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已成海外富翁的53岁的他回到家乡湖南涟源，由此开始了他以后二十多年的慈善活动。余彭年最初做慈善的冲动来自他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叮嘱。
余彭年幼时家乡水灾，一家八口人及房屋财产全部被洪水冲走，水灾过后，在家乡人的鼎力资助下，父母及他兄弟六人得以团聚，重建家园，继续从事小本经营。因此父亲病逝前，千叮万嘱床前几个儿女：“日后若有出息，一定不要忘记父老乡亲的恩德，为家乡做几件好事。”“我喜欢直接帮助穷人，我见不得穷人难过。最早，我在家乡修路、办学。我做这些事，不为青史留名，只因为我自己也吃过苦，我知道穷人的难处，人不能有了钱就忘本。”
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当地民众通过电视见到了余彭年脸带歉疚的神色及其解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我的资金调动，在建中的彭年大厦需要资金。我只能捐出100万元，对不起……”余彭年对家乡的捐赠，早在1988年就被记载。湖南长沙市五一广场地下通道角落有一块纪念碑，上面详列了余彭年自1981年以来的捐赠项目。
也就在1988年，余彭年还成立了“彭立珊长沙福利基金会”，以更好地将自己捐赠的钱用到实处。捐助家乡之后，余彭年再将捐赠的重点逐步放在深港两地。1989年深圳大火、1991年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1994年深圳大学、1997年深圳社会治安基金、2000年“彭年科技奖”、2003年抗击非典有功医务人员，余彭年均捐赠出数百万元。近几年，余彭年才将自己的慈善范围扩大到全国九省市。2003年启动的“彭年光明行动”慈善活动，斥资人民币5亿元，计划用5年时间，让青海、西藏、甘肃、宁夏、吉林、辽宁等9省（区）1市的20万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余彭年的慈善行为特点很明显，一在于他很注重宣传。2004年底，在湖南湘潭市的一条普通街道，当地的居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余彭年光明行动”帮助白内障患者的广播：“湖南的父老乡亲，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去找彭立珊。”为了街头流动手术的需要，余彭年特意从美国订购了15部手术医疗专用车。
在车身上，除了印有余彭年的照片，还印有“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去找彭立珊”的大幅标语，都为广泛宣传使用，让更多没钱的患者得到治疗。余彭年做慈善还有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于他凡事都亲力亲为，决不容忍雁过拔毛。
“光明行动”每到一个省份，70多高龄的余彭年都自带医疗队下乡救治，要亲自把关，严格审核。每次他都首先和当地省政府签约，然后请民政、残联等部门帮助组织患者。即便不带队救治，坚持每天晚上都和“光明行动”进行联络，及时了解进展信息。“我在做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在内地，我曾捐赠10台配套齐全的救护车，结果被拆得七零八落，成为当地官员的座驾；而当年五一广场地道及火车站喷泉建设也不如人意，我要确保我的捐助没有违背我的初衷，确保我的捐助没有人雁过拔毛，从中渔利。”
胡润评价，“他更关心慈善捐款如何花的问题。这是中国慈善事业最困难的一步；同时也给国内其他的慈善家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成功了，肯定可以带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国第一家慈善酒店，彭年酒店从建立之初至今，便一直饱受争议。彭年酒店的兴建之日正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香港之时。在一份关于彭年酒店的《新建项目提要》中说，彭年酒店总投资5亿元人民币，其中基建投资1亿，装修投资2亿，由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出全资5亿。有消息就曾怀疑余彭年并非独资兴建整栋大楼，“据传，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湖南银行的贷款”。他颇为不爽。“这些钱是我做了50年生意正大光明挣来的。我至今没有同湖南做一笔生意，没有向湖南借一笔钱，没有戴湖南一顶帽子。这个酒店是我亲力亲为盖的，至于我的钱是偷来的，骗来的，你们去调查好了。”
