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还乡”故事具有传统农耕社会的规定性。在这些规定性中，因历朝统治者的鼓励和控制而得以强化的乡土本位意识，使置身其间的人对土地的崇敬和依恋逐渐成为一种心理顺应，伴随着这种心理顺应的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本纽带的传统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使每一个社会个体对一己的家庭怀着虔敬心和责任感，从而有效地限制了社会个体的远游和迁移有关论述参见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以及《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第六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谈到“家族制度”时指出：“家族主义伦理哲学甚至限制吾人之远游与运动……”《吾国与吾民》，华龄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在《生活的艺术》第八章“家庭之乐”的第四节“中国式的家庭理想”中认为：“这种对于一己的家庭的虔敬，和神秘义务的感觉，有时确也能变成一种很深的宗教态度……”《生活的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因此，土地和血缘对中国传统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构成了双重制约，从而也设定了“还乡”故事的终极归宿就是出发的那个“家”和“乡”。所以说，衣锦还乡，需要“家”和“乡”来肯定和确认；追求的失意、无着，最终也可以在叶落归根中得以平息和弥合，还乡的现实选择决定了传统“还乡”故事“朝向家”的单一精神向度。从基本叙事序列的角度，传统的“还乡”故事讲述也在局限“离乡—还乡”的封闭格局上。
而近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显示，近代中国社会的蜕变往往是与群体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人口的迁移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而这诸种迁移中大量农村人口的离村尤其引人注目。鸦片战争之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步步入侵之下，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自然经济趋于解体，城市数量和规模增大，工人阶级队伍也从产生到壮大，农民离村现象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呈增多的趋势有关论述参见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80—95页；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96—107页；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宗智：《华东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标志着传统的乡土性正面临着瓦解的危险。因为对以乡土为根基的中国人来说，乡里社会的人群和土地融为一体。面向土地的人生态度被提炼为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社会态度起着指向性、命令性的作用。只是在自然或社会暴力的强大威胁下，他们才会放弃固有的经验，为“活”而被迫挪动，投入迷惘的未知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8页；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页。 。研究表明近代农民的离村现象，某种程度上虽然反映了这种传统的规定性，但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威胁不再是文化系统内部的调整和重组，而是自然经济体系的彻底瓦解，它意味着即使有一天离家者还可以重回故乡，一切如同破碎的瓶中之水再也无法复原。这样动荡、转型时代的现实图景在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中得到充分反映。“荒村”、“衰城”、“废园”是以现实的故乡图景为基础的。相关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史料和研究成果为我们的文学观察提供了有力佐证。在这些史料和研究成果中，有这样两点值得我们注意：1.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废弛，田园荒芜，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隔膜、紧张，甚至敌对。“田园荒芜，庐舍为墟”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12号，第72页；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移回的人口大致于家乡不利，因他们虽能输入新思想，但同时增加人口密度，因此增加生存竞争的剧烈性”陈达：《人口问题》，《民国丛书》第1编之“十九”，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63、264页。； “中国古来是宗发制度的社会，一族同居，视为美风；农民虽有定期归乡与家族的离村等事，但尚有阻止离村的微效。近来因为各种生活上的压迫，强大的宗法制度的威力，已被蔑视，家族散居四方，农业劳力组织的基础的大家族制度，已渐渐地弛缓崩溃了……”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社会月刊》第1卷第6号；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第277页。 2.乡村的凋敝、废弛迫使农民另谋出路，并且改变着传统的乡土观念。家庭手工业破产及农业之机器化，使农村中产生大量之过剩劳动力，兼以主要副业蚕桑之衰落及连年灾荒，使农民不得不打破其墨守乡土之故习，群集都市，成为产业工人、商铺店员或劳动后备军。”薛暮桥：《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也书写着这样的“基本主题”。从前面的模式研究来看，农民还乡的现代小说在整个还乡母题的作品中比重不大，这是因为既然近代乡村已经不能再接纳离村农民的归来，而近代城市却提供给他们生存的机会，从现实生存的角度，“还乡”对于他们已经没有意义。其次，既然离村农民乡土观念的变化和对生存、栖居的城市异乡的选择更多出于被逼无奈，因此，在当条件允许或者在异乡无法生存，他们还是要执著地走向还乡之路。但对于他们而言，近代中国乡村的现实状况，注定他们的还乡之路是黑暗之旅。由于他们和现代知识分子、乡村革命者相比，没有启蒙和革命理想作为生命的支撑，也无法把他们的还乡企图与更广阔的乡村命运结合起来。因此他们基于最朴素生存的归宁安居，常常引发乡村具体的矛盾，这些下层还乡者在我们的还乡母题的小说中最后的命运，不是成为整个乡村的敌人，就是在赤贫中沉落。这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底层平民还乡的模式命名为“一个人的抗战”的原因之所在。而“还乡复仇”的还乡者虽然同样出于底层，当由于他们将“私仇”嫁接到“公仇”之上，他们的抗争就找到了一个合于时代的通道，从而规避了沉落乡村的命运。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在这样的两种“还乡”模式中近代农民的命运成为其中的“基本主题”。
