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工作终止了争吵。虽然争吵的双方仍然余怒未消，但测量工作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在一起。
大火开出的平原的左前5英里处有一座小山丘，在上面设杆即可做为新三角形的顶点，它与前一个观测点的角度值被测出后的第二天，探险队穿行在大火洗劫后的森林中。
积满木炭的路面上热气蒸腾，青烟仍然从仆卧的树枝上冒出来。到处可见野兽的尸骨，不幸的家伙因没有翅膀而在劫难逃，烧焦的姿态仍能想像出它们当时惊慌失措的样子。从一处处团团的浓烟可知大火并未灭绝，随时都有死灰复燃的可能，那时将使队伍陷入火海，而所有物资将会灰飞烟灭。因此科学家们必须时时谨慎，在莫孔的鼓舞下，刚到中午，车队就到达了小山丘脚下。
层层岩石规则地堆在山脚，就像人工精心砌成的一样，在此时此地看到这种浑然天成的石头城连建筑学家都会惊佩不已。石堆上面有一块巨大的圆锥形沙岩，这很可能是非洲人用过的祭神的圣坛。
埃默里、佐恩和默里对这陌生的建筑产生了兴趣，在莫孔的陪同下想仔细检查一下，当他们走到离锥体约20码处，突然，从石堆底部窜出一条人影，迅捷无比地奔下山脚，瞬间就在没被大火殃及的丛林中消失了。
就在这一瞬间，莫孔敏锐地识出了那条人影——马科罗罗人，他怒喝一声朝那个人逃跑的方向紧追下去。
默里下意识地尾随着莫孔进行“搜捕”，但他们在整个丛林里也没再碰见马科罗罗人，他熟知林中捷径，即使最敏捷的追击者也不可能赶上了。
一得到消息，埃弗雷斯特上校便立即派人叫来莫孔并一连串地发问：
“刚才那个人是什么人？他属于哪个部落？他在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追赶他？”
“他是个马科罗罗人，上校，”莫孔回答说，“属于经常出没于赞比西河支流的北部部落土著人，马科罗罗人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烧杀抢掠、恶贯满盈，经常威胁进入南非境内的旅行者，连波谢曼人都怕他三分。那个人是在侦察我们的武器，很遗憾没有抓住他。”
“不过，莫孔，”埃弗雷斯特上校问道，“难道我们还害怕这伙强盗吗？难道我们不足以抵挡他们吗？”
“目前我们还行，”莫孔回答说，“但是，这些靠抢劫为生的部落在非洲北部更常见，越往北走就越不容易摆脱他们。
如果刚才那个马科罗罗人是来刺探情报的话——我感觉可能是的——他肯定会在我们的路途上成百上千次地抢劫我们，一旦劫贼挡道，上校，恐怕我们将前功尽弃。”
埃弗雷斯特上校相信莫孔的话并非虚言，他会考虑他的忠告，但这些都使他心头火起。马科罗罗人的举动显然值得注意！他突然出现、立即逃跑都暴露了他的密探身分，马科罗罗人早就对盎格鲁-俄罗斯委员会的出现产生了兴趣。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以后注意加强测量过程中的防范措施。
到8月17日为止，科学家们又获得了一个新三角形的角度，并确定了新测站的纬度值。这样，从开始到现在他们总共设立了22个三角形。
科学家们通过对地图的核察得知，距营地向东北100英里处就是科罗本镇了。他们决定到达那里休整几天并捕捉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最新事件。自从他们离开橘子河岸近6个月的时间里，在空寂的南非旷野地带科学家们就陷入了信息闭塞的境地，从此与文明世界失去了任何联系。
南非重镇科罗本是南非教会主要驻地之一。在此处，队员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整，恢复得人精马壮、物资充足，而重要的是或许可以和欧洲取得联系。
探险队8月22日到达科罗本，途中平安无事，小镇其实是由许多的木房子堆积起来的，由教会控制，一些地图也称它为里头巴娄达镇，曾经有人称之为雷佩罗镇。1843年，当大卫·利文斯通因为想熟悉巴科因斯人的风俗习惯而曾在这里住过数月。
传教士们热情地款待了委员会成员，并且把镇上的所有物资供他们使用。利文斯通曾住过的木房仍依稀存在，但因布尔人的入侵已变得破烂不堪。
科学家们在传教士为他们安顿好之后就向他们打探来自欧洲的信息，传教士的回答无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因为已有半年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欧洲的信件。
然而有消息传来，送信和送报纸的信使已到达赞比西河上游，可望一星期内到达科罗本。这样，科学家们可以先休息几天。
因此他们在闲散中度过了一个星期，而尼克拉斯·帕兰德则利用这段时间重新验算了一遍计算结果。
8月30日他们期盼已久的信使终于到了，他是来自赞比西河口镇上的基尔缅因人。一艘经营橡胶和象牙的商船经过赞比西河口，放下几个送到科罗本教会的包裹，信使又在路上用了一个月，那这些包裹至此已有两个月了，但它却改变了整个科学测量的命运。
牧师送走信使就忙不迭地将由《泰晤士报》、《每日报道》、《论坛》具载有重要新闻的报纸送给了埃弗雷斯特上校。
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们在牧师的房间里凑齐，埃弗雷斯特上校将报纸整理好，然后拿出一张1854年5月13日的《每日报道》准备朗读。
然而刚看到头版头条的标题时，上校立刻脸色大变、异常严峻，拿报纸的手剧烈地抖动。他费了很大努才使自己恢复了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上面有什么重要的事吗，上校？”默里问。
