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汤金年
２００６年是复旦出版社成立２５周年，社里要编写一本。社史，希望出版社的新老同志提供。社史。有关的老照片或文字资料。我提供了一张保存完好的老照片，那是１９８６年夏天，谢希德校长率领三位副校长、校办主任和几位处长来到国权路出版社印刷厂，召开现场办公会议的合影留念照。虽时隔２０余年，但似乎是发生在昨天的事，难以忘却的几件往事浮现在我的面前 …复旦出版社的由来
复旦大学要建立出版社，是历任校领导的共同心愿。１９５２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复旦大学已成为面向全国的文理科综合性的重点大学，肩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任。随着复旦专业学科的发展和在校学生不断的增多，教材印刷、出版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显突出。
要改变复旦大学的印刷、出版困境，只有自力更生，建立印刷厂，承办出版社。１９５８年，陈望道校长决定把学校教材科，改名为出版科。学校筹划资金，建造印刷厂厂房，购置铅排、铅印等相关设备，组织人员去商务印刷厂培训技术，整整花了三年时间。１９６１年，排版系统已经建立，机印设备尚未到位，只有一台四开机和两台圆盘机，尚缺书版印刷的对开机或全张机。但印制。校刊。、少量的书刊及学校行政表格另件已能胜任。１９６５年，复旦大学曾向中央教育部提出申请，要求准予在复旦建立出版社。北大、清华等六所部属高校也相继向教育部提交申请报告，但由于 “文化大革命 ”的到来而无声无息了。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全国高校恢复招生制度。随之而来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澄清了一些人思想上的混乱，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保证了新的招生制度顺利进行。为适应教学与科研发展的形势，１９８０年初，复旦党委决定：由副书记袁成瑞同志分管出版社、印刷厂的筹建工作，我便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具体工作。当年５月，校党委向教育部呈送了申请报告 ；１１月，国家出版局同意成立复旦大学出版社。
打破常规，先急救 “宝藏 ”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７日，这是上海解放的纪念日，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成立并挂牌。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在复旦尚未接到中央同意成立出版社的批文之前，上海新闻出版局就迫不及待地通知李龙牧同志和我去参加全市出版工作会议。宋原放局长还直接找我们谈了两件事：一是要复旦出版社立即抓紧抢救复旦一些资深的名教授老专家们的 “宝藏 ”。他说，他们藏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书稿，必须争取时间，尽快抢救出版。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了却他们的毕生心愿，复旦出版社责无旁贷。
要求复旦出版社出版陈子展译著的。诗经直解。一书，是宋原放局长所谈的第二件事。他说，陈子展教授曾将。诗经直解。的书稿，先后寄送两家出版社，都被婉言拒绝了。理由是类似图书市场已有两本，一本是郭沫若写的，另一本是北大某教授写的，都是权威性的名家。其实是出版社在考虑经济效益，最为担心的是出版这类古籍书，周期长，成本高，发行量不大，怕亏本。陈教授对此大为不满，投诉于我。陈在来信中说：郭沫若和北大某教授的两本书我都看过，书中错误百出，违背。诗经。的本意。所以我把书名叫。诗经直解，这个 “直”字就是针对前两本书而言的 ；我书的价值就在 “直解 ”上，而不是“曲解 ”。在他书稿作者的名下，加写了 “遗著 ”两字。含意是在他生前得不到出版，死后定会出版的。宋局长说：我虽未曾拜读。诗经直解。的全书，但我对陈子展此人有所了解，他是研究。诗经。的知名学者，他为研究、撰写。诗经直解。这部书，花了２０余年心血，定有它的价值和特色所在。陈子展是复旦大学教授，作为复旦出版社，理应争取自己出版，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好事，既可显示复旦出版社的特色，也会在校内外激起正面的反响。对宋原放局长的话，李龙牧深有同感。