2000年6月2日，离彭年酒店试营业还有26天的时候，余彭年宣布彭年酒店为“慈善酒店”，未营业彭年就已“声名鹊起”。未过多久，2002年6月，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递函，请求市人大常委会为他的“慈善酒店”立法，保证他过世后“四不准”的承诺能得以落实：彭年酒店的产权不准抵押、不准转让、不准继承、所得利润不得转作他用，必须捐给社会。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对此高调回应，2002年12月9日，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余彭年慈善资产管理规定（草案）》，并计划提交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草案共11条，内容包括余彭年慈善资产界定、保护规定、管理机构等。不过一阵喧嚣后，这项立法最终无果而终。原因在于：“第一、专门为个人列个法规不太妥当。第二、国家已经有了专门的捐赠方面的法律。”说到具体原因，一位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人士不愿对此多加分析，只说“原因很复杂。”此时就有观点认为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实际并不值20亿元，余彭年实际上“借保护捐赠为名，行私产保护之实”，更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商家惯用的“营销造势”。
时过4年回头看此观点，2004年全国人代会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条款写入宪法，即便当年要求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私心也已成光明正大之事；言及彭年慈善酒店的“营销造势”，其所得纯利润全部投入慈善事业，最终受益者也是需要帮助的人。从另一角度看，这些观点恰说明“慈善酒店”往深里做并不容易。
2004年，余彭年与国际知名的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签订协议，由希尔顿全面接管彭年酒店的日常管理工作，彭年酒店每年向对方交纳2000万元管理费。按余彭年的说法是，“外国人办事靠得住，他们不会乱来，能让彭年酒店这只‘母鸡’不断产蛋。”但当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正式接管彭年酒店一年多后，因“利润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的10%目标”，2006年3月，余彭年立即终止双方合作。彭年酒店学会做增值的慈善，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几年前，余彭年被确诊患上了糖尿病。每天早晨，他都要给自己注射胰岛素，由于年事渐高，身体变得越来越差，除了每天要打两次针外，他还要早晚服七次药。余彭年对员工很关照，对湖南来的亲戚也不错，有在酒店工作的亲戚，由于“跟不上手”，余彭年把他们送回家，工资照发。只是对儿孙来说，余彭年是“残酷”的。在余彭年的产业中，子孙们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面对30多亿的家产，他们却没有继承权。很多媒体报道，余彭年的儿孙对此都很少有微词。孙子彭志兵说，“不理解也要理解，只得看自己能不能学到他的一点东西，之后自己去赚钱。”而余彭年的小儿子彭亚凡更是对父亲经商的本领赞不绝口，“和他相比，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差这么多。”“君子富，好行其德。”为富且仁的人是社会文明道路上重量级的领跑者。
4.贫贱不移
吕东莱说：“一般人处在贫贱中，他最感到不公平的，就是别人的凌辱。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富贵的时候，其他人前来奉承，不是来奉承我的，是来奉承富贵的；贫贱的时候，有人凌辱，也不是凌辱我的，是凌辱贫贱的。为何知道是这样呢？假使我先富贵后贫贱，我没有变成什么两样；原来奉承我的人，却立即转变成凌辱我的人。再回头看看以前奉承我的人，是真心奉承我吗？假使我先贫贱后富贵，我本人没有什么变化；而原来凌辱我的人，却转脸来奉承我。再想想他以前的凌辱，是真的凌辱吗？他自去奉承他的富贵，我为何要高兴？他自去凌辱他的贫贱，我为何要发怒？心情，是我的心情，只要调整我的心情就可以了。哪有闲工夫去助长富贵人的快乐，贫贱者的烦恼呢？”这话非常有道理。能存在这个想法，还有哪儿去不得呢？
《人生必读书》说：“读书人在贫困时，乡里人不知道他以后要富贵，而不去尊重他；一旦发达了，就把乡里人看作仇人，认为他们开始时对我轻慢。也不想想乡里人中也有日后要富贵的而我不知道，我何曾去尊重过他？不知自我反省，只去责怪他人，是多么错误啊！”
《杂著》说：“读书人掂笔读书，思量作秀才；一旦作了秀才，就傲然在乡里行走，一点小气就去争，一点小利就去夺。把自己看得这么轻贱，怎么能得到长进？若是有志之士，就要考虑我作为秀才，怎样度过这一生？必然不肯贪图小利，必然不肯与小民计较。无论什么名利，即便是作为宰相，也要胸怀坦荡，不欺负别人。能让乡里人觉得可敬可爱，让后代人觉得可以学习，才显出作秀才的分量。又有一些人，仗着门第高，在一些小事上，就要摆阔气，说是要撑撑门面。实在不懂门面高大，是因为有好人好样子。如像这样支持门面，只不过消除元气，在乡里结怨，有什么好处呢？”
贫寒弱小的人家，骤然间发达了，回想以前让自己不称心如意的人和事，今天想着报什么仇，明日考虑着泄什么忿，称什么心，必然会使得人人怨愤指责，不久就可看到他家的势力消散，人气大减。
