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传统的母题研究而言，它一开始所针对的是民间叙事文学。母题是民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叙述的最小单位。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美国著名民俗学家汤普森，在他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汤普森说：“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汤普森的母题观在世界民俗研究和民间叙事研究领域影响很大。但必须指出的是汤普森的“母题”观回避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如何去确定“故事中最小的”“成分”。固然汤普森已经指出：“绝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其一是一个故事角色……第二类母题涉及情节的某些背景……第三类母题是那些单一的事件……”同上。可是依据这样的标准去对母题进行归类，母题的数量将会趋于无限多，使借助母题归类从事的定性分析难以展开和深入。而且，在汤普森的“母题”观中还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故事究竟依据怎样的母题组合原则来结构。就像邓迪斯指出的：“不论什么类型，其结构分析问题大体上相同。这些问题包括找出或确定最小的结构单位，并弄清楚这些最小的单位是如何结合成传统的模式。”〔美〕邓迪斯：《结构主义与民俗学》，张紫晨编：《民俗学讲演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546页。
相比较而言，苏联文学理论家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给我们思考上述两个问题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在该著作中，普罗普比较了以下四个事件：
甲、 国王给了英雄一只鹰，这只鹰把英雄带到了另一个国度。
乙、 老人给了舒申科一匹马，这匹马把舒申科带到了另一个国度。
丙、 巫师给了伊凡一只小船，小船载着伊凡到了另一个国度。
丁、 公主给了伊凡一个指环，从指环中出现的青年把伊凡带到了另一个国度。
通过比较普罗普认为：“在以上例子中，不变的成分和可变的成分都已显现出来。变化的是登场人物的名字（以及每个人的特征），但行动和功能都没有变。由此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一个民间故事常常把同样的行动分派给不同的人物。这样，按照故事中的人物的功能来研究民间故事就是可行的了。”叶舒宪编：《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关于民间故事中的功能，普罗普进而指出：“研究表明，功能的反复出现是惊人的。我们看到，巴巴、加卡、莫洛科、熊、林妖和鬼首领考验继女并给她报偿。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在一个民间故事的几种版本中确认那些总是做出同样行动的人物，尽管他们会有很大的差异。功能实现的实际意义是可变的，因此是一种变量。莫洛卡的行为便不同于巴巴和加卡。但就他们的功能来说，则是不变的常量。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的问题，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物的功能是民间故事的基本成分，它们可以和维谢洛夫斯基所说的‘母题’（motifs）和贝迪耶所说的‘要素’（elements）相比。”“正像诸神的特征和功能可以彼此转换，而且还可以最终由基督教的圣徒所继承，民间故事人物的功能也几乎按照同样的方式相互转换和吸收。显而易见，与大量的人物相比，功能的数量少得惊人。这一事实说明了民间故事的双重特征：它既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的，又是统一样态的，重复发生的。”同上书，第6页。
普罗普所说的“功能”和“母题”其实是同一个文学单位。普罗普将“功能”研究放在动态的文本生成史中间，在不同文本的比较中观察“功能”，或者说“母题”的“常”与“变”，从而使母题研究具有属于自己的疆域。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现代批评开始用母题来描述和分析其他叙事文学中那些反复出现于不同文本中的构成成分，从而使“母题”这个主要局限在民间叙事研究的学科术语，上升为能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的文学理论范畴。
因此，母题首先是具有结构功能的文学元素，以类型化的结构或程式化的言说形态，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可以被人识别的结构语言形式。强调“母题”在结构上的“功能性”，在具体的研究中对整个叙事中具有行动意味的“功能性母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样是民间文学研究者，吕微先生就曾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功能性母题’的意思是说，在一段相对完整的叙事文本中提取和确立母题时，仅仅将目光盯在那些故事角色的行动环节上，而不考虑句子（我们暂时将故事简化为一个有着主、谓、宾结构的句子）谓语以外的其他成分，但是同时，功能性母题又意味着它的提取和确认最终不会脱离具体的叙事文本，不作脱离具体文本的类型化抽象，以利于故事类型的分析、研究。”吕微：《神话何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应该说，“功能性母题”是一个建设性的学术术语，在这里，母题研究和叙事类型化密切相关。研究那些反复出现于不同文本，且具有“功能性”的母题，使我们对“母题”的考察和研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文本之间“母题”的对比研究也相应成为可能。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不妨看这样一组小说：鲁迅的《故乡》、王以仁的《还乡》、孙俍工的《归家》、芦焚的《果园城记》、巴金的《憩园》、柳青的《喜事》，这几部作品分别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之手，其“基本主题”也各有差异，实现还乡“行动的人物”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的”，是一个“变量”，但人物的行动环节上，还乡行为的“功能”作为叙述的“最小单位”，却是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文本中谓语位置上的“不变的常量”，是“统一样态的，重复发生”的。现代小说将“还乡”这个“同样的行动分派给不同的人物”，且被“几乎按照同样的方式相互转换和吸收”。因此，从母题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可以重新整合现代小说文本。而事实上已有的针对现代小说文本的研究常常将其置于某一流派、思潮和时代语境之下予以考察，予以文学史定位，这样的考察和定位固然可使复杂的文学史现象和丰富多彩的文本趋于明晰，但与此同时也给文本之间建立更广泛的关系带来困难。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史上某一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或隐或显的对话关系。因而，文本之间跨越不同流派、思潮和时代语境发生关系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从母题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重新整合，回到文学自身，找寻到不同文本构成的“常量”和“变量”，有利于某一文本和其他文本以及文学传统中文学原型之间对话关系的建立。这在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还很薄弱，而母题研究的视角则使这样的研究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