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中先生
图书馆 曹 宠
悠悠岁月，人生几何。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在不经意间偶遇某人某事，遂决定了其人生道路和命运。对于我来说，王中先生的知遇之恩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每当忆起和恩师王中那段相遇、相识、相处、相离的往事，我的心境就难以平静。
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我从 “中国新闻专科学校 ”考入 “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 ”学习，时值王中先生作为上海军管会新闻室的军代表接管了中国新专，并筹建华东新闻学院，成了我们的师长和领导。他穿一身洗得快发白的黄军装，军装长得近膝盖，看上去有些土，但一把挎在腰间的小手枪，却显出了他的威风。他直率坦荡，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初次接触革命军人的青年人极具吸引力，当时在我心中升起一种对 “人”的全新感觉，觉得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
他给我们作的第一次讲话，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是来干革命的，是来吃苦的，我们欢迎。我们刚刚筹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你们谁要是吃不了苦，没有信心的，可以走，我们欢送。而”后，他又讲了当年 “延安抗大 ”和一些其他革命学校的教学生活情况。大家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很快投入了编班、座谈、听讲座的新生活，当然，也有个别意志薄弱的人偷偷地开了小差，溜走的。我和后进入复旦中文系的杜月邨同志编在四班，经济系的洪文达同志在五班，复旦附中的赵成德同志则在一班。杜月邨是班干部，新闻系余家宏教授是辅导员，王中为教务长。我接触最多的是王中，听他的报告和讲话也最多，尤其是我作了学生会干部，致使他对我有一定的印象。
１９５６年春天我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教务长办公室找到王中先生，时隔七年，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当时校总务处长孙保太正在向他汇报工作，我就坐在一边等候。孙保太和他的谈话结束后，他点上一支烟，就问起我的近况来。我说，现在已从部队复员回老家，并把自己在部队的工作情况和表现，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因历史社会关系等受审查的详细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当时我因在肃反中受了点委屈，情绪有些冲动。我说：肃“反结束后部队要我转行到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不能再搞新闻摄影，我一气就要求回老家种田，连复转回上海都不来，但回家后却陷入了困境。瞧”着我那种情绪，他当即批评了我：干“革命哪能闹情绪，记得参军时我是怎么嘱咐你们的 ？”我无言以对。
他开门见山地问我：“现在你想怎么办 ？”我说：“我想重回新闻队伍，来新闻系读插班生。他”顿了半晌，认真地说：书“就不用读了，现在新闻系正需要有实践经验的人，你在战场上搞过摄影采访，也许我们能用得着。”他又问：“你的档案现在在哪里 ？”我说：在“江阴民政局。”他一挥手说：“你回去吧 ！我们研究后会把结果告诉你的。我”回江阴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了复旦大学的调令。１９５６年，一场向 “科学进军 ”的运动在全国迅猛开展，王中在复旦举起了新闻改革的大旗，我就是在这场新闻改革运动的热潮中，被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