步骘在江东躲避战乱，与广陵人卫旌友善，都以种瓜来生活。会稽人焦征羌，是一郡中的豪霸，而步、卫二人在他势力范围内求求生存。害怕他来侵害，就把最好的瓜带着献给他。焦征羌正在睡觉，等了有一个时辰，卫旌要离开回去，步骘劝阻他说：“咱们今天来，就是因为畏惧他的强横；离开确实很好，但恐怕他生气啊。”很长时间后，焦征羌开窗时看见他们，把儿子放在床帐内，设了酒席，让步、卫二人坐在外面。卫旌更感到羞耻，而步骘神色如常。焦某自己享用大桌的美味佳肴，步、卫二人只给一般的茶饭。卫旌吃不下去，步骘一直吃饱才告辞。卫旌愤怒地说：“你怎么能忍下去？”步骘说：“我们是贫寒的人，主人像对待贫寒的人来对待我们，这很正常，有什么地方可耻的呢？”
5.忍贫起家
在现代社会，贫贱不移，白手起家，忍住贫贱，战胜自己的故事很多，李嘉诚的故事就是成功的代表。
李嘉诚1928年7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他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父亲李云经也受过很好的教育，以教书为职业。李嘉诚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3岁就开始读唐诗，到小学毕业时，已经能读《红楼梦》、《老残游记》、《资治通鉴》了。
可是，李嘉诚3岁时，祖父就去世了，从此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差，生活越来越困难。父亲几次被迫丢下教鞭，到南洋去做生意，然而都没赚到钱，最后还是回到家乡来教书，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李嘉诚放学后，常常到码头边去捡煤屑。父亲生了病，也没有钱去医院，还要坚持工作，有时候一边批改学生的作业，一边大口大口地吐血，使小嘉诚深感心痛。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嘉诚一家人离家逃难，先后在汕头、惠阳、广州等地流浪，经常露宿车站。父母和小嘉诚都不得不到大街上卖香烟、糖果、针线挣点钱，忍饥挨饿过日子，最后一家人逃到香港避难。李云经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在床。1943年，还不到40岁的李云经就离开了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从此失学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失业的人，李家寡母孤儿，就更难找到工作了。母亲设法批发一些塑料花去卖，每天只能赚到几角钱，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五口。李嘉诚是家中的长子，对母亲非常孝顺，他不能不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负，所以到处找事情做。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答应收留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16岁的小嘉诚，从此踏进纷纭复杂的社会，开始了顽强拼搏的人生旅程。
南方人起得早，睡得晚，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每天“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来说，这实在是太难熬了。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的“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但是他想到母亲和弟妹，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家庭分忧，就是再困难也得拼下去。有一次，因为太疲倦了，他一不小心把一壶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当时他很紧张，等待着客人的巴掌、老板的训斥，可是那位客人反而为他开脱，不准老板开除他。这件事给李嘉诚的印象很深，几十年以后，当他成为香港有名的大富豪后，还感慨地说；“如果能找到那位客人，我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他还说：“这也是一次教训，谁叫自己不谨慎？父亲曾多次告诫我，要作男子汉，就要‘失意不能灰心，得意不能忘形’。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第一是要能吃苦，第二是要会吃苦。”
李嘉诚在茶楼里一泡两年。他对这段生活从来没后悔过。他说，茶楼是三教九流聚会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都能看到听到。久而久之，就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也知道了该怎样与这样的人相处。他读书不多，但是学会了利用环境观察别人，这也算是社会心理学吧！这时练出的本领，对他生的事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贫困的生活使李嘉诚过早地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