在现代的离村人流中，不仅有农民离乡背井的身影，一些在乡村接受了启蒙教育的乡绅子弟也开始了他们“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人生跋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由此诞生。我们几乎可以认定王鲁彦这段描写所反映的其实是对“活”的幸福前景的共同期待，“就在这热闹中，我跟着父亲的后面走上了山坡，第一次远离故乡跋山涉水，去探问另一个憧憬的世界，勇敢地肩起了‘人’应负的担子。我的血在沸腾着。我的心是平静的，平静中满含着欢乐。我坚定地相信我将有一个光明的伟大的未来”鲁彦：《旅人的心》，《鲁彦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但离乡时对未来憧憬的欢乐，很快被离乡后的失望与无奈所取代，这中间最触目的是现代知识者对都市和异域文明的隔绝与疏离。于是，“回家”的声音淹没了对憧憬世界的追寻和探问， “还乡”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压制的集体冲动。
与许多作家都有由乡村而都市的人生经历相同的是许多作家又由都市漂洋过海，负笈海外。对于这样一批人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审美意趣等内在人格的形成，赛珍珠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知识青年开始发觉自己的群众底内容了。他们开始明了小市镇的生活，农村里的生活，才是中国底真实而原来的生活。这种生活欣幸地尚未污染驳杂的摩登习气而能保持她纯洁健全的天真。他们乃开始感欣慰；知道自己的民族尚有伟大而结实的基础，因而热情地转向这一条路线以求新的灵感。……他们底达到这个新的观点曾获取旁人的协助。我想他们尚踽踽独行，不会有这么优美成绩，而相助他们的便是欧美。我们西洋人不独消极地襄助他们，呈露我们文化底一种崩溃趋势；我们却积极地示以我们的根本生活之倾向……”〔美〕赛珍珠：《吾国与吾民·序》，华龄出版社1995年版。虽然，这是站在他者的文化立场上的观察，但你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选择的运行轨迹。从某种程度上，赛珍珠可能描绘出这种轨迹，但不一定能完全体味出这种选择中现代知识分子大多遭遇到的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彷徨、犹疑和焦虑的心理真实。现代知识分子能够站在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上反思本土文化，从而整体性否定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这是他们基于理性所做出的判断和选择，但积淀于其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又使他们许多时候排斥自己所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加以西方文化自身的“崩溃趋势”，更加剧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依归，当他们踏上还乡之路之际必然带上沉重的精神创痛，陷入选择性的彷徨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关系，余英时认为：“已故的列文森（Jospen levenson）对近代中国思想史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传统。这个说法在美国流行一时，迄今未衰。列氏所言，当然不是全无所见，但终不免失之笼统、粗糙。中国的传统，其内容实在太复杂，不容易接受这种简单的处理。……五四运动自另有中国传统的根源，决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点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当然，不可否认地，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所谓新文化运动也许根本就发展不起来。”在东、西方的参照中，许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文化回归的姿态，个中原因，耐人深思。探讨其中原委，对思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演变史，肯定会有所启发，但这显然溢出本书讨论的话题。在此，论者只是选取几种观点，作为论述的学术背景。相关论述参见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61页；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就像前面我们对现代作家“除根—失根—寻根”生命过程的描述，还乡母题的运用、还乡的书写显然使现代作家获得一种心理和精神意义上的补偿。
因此，研究现代作家对于还乡母题的处理，研究他们“还乡”故事的讲述可以让我们在写作和世界的对话关系上，认识和把握上面论述的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除了和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之间存在着同构的关系，同时他也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心理真实。一般地说，一种母题的处理方式常常对应于一种“经验模式”。比如说到“还乡”，不能不触及现代中国人走出土地而趋向现代文明过程中承载的压力、遭遇的困境以及最终做出的选择。在我们对现代还乡母题的现实性和精神性处理的考察中就会发现这种压力和困境作为“还乡”的心理预期，不断带入还乡者对于故乡的审视。于是，传统的乡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在乡村和都市、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参照中进一步予以放大和强调。应该说，诸种处理中，现实还乡中的“还乡者启悟”和精神还乡中的文化本源的回归与找寻所针对的正是这种文化转型期现代中国人复杂的现实和心理状态，虽然在侧重点上前者着重于逆向的批判和清算，后者着重于正向的清理和重建。某种意义上，他们所思考的都是文化存亡断续的话题，都带上相当浓厚的文化意味。而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无论是乡绅子弟还是贫苦农民，即使离开了乡村，也不会完全割断与乡村的联系。尤其是乡绅子弟或回乡度假，或回乡办教育，再或回乡办实业，甚或像陆海丰的彭湃回乡动员民众的亦不鲜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3—124页。。某种程度上，“还乡者践行理想”关注的正是这一群人现实的行动和命运。同时，由于这些人离开乡村必然带来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和结构的改变，正如一些社会学研究者所指出的：“进入民国以后……土豪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他们横行乡里，将原来多少存在的宗族与家族的联系纽带扯断，农民与地主的冲突也变得日益频繁和严峻，农民革命再一次成为历史的主题，而这一切在“还乡者复仇”和“还乡者一个人的抗战”中得到相当集中的反映。从我们的现代还乡母题处理的研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传统“还乡”故事中荣归、归田、归根式的意义复归已为现实“还乡”故事的书写者所消解和转化。因此，作为对这种转型的现实书写，虽然，也有类似于“隐退”类型和传统“还乡”故事“朝向家”在精神向度上的暗合，但更多却是“还乡”也无法弥合的精神裂痕，“归家”也无法抚平的心灵创伤。传统社会土地和血缘双重制约下对传统“还乡”故事的主题规定，松懈以至于脱落。因此，对于许多现代中国人来说，“还乡”不过是他们漂泊过程中一次短暂的逗留，而不是最终的归宿，当他们再次背向家门时，只能是：“但我朝任何方向走/瞬间，就变成漂流。”这种“我是一个过客，而不是归人”的心态弥漫在绝大多数现代“还乡”之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