来复旦后，我被分配在摄影教研组工作，王中先生嘱咐我好好向舒宗侨、郑北渭两位先生学习，他们一个是老专家，一个是从国外回来的洋专家。我遵照他的教导，为自己订了个学习计划，一面当舒、郑两位先生助手，一面补读自己没读完的课程，同时也随堂听舒、郑两位先生的 “新闻摄影 ”和 “图片编辑 ”课。当时摄影教研组才５个人，舒、郑是正副主任，教师有马棣麟、谢恩光和我。大家都很配合，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
１９５７年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年，王中先生意气风发，四处呼吁，树起新闻改革大旗，我则埋头补课和进行实践拍摄，大鸣大放阶段，我也只作应景发言。不料第二天团支部干部就好心地告诫我说：你“初”
来乍到，不了解复旦情况，说话要小心。当时的暗示，可能叫我不要靠拢舒宗侨先生，我一头雾水，一放暑假就回江阴老家搞农村拍摄去了。
暑假尚未结束，我即接到新闻系的紧急通知，要我立即返校参加 “整风 ”揭发批判王中，我不禁茫然。时任新闻系主任王中先生被错划为新闻界党内大右派后，受到了批判。在新闻系所有整风批判的大会小会上，我都躲坐在角落里打瞌睡，后来我逢会必打瞌睡的习惯也许就在这时形成的。
１９５８年春，我被下放到宝山大场葑溪乡，背着 “王中追随者 ”的问题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此我和王中先生两隔，直至１９６０年５月，我从葑溪乡返校，才在新闻系资料室见到了王中先生。当时两人相对无言，我告诉他我已调到校图书馆采编部工作。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年是 “三年困难时期 ”中百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响应国家号召，把自己每月２８斤的定量，上交一斤，肉票也全上交了。因为我是个共青团员，国家有困难，理应共甘苦。但是，我想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这是毛主席倡导的 “南泥湾 ”精神。于是我就在家养鸡养兔，在图书馆周边的空地上 （今理科图书馆 ）种植瓜、豆、蔬菜，如丝瓜、扁豆、蓖麻等等，更在图书馆和 “四幢楼 ”之间开了一块空地，和同馆来自农村的王鸣楚种植了一大片山芋。张世春也迎头赶上，在馆后种了一大块南瓜地。我们三个人来自农村，种过田，也吃得起苦，一下班就接着干。当时这些作物长势良好，硕果累累，解决了很大的 “肚皮 ”问题。这时我常去王中先生家，他上有老母，儿女尚幼小，吃口多，看着他家的困难，我总是带些丝瓜扁豆之类的东西去，并和在出版科工作的王师母陈毓英同志拉拉家常。我在部队时在山东住过一阵子，因此说起山东荒年时的情景。她说：山“芋藤是个好东西，荒年时可救过不少人的命 ！”此时我那块山芋地正长势旺盛，我就成捆地把山芋藤的嫩头部分往王先生家送。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王中先生相遇时，绝不再谈工作。也许人们不喜欢在困难时期再去多想那些懊恼与悲怆，而是更愿意回忆一些美好和奋发的日子。我始终没听见王中先生再谈论反右，好像他把这些不公正、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
“文化大革命 ”中，我们都各自忙于学习和改造。咫尺天涯，难得一见。直到 “四人帮 ”垮台后拨乱反正时，馆里来了个副馆长，在欢迎会上，我一看竟是王中先生。真想不到，转了一圈，他又变成了我的 “同行 ”，我不禁感慨系之。
直到１９７９年的一天，他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再次出任新闻系主任时，他找到我说：古“时候，一人犯法，有株连九族之说，想不到五七年一案，竟把你当 ‘十族 ’诛了。”他问我：“你还想回新闻系吗 ？”时过半百的我，人虽未老，可心却有些累了，俗话说：当“作家是愈老愈好，当摄影记者是愈年轻愈好 ”，搞摄影教学，自己也缺乏坚实的基础，何况这二十年的荒芜，也跟不上趟了。我就说：王“先生，这些年来，我在图书馆也习惯了，这是个好地方，我在这里读了不少书，挺安心的。他”见我已无去意，淡淡一笑说：那“也好，人只要有决心，有志向，总会过得很充实的。就”这样，我又一次离开了王中先生。生活就是这么平淡，更无须怨言。只是后来，我在先生创办的复旦大学分校图书馆系兼了门 “报刊工作 ”课 （后改名 “期刊管理 ”），并在新闻系兼开了 “新闻摄影专题 ”课，更在复旦新闻系创办的 “新闻大学 ”和“新闻学译丛 ”上写过几篇有关摄影方面的文章。
