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 严 修
今年是胡裕树师逝世６周年，也是他诞辰９０周年，我深深地怀念他。
胡先生是我走上语言学道路的引路人。１９５２年我考入复旦中文系，胡先生为我们讲授 “汉语语法 ”，其中有 “标点符号 ”一节。一次五一劳动节游行，复旦学生队伍路过外滩外白渡桥，我看见上海大厦挂着一幅巨大标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万岁 ！”我回校后就写了一篇短文，指出，应该写成 “约瑟夫 维萨里昂诺维奇 斯大林万岁 ！”如果把音界号误为顿号，就把一个人变成三个人了。这篇短文后来在。语文知识。上发表了。这块 “豆腐干文章 ”，对我来说却像一块里程碑，它是我语言学文章 “处女作 ”。胡先生看到我的小文章，对我大加赞扬，说我能 “理论联系实际 ”，从此，我对语言学的兴趣大增。
胡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在与他共事的数十年中，对我多方关爱和提携。１９５９年我研究生毕业刚留校工作，胡先生那时正为上海新闻夜大学讲授 “语法和修辞 ”，要编写一本讲义，他就放手让我执笔编写修辞部分 （此讲义有铅印本，未正式出版 ）。１９６１年时，胡先生又把我这个小助教吸收进他领导的。现代汉语。教材编写组。１９６５年复旦大学首次成立留学生办公室，接纳大批越南留学生，胡先生任主任，他也把我调入留办任教，当时留办相当神秘，教师和工作人员全都是党团员，惟有我是无党派群众。１９８０年胡先生任复旦中文系系主任，他提名我为副系主任的候选人之一 （当时副系主任由全系教师差额选举产生，先前我连小组长也没做过，提名我为候选人，我以为是做做陪衬，并未当真，不料后来竟然当选了 ）；１９８３年我在系里分管教学，基础课 “写作 ”急需编写一本。大学写作。教材，考虑到１９６１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曾决定编写。写作教学提纲，上海几所高校协作，由胡裕树任主编，由于 “左”倾思潮对教育的干扰，提纲清样未能正式出版，我就去与胡先生商量，。大学写作。由复旦写作教研室来编写，请胡先生重新出山任主编，胡先生反过来将我一军，说：要“我做主编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担任执行副主编 ！”胡先生对我如此厚爱，我也只好同意了。在胡先生的严格把关下，。大学写作。教材不久就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曾重印多次，被誉为 “一本实用的写作指南书 ”（。秘书，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年夏季有一天我去探望胡先生，当时他已病卧在床，问我退休后在做什么，我说：最“近在看五代史。退休后悠闲了，有时间自由阅读了。”他说：“我真羡慕你 ！”过了几天，胡先生请人带口信，要我到他家去一次。我一到，他就交给我一个牛皮纸袋袋，说：里“面是一些五代史的零星资料，是我７０年代参加校勘标点。旧五代史。时收集的。对你也许有用，也算是 ‘宝剑赠英雄 ’吧！”我接过赠物，内心无比感动 …次年深秋，胡先生就与世长辞了，我悲痛不已。
解放后，胡先生长期担任复旦中文系的副系主任和系主任，领导中文系的教学和科研，殚精竭虑，为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胡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声誉卓著的语言学家。他先后出版学术专著１２部（含合作 ），如。现代汉语语法探索。、。数词和量词。、。词汇 语法 修辞。、。偏正复句。、。汉语语法研究。、。胡裕树、张斌自选集。（“２０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选集之一 ）等等，发表的学术论文有１００多篇，主编的教材有。现代汉语。、。大学写作。、。今日汉语。等，主编和参编的辞书有。辞海 语言学。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法学部分）、。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等等。其中。现代汉语。教材与中文系教学密切相关，在全国影响巨大，我也是其中编写者之一，故而想多着一些笔墨。
１９５２年全国完成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但教材匮乏，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理工科还可以借鉴苏联的教材，而文科教材却必须自己动手解决。在周扬同志主持下，于１９６１年召开了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决定统一编写系列教材，供全国高校文科使用，以提高教学质量。其中。现代汉语。（中文系的基础课教材 ），委托复旦大学胡裕树先生主编 （另外，。写作教学提纲。也由胡裕树先生主编，详情在前面已提及 ）。
胡先生当时是年轻副教授，才４３岁。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让一个副教授来主编全国性的统编教材 ？其实，胡先生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名气已很响。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中国语法学界开展了 “汉语词类问题讨论 ”。在斯大林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苏联语言学家康拉德认为汉语具有狭义形态，可用这狭义形态标志来区分汉语词类。康拉德的论文在。中国语文。１９５２年的９、１０、１１期上转载，影响很大。北京大学教授高名凯发表文章，反对康拉德的观点，认为汉语缺乏狭义形态，因而汉语无词类区分。于是，在语言学界引起了热烈争论。胡裕树先生用笔名胡附，张斌先生用笔名文炼，合作撰写。谈词的分类。、。词的范围、形态、功能。陆续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指出意义标准（主要为词汇意义 ），句子成分标准 （即 “依句辨品，离句无品 ”），狭义形态标准区分词类的局限性，建议采用广义形态 （即不局限于狭义形态，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功能也是形态标志 ）来区分词类。文章引起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苏联语言学的权威刊物。语言学问题。全文翻译转载了。谈词的分类 这几篇论文以其理论价值，奠定了胡裕树、张斌两位先生在汉语语法学界的前沿地位。由此可见，胡裕树先生当时虽然年轻，但已嘉名远播，在语言学界已有相当高的地位，请他出任主编是知人善任，众望所归。