当时出版社尚无办公室，李龙牧和我还只是被党委指定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筹建负责人。虽然党委组织部找我谈过，告诉我李龙牧担任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我担任直属支部书记。但正式任命尚未下达，这样去开展工作，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然而，李龙牧并不计较这个，他跨越常规，全部精力投入出版组稿工作。通过他登门拜访，个别接触商谈，在出版社成立之前，就已掌握了几部出版条件完全成熟或基本成熟的书稿。其中有徐震编写的。纪念鲁迅诞生１００周年。（１９８１年出版，发行２万册）、陈子展撰写的。诗经直解。（上下两册，１９８３年出版，首次发行２５万册）、董问樵教授撰写的。浮士德。 （１９８３年出版，４次印刷累计发行６５万册 ），张世禄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代汉语教程。（１９９１年出版，上下两册，第一次印刷发行３０００册）。其中。中国古代汉语教程。出版不久，便有台湾出版商慕名而来，买去版权，成为复旦出版社首次境外版权交易。
这几部书，都是出于复旦知名学者之手，独树一帜，并未因图书市场有着出版名家同类版本而逊色。来复旦出版社的那位台湾出版商说，他来之前，已把张世禄教授写的古汉语同北大王力教授写的古汉语作了全面的比较，认为张教授这本简洁明了，写得好，所以选择这个版本。那时，复旦出版社不仅从中取得了社会效益，也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更为重要的是，那几部作品公开出版之后，几位老教授就相继去世了。幸好我们 “抢救 ”及时，使他们的作品能够传世。为了抢救老弱病残教授们的 “宝藏 ”，李龙牧不辱使命，日夜操劳。他知道，这些书，都属古籍经典，要求繁体字排印，这对尚在筹建中的复旦出版社来说，真是难上加难。为了保证质量，李龙牧便想方设法，从校内外聘请资深的特约编辑，从事审稿和校阅，同时在无锡郊区物色到具有繁体字书版排版设备及技术力量的印刷厂，落实排印任务，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他却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位年过花甲、年老体弱之人，也有一本。中国新闻史。的书稿放在书桌上等待他去修订完稿。直到１９８４年学校为了加强出版社的领导，将科研处处长徐余麟同志调来任社长之后，免去了李龙牧的行政工作，他才有时间去完成他的书稿。可惜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中国新闻史。一书之后不久，他也突然地离开了我们。李龙牧对复旦出版社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复旦出版社的史册。
争取外来投资，为出版社后续发展打好基础
１９８１年以后，中央部属大学多数被批准成立了出版社。为进一步解决教材出版印刷难，由高教出版社提议，教育部批准，向复旦投资９８５万元人民币，建造４０万令印纸规模的印刷厂。此后不久，又获得世界银行教材无息贷款４００万美元。
对于上述两项投资和贷款，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把它当作学校一件大事和一项系统工程来抓。首先是将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建设列入学校发展规划，决定把原生物系在国权路５７９号的动物房、实验室及原石化厂的部分场地，划为出版印刷基地，决定动迁上海新型发酵厂 （动迁费２００万元 ），划给印刷厂二期工程，建造生产车间和纸库房。其次，充实加强出版社的领导班子，将校科研处处长徐余麟同志调任为出版社社长，把领导班子稳定下来。出版社建立了党总支，由强义国同志任总支书记，陈树乔同志任副社长兼副总编，把我调任为出版社副社长兼印刷厂厂长，目的是加强出版社、印刷厂 “边出版边建设 ”的力度，为出版社持续发展打好扎实的基础。再次，在基建动迁工作中，校领导亲自出面协调解决。常务副校长邹剑秋同志为解决生物系动物房、实验室的搬迁和择地新建等协调工作，花费了不少心血。为把出版社的办公大楼建在国权路旁，党委书记林克同志亲自找总务处领导协调，不惜代价，拆除了正在生产的 “生命可乐 ”饮料厂，把场地及时腾出来给出版社建房。谢希德校长见出版社没有日常送书的运输面包车，又无上海市统配指标，有钱也难买到，便立即请市府秘书长帮助解决，甚至把校长办公会议搬到出版社印刷厂的现场，专题解决出版社的难题。校领导对出版社印刷厂如此重视，如此关怀和支持，我们除心怀感激之外，更增强了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渡过了困难 迎来了曙光