“很严重，伙伴们，”上校答道，“确实很严重。”
他紧紧握着《每日报道》，其他人都焦急地望着他，盼望他赶快念出答案。
上校站起身来，出人意料地向马修·斯特克斯走去，并对他说：“斯特克斯先生，在传达这条新闻之前，我先向您陈述一些观点。”
“我洗耳恭听。”斯特克斯答道，他要比别人更加惊异万分。
埃弗雷斯特上校强调说：“在此之前，斯特克斯先生，我们的个人敌意已超出了科学测量的范围，这使得我们的观点经常产生分歧，也给我们伟大的事业带来了大大小小的伤害。我想这归根结底在于勘察队不应该有两个首领，这是造成我们争执不休的根缘，因为一山不容二虎，你同意我陈述的观点吗？”
马修·斯特克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斯特克斯先生，”上校接着说道，“由于某种特殊的令人痛苦的原因，这种状况就要改变了。但首先请允许我对你说，先生，我对你怀有敬意——因你在科学领域的地位而产生的深深的敬意，因此，对于我俩之间产生的不愉快，我请你接受我的歉意。”
这些话说得堂堂正正，甚至还有点自豪的含意。
斯特克斯和所有同事都不知道上校这段观点的真实含意，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上校所说的“令人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斯特克斯强压住个人的恩怨情绪，克制住反感，说：“对我们的恩怨造成对测量工作的影响我也有同感，也请允许我对你在科学领域表现出的天才致以我个人的敬意。我也将会为了测量而保证不与你发生冲突。但你刚才所指的由于特殊痛苦的原因造成事态改变，你指的是——”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斯特克斯先生，”埃弗雷斯特上校以一种恍然若失的口吻回答说，“但首先请把你的手递给我好吗。”
“好的。”马修·斯特克斯转过身，脸上掠过一丝迷惘的神情。
两位专家的手历史性地无言地握在了一起。
“你们终于化敌为友了。”默里感慨道。
“你错了，默里，”上校松开了握着斯特克斯的手回答说，“从今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敌人了——民族意义上的敌人——永远无法和解的敌人，就连在科学的土地上也不能再见面的敌人。”
说完，他转身目视他的同事——“诸位伙伴，”他补充说，“英国已对俄国宣战，这些来自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报纸都对此进行了详细报导。”
的确，克里米亚战争早已爆发了——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联军早就兵临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东方争端已经在黑海用炮火讲话了。
埃弗雷斯特上校的话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在坐的所有科学家，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高于一切，他们不由得跳起身来——“英国对俄国宣战”这几个字已足够他们受的了，无形的鸿沟使他们无法逾越，他们不再是伙伴，不再是同志，也不再是为了共同的科学目标一起工作的朋友，甚至不再是科学家而是敌人，他们已彼此进行了“测算”——国家间的战争已使他们的心灵创伤无法弥补。
科学家们本能地疏远了彼此间的距离，即使尼克拉斯·帕兰德也毫不例外。也许只有米歇尔·佐恩和威廉·埃默里两个人心中的伤感多于敌视，在听到埃弗雷斯特上校宣读报纸时他俩的手差一点就握在了一起，现在只能忧愁地互相对视一眼。
没有人说一句话，相互鞠躬道别之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委员会的分裂毫无疑问会给测量工作带来更大的艰难，但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都计划将工作继续下去，但只有在两条不同的子午线上进行测量了。
一切细节都已在两个新的探险队的首领之间得到解决：
俄国人命中注走要沿着这条子午线继续测量；而英国人将选择西边60～80英里之外的另一条子午线进行测量，它只能通过一系列的辅助三角形与最新测量的三角形相连，然后他们可以测量东经23°左右的子午线。
一切都没有激起任何喧哗，上校与斯特克斯也因民族敌对的伟大而抛弃了个人的那点小恩怨，大家遵守礼仪，甚至连一句难听的话也没听见。
车队也被均匀地分成了两部分，各自保留自己所属的物资。轮船被俄国人幸运地得到，因为那是没法分开的。
莫孔由于对英国人尤其是默里的偏爱而跟随了英国车队；波谢曼人的首领沃鲁波尔也是个经验丰富的猎手，他当仁不让地成了俄国车队的首领。他们各自保留自己的仪器和设备，共同复录了记有测量过程和结果的笔记本。
8月31日，原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道别分手了。英国人为了把新的子午线与刚确定的三角形连接起来将率先离开科罗本镇。谢过牧师的盛情款待之后，早上八点他们就离开了科罗本。
昔日的密友，如今是敌人——佐恩和埃默里在离开之前一同在佐恩的房间里依依惜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