到“三年自然灾害”。最后村民们杀马充饥，将地主重新送回地狱，小说也就结束。针对《生死疲劳》狂欢顺畅的叙述笔法，李敬泽称之为向章回体小说与说书艺术的伟大传统“致敬”，邵燕君则认为这是“放弃难度的写作”。依托说书艺术和章回体模式其实乃是莫言多年来一路“撤退”的必然结果。对莫言本人来说，“撤退”是有意追求；对许多中国作家来说，退回自己并不太懂的民族本位的文学传统，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由此可见目前也还并非文化开放期，而是守成期——尽管“守”什么并不清楚。80年代中期前后一度出现的向外多元的拿来主义，一退而为自我满足的认祖归宗，确实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李锐系列短篇集《农具系列》也有同样情形，但民族本位的意识在李锐这里主要不是表现小说的形式，而落实为图腾化乃至标签化的“农具”。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些农具进行生存论的“瞪视”，发掘民族本位的某种隐秘价值。窃以为其难度，犹如用纯然的黄土制造黄金。
海外华语作家坚持用中文写作，且频频回国寻找读者：“世界离散文学”此一独特景观也可解读为另一种形式的“回归”。严歌苓多年来始终是这个景观中的奇特一景。她今年奉献给国内读者的长篇《第九个寡妇》，和《生死疲劳》虽然毫无关联，放在一起却可以见出某种奇怪的对称性。严著描写已经成为寡妇的小媳妇将同样在土改中被镇压的公公（又一个“好地主”）救活，一藏就是几十年。该地主没有变成马，而是沦落为不见天日的穴居人。小说对他着墨不多，主要还是写小媳妇怎样能干，不费力气地支撑起寡妇事业。作者特别渲染她“没有心思”、“没有害怕”的眼神，这种眼神（当然还有眼神背后的品行）使她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甚而至于青春永驻。
暧昧的“回归”小批判集鲁迅先生曾经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盛赞几个不幸的中国女子在军阀枪弹的攒射中彼此救助、殒身不恤的勇毅艰卓，但他后来还是忍无可忍地写了《阿金》，对中国的某一类女性表示集体失望乃至恐惧。这不矛盾，因为他没有预先定好非怎样书写女性不可的调子。严歌苓则不同，她始终如一地制造关于中国女性崇高品行与超凡能力的神话。她笔下的中国女性个个都成仙成精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九个寡妇”身上，中国女性的严氏神话又有新发展，原来散漫无稽的女性谱系到此获得了来自传统的定型——在刚强忍耐的基调上又加入了孝顺忠贞的道德因素。
一片“回归”的写作潮流中，铁凝《笨花》算是集大成者。《笨花》不仅再次歌颂女性的柔顺之德，也以主人公“向喜”的形象强调了男性柔顺之美。该农民出身的将军实在显出了王纲解纽豪杰蜂起时代少有的温顺和平。在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社会背景中写出这等人物，与其说是一种发现，不如说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道德理想对历史的误读，是将她心仪的孙犁式道德理想强行嵌入晚清至40年代，在孙犁未曾著笔的时空“发现”孙犁在40年代塑造的“水生”。民国时期的“向喜”也是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和《砸骨头》所描写的共和国时期柔顺如水的男性形象的道德先驱。铁凝对现代中国整体的道德想象到此基本完成。
1982年铁凝以《哦，香雪》一举进入文坛中心。这个柔美无比的故事其实包含着残酷凄凉的人生。北方穷山沟一位女中学生在漆黑夜晚揣着在火车上用四十个鸡蛋换来的泡沫塑料铅笔盒，孤独一人步行三十里山路回家。作者将这个残酷凄凉的情境处理得异常柔美，因为香雪怀揣的“宝盒子”象征着幸福的明天。在集体做梦的文学年代，只能让香雪流出“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才契合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笨花村”的一切历史和现实、社会思潮和个体灵魂的冲撞也都消失了，恰如《香雪》中冰冷的铁轨、狰狞的山形、凄清的夜色，都沐浴在一派柔和的晚风中。这说明，铁凝及其众多同代作家其实都属于40年代后半期成熟起来的革命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一份隐秘遗产，他（她）们在精神饥饿岁月为这个传统所滋养，日后理所当然要以各自的方式显出这个传统的骨骼与血肉来。
也有另一种“回归”，如苏童的《碧奴》，希图回到天马行空构想出来的神话传说世界，结果暴露了中国作家在回归民族本位文化时典型的盲目和虚妄。至于某些文化大腕力捧的海归老作家木心的著作，让国内读者领略40年代上海旧家荣耀的同时，也令人觉得中国文学仿佛并未经过“五四”洗礼。木心热，一如胡兰成热，来得快，过去得也快，这似乎说明人心毕竟喜欢向前看，要想叫审美理想回到过去，并不那么容易。
不仅如此，即使最近的过去的重建也异常艰难。余华《兄弟》（下）一出来就饱受攻击，原因是他把我们的过去处理得太简单了，简单到令那些即使抱有历史虚无主义的读者也难以接受。我们仍然不能正视历史的简单与荒诞；一切历史的回归，只有满足我们对历史的美好想象才通得过。余华得罪读者的地方在于继承了鲁迅式的对历史的直接痛快的阐释，所以注定不能讨好。对《兄弟》的异口同声的讨伐，从反面显明了我们究竟需要怎样漂亮的历史记忆。
王蒙的《半生多事》，张生的《倾诉》，吴亮的《回忆八十年代》，里程（程永新）的《穿旗袍的姨妈》，或想回到漫长的过去，或想“回到八十年代”（可以和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对看），或想回到杂色而温馨的童年。这是经常出现的心理回归潮。魏微一系列小说尽管也属于这种回归潮，但她写得更朴实，在回归的同时更强调个人隐秘的丧失和刺痛，而不是一味欣赏或追悼往昔的荣耀。她继承了“五四”至张爱玲创伤记忆的传统，在普遍麻木而虚骄的文学图景中显得难能可贵。
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北村《我与上帝有个约》、安妮宝贝《莲花》，则走上了完全两样的灵魂回归之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迄今为止最受冷落也最受误解的潜流，因为超出了文学范围而进入信仰领域，任何论断都为时尚早。
90年代以来，长篇持续兴盛与文学持续边缘化的矛盾现象，始终令人费解。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为何还有那么多作者和出版商觉得长篇小说有利可图？人们最初很自然地把个中奥秘归结为利润驱动，但除极少数热销书以外，大多数长篇投资回报都少得可怜，一些执著的出版人甚至因为出版长篇太多而一蹶不振。长篇小说的兴盛并不能单纯解释为某种精明或愚蠢的商业算计，经济之外精神的因素也是另一双看不见的手。
在精神普遍放逐乃至羞于挂齿的年代，文学生产中精神因素的参与变得异常暧昧和羞涩。惟其如此，精神需求反而更幽微难测。精神兴趣表面高涨期，物质力量或浅薄的感情也许反而是主导性的。表面上精神兴趣最低落的年代，情感与灵魂的需求反而可能因为被忽略与被压抑而潜滋暗长，以至于蔚然成为社会生活真正的主导力量。在文学这种复杂的社会存在领域，吊诡是经常发生的。
盘点一时代的文学，须真能鉴别一时代的灵魂。否则，就只好向顾彬教授的“垃圾说”脱帽致敬了。
2006年12月26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