复旦印刷厂的建成，电脑、胶印机等先进排、印、装设备的引进，技术人员培训到位，机器正常运转，产品质量得到公认 ；出版办公大楼的建成，并投入正常使用，标志出版社印刷厂的基础建设已告一段落。前后过程花了整整１０年之久。
我们渡过了难忘的艰苦岁月。１９８０年，教育事业在恢复中，经费、用房特别紧张。总务处处长孙保太安排出版社的开办经费只有２万元，办公用房只有一间，不到２０平方米，仅一张办公桌，两把坐椅，一只文件柜。出于无奈，社里七八个人只能立着开会商讨工作。负责财务会计工作的杨允端同志，只能拎着一只布袋，图章、账册、现金、单据都放在布袋里，上班拎着来，下班拎回家。当时出版社没有书库，印刷厂送来的成品图书，只能安放在学校学生宿舍操场旁的防空洞内，出版社所有人马都出动，一捆捆搬进去，又一捆捆地搬出来。检验工、包扎工、运输工都是社里职工。１９８１年春，即中央同意成立出版社的批文下达后，出版社的办公地点由校内迁至国权路５７９号原复旦石化厂的办公楼内，在大门口挂上了由苏步青校长题写的 “复旦大学出版社 ”的招牌。这里办公用房是多了几间，每个人都有了办公桌和坐椅，似乎条件好一些。但随着出版社的人员和部门增多，用房仍然拥挤不堪，只得借款，在印刷厂内搭建活动房，用来解决图书发行科的办公用房和书库。又在印刷厂排字间楼顶上加建一层房，用来解决各编辑室的办公用房。没有一张新桌椅，都是在校内库房里拾来的破旧货，这里没有卫生设施，大小便要跑到较远的公共厕所。冬天特别冷，没有取暖器，夏天特别热，没有空调和电扇，工作特别忙，工资待遇没有提高，社里职工确实非常艰苦。但同志们没有一句怨言，对出版社的未来充满希望。
复旦大学印刷厂生产大楼建成，先进的印刷设备取代了落后的印刷工艺，继后出版社办公大楼的落成，出版社书店门市部的开张，这与１０年前形成明显的对照，发展变化之大，确实面目一新。
１９８８年，２２台照排电脑引进，自动化胶印机使用，我校首先实现了中央所要求的取消刻印、打印教材的落后工艺。所有 “自编教材 ”如同铅排铅印那样规范和清晰。
１９８８年，印刷厂铅印、胶印两条生产线，完成了高教出版社２０万纸令的统编教材印刷装订任务，完成了复旦出版社９０％的图书出版印刷任务，从而解决了印刷难的状况。１９９０年，开辟了彩色胶印和图书精装的生产线，承担了立信会计双色细线账册的印刷任务，承担了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各类地图印刷，少儿出版社的儿童彩色画报书刊的印刷，完成了出版。华贸交易会。、。上海词典。、。宁波词典。、。无锡词典。、。浦东新区。等的广告彩印和精装任务。１９９１年，被中国出版局评定为全国书版定点印刷厂。复旦大学出版社三次出席教育部召开的出版印刷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介绍经验。印刷厂是出版社下属的一个单位，上海和全国重点高校有２５家出版社或印刷厂前来我校出版社或印刷厂参观和交流。一天下午，罗马尼亚教育部部长来复旦，指定要到印刷厂来参观，他非常仔细地观察印刷设备和印刷质量，当他到装订车间，看到一大堆。上海词典。精装本成品书后，随手拿了一本翻阅，对随同的翻译说，我“们国家，这类的印刷厂在高校里还没有。他”对中国教育设施发展之快，表示钦佩。１９９０年，中央计委、经委、出版局、教育部组成的考察评估团来复旦时，见到中央的投资、贷款的目标得到全面落实，非常满意，认为这是全国最好的而给予表扬。
一张老照片，不仅勾起了我的回忆，同时也勾起我对复旦老校长、党委老领导们的深切怀念和敬意。回忆的事情已经过去，期盼的曙光已见分晓，复旦出版社在不断发展、健康成长。当我听到复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图书出版销售总码洋达到２。４亿元，多项质量指标和经济效益在全市评估中获得名列首位时，真是甚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