胡先生勇敢地挑起了重担。立即发挥他的指挥协调的才能，组织起一个以复旦为主、多校协作、老中青三结合的编写组，并作了初步分工：
张世禄 （复旦大学）、黄景欣 （南京大学 ）负责词汇部分 ；胡裕树 （复旦大学）、张斌 （上海师范大学）、杨庆蕙 （北京师范大学）负责语法部分 ；许宝华 （复旦大学）、范可育 （华东师范大学 ）负责语音部分 ；林祝敔 （上海教育学院 ）负责文字部分 ；
胡文淑 （复旦大学）、严修 （复旦大学 ）负责修辞部分。
但在编写组讨论编写大纲时，有人提出教材只应包含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 ）及其书面形式 （文字 ），不应包含语用 （修辞 ）。于是决定取消修辞部分。由于编写任务发生变化，胡文淑先生退出了编写组。而把我留下，承担 “绪论 ”和 “结语 ”的编写任务。胡裕树先生戏曰：“让严修来 ‘红烧头尾 ’。”当时我２７岁，是助教，接到这样任务，感到诚惶诚恐。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胡先生不断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既要吸收先进理论，又要重视语言实际 ；要紧紧围绕汉语规范化，加强语言实践 ；要注意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既要重视特殊性 （特点 ），又要重视一般性 （共性 ），个别是一般的特殊形式，而一般则存在于个别之中。偏向极端，可能会走上 “机械模仿 ”或 “虚无主义 ”（如 “汉语无词类 ”）的歧路。
由于思想统一，计划周密，。现代汉语。教材编写顺利，１９６２年９月就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教材出版后受到普遍欢迎，为众多高校采用。为了不断吸收语言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并考虑使用单位和读者的意见，１９７９年出版了修订本，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７年出版了两次增订本，１９９５年又出版了重订本。每次修改，都是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力求更上一层楼。因此，本教材曾获得 “上海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１９７６ —１９８２ ）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５ ）优秀著作奖 ”，１９８８年 “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到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为止，已印刷４４次，印数已超过１５０万本。另外，在香港、台湾还出版了繁体字本，在韩国还有韩译本。
１９７９年的修订本，与１９６２年的初版比较，有些重要变化：
一是初版的编写组成员黄景欣、林祝敔两位先生先后去世，协作单位南京大学改派周钟灵先生接替黄景欣，上海教育学院改派张 之先生接替林祝敔。
二是从实际教学效果考虑，将结语并入绪论。
三是增加修辞部分，吸收安徽大学为协作单位，袁晖先生成为编写组成员。
初版教材中没有修辞部分，许多使用单位要求增加修辞部分，以便与通行的现代汉语教学大纲相适应。编写组接受了这个意见。胡裕树先生有意让我执笔撰写修辞部分。然而当时根据复旦中文系的教学需要，我的专业方向已改为古代汉语，而且教学任务很重，若接手撰写现代汉语修辞，感到力不从心。我便向胡先生推荐了安徽大学的袁晖先生。
袁晖是我朋友，当时正在复旦中文系进修。他在修辞学方面颇有造诣，才思敏捷，文笔流畅。我觉得他定能胜任，便积极地向胡先生举荐。胡先生也是袁晖在复旦进修时的指导教师，对袁晖的业务水平也了解，就同意了。编写组立即向教育部提出报告，要求增加安徽大学为协作单位，不久即获准。袁晖接受任务后，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不久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现代汉语。编写和修订的过程中，张斌先生和许宝华先生发挥了特殊作用。特别是在胡裕树先生奉派到朝鲜工作期间以及胡先生逝世后，数次修改工作，都是张斌、许宝华两位先生主持的。可以说，他们二人是没有署名的副主编。
在胡裕树先生精心策划下，编写组还为。现代汉语。编写了两种辅助教材，一为 现代汉语。使用说明，一为 现代汉语。参考资料。 （共三册 ），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三套书互相配合，覆盖了教学的方方面面，形成严密的教学体系，为。现代汉语。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这套。现代汉语。教材，已经使用近半个世纪，成了长盛不衰的经典教材。
现在，复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在这成绩和光荣中，包含着老一辈教师在学术方面的积累和贡献。以现代汉语专业为例，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就是使复旦大学现代汉语教学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重要基石。
年纪大了喜欢忆旧。本文就是叙述一些陈年往事，抒发一番胸中思绪，说说饮水思源之情，聊聊薪尽火传之理，以之纪念我的恩师胡裕树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