不过，我这一生，是永远联系着王中先生的，尤其在他的晚年，在我看来，他的晚年有些悲凉，我为这曾经掉过伤心的眼泪。
上世纪８０年代，当王中先生精神焕发，身担重任，对新闻学研究取得多方面成就，正拟向新的目标奋力前进、为新闻学界作出重要贡献的关键时刻，他病倒了，患了脑萎缩症。从１９８５年起病情逐渐严重，言语遭遇困难，生活更难自理，虽时有新闻系的师生前去看望和安慰，然天长日久，总有困难。他子女还都在上班，总不能日夜陪侍，虽为他请了个住家保姆，但总是难以找到一个合适而尽责的人。
我每次走进他的卧室，总有一股尿味扑鼻而来，室内凌乱不堪。待到后期他的饮食全吃半流质，杂七杂八一牛奶锅，由保姆喂食，保姆没耐心，一匙不停地快往他嘴里送 …我目睹此景，不免心酸。后来，我给他找了个浙江姓张的阿姨，侍候得尚可，尤其在他住华东医院期间，一连数月，日夜都在病房陪护。我去探望过几次，他虽言语困难，但精神依然舒畅。出院回家后，张姓保姆因患肝病回乡，使先生又陷困境。自回家后一连找了四五拨保姆，少则几天，多则半月，总嫌他家脏累报酬不高，掉头离去。有一次我去他家探望，王先生仰卧在床，２０岁样子的小保姆，放着王先生不管，却在门外和别人大侃 “山海经 ”。时间快到十一点半了，我问王先生，中饭吃了吧 ？他无奈地摇摇头，我不禁伤心泪落。
晚上，我和他小儿子王力商量，他也叹着气说：我“正在重新找呢！”后来，又找了个年过半百的老阿姨，室内似乎有了些热气。过了几周，我外出归来，再去探望王先生，室内就更热闹了，大人、小孩济济一堂，正在包饺子呢 ！老阿姨说是从乡下来的兄弟和孩子，要住一阵呢 ！王先生一个人还是孤零零地躺在他的角落里。在和王力商量下，我决意为王先生重找一个合适的保姆。我多方联系，终于在福建武夷山市 （崇安县 ）找到了一个中年妇女邢丽贞。介绍她的人是我的学生，这下我才放下心来。邢丽贞来后，室内室外，立时有了改观。三顿饭食也调融了，房中的尿臭也散去了，王中先生的病体似乎有所好转。有一次去看他，他用含糊的语句告诉我，他要出去走走，他要买瓶 “发蜡 ”把头发整理一下。
“王先生没有垮 ！”我心中升起一丝欣慰。于是，我和邢丽贞用车推他从国年路转到了政肃路上，在复旦百货商店门前，他让我去买发蜡，恰好没货，没买成，此事终成遗憾。
后来，邢阿姨告诉我：老“先生虽然疾病缠身，但精神依然洒脱，并无半分悲观，虽然言语困难，但神志依然清楚。他很有兴味地听我讲述自己家乡的民间传闻与琐事，而且听后总是若有所思。他体恤下人，因长期卧床，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清洁卫生诸多不便，要求起床便溺，我一人力弱，扶持困难，他叫我用布带捆扎床头木架上，自己用手拉起身子，而后由我扶起。”
我由衷地钦佩王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关怀后辈和对生活的坚毅。正如１９９３年在复旦召开祝贺王中教授从事新闻工作五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他在台上麦克风里用沙哑的嗓子喊出的一句话：我“还活着，这是一大胜利。”我去探望先生。一进宿舍大门，就看见一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的一天，辆出租车停在２号门前，门里人影杂乱，王中小儿王力和邢丽贞等人，正慌乱地搀扶着先生走出门口，先生满脸通红，已处于半昏迷状态。邢丽贞苍白的脸上流着泪，匆匆地对我说：王“先生中风了。我”来不及说什么，眼看汽车扬长而去。不几天，王中先生在华东医院病逝，先生家前的匆匆一面，竟成了永别。
王中先生去世时是８１岁，而我现在也是近８０岁的人了，他离世已经１２年了。但是，先生一生的光明磊落，爱护同志的精神，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