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诸家的看法大都从皇帝谕旨中因柴大纪“屡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这些话引申而来，事实上福康安在调查柴大纪之后所述的罪状才是真的重要，如“纵容兵丁出钱替役、离伍贸易，包庇娼赌”，以及柴大纪本人营私网利，巡查婪索天价，海口得受陋规，公然受贿徇私，林爽文起事时“退缩府城，以致贼匪蔓延猖獗”，这些罪行是犯了“统兵将帅玩视军务故意迁延贻误军机”大罪，按律是“拟斩立决”的，也因此福康安才请皇帝将柴大纪“即行正法”。
福康安指陈的各项罪名是不是都是真实呢？据柴大纪后来在北京受审时的口供，我们可以了解一部分是确有其事的，一部分则是柴大纪矢口否认，认为是罗织的罪名。例如他到台湾之后，按照旧规，在巡阅南北两路各营时，接受“折送酒席银两”，前后四次，共得番银一万二千元。在“拨补各营外委”时，他又收过不少人番银“各七八十元及一百余元不等”。还有巡查经过厅县所收盘费银两，“共得过番银七千三百余元”。“又每年受营员生日节礼番银三千七百余元，亦是有的”。显然柴大纪对贪婪得赃是供认不讳的，只是这类收受银两都是惯例的居多，从前多任总兵都取得这些银两的。
至于“废弛营伍，全不认真操演，纵令兵丁在外包庇娼赌，贩卖私盐”等等，为什么柴大纪“不行查办”？柴大纪在供词中有：“台湾营伍废弛，我不能实力整顿，随时操演，以致兵丁在外包庇娼赌，原是向来有的”。总之，这些都是多年来的老问题。
对于彰化玩误军机的指控，柴大纪辩称他因回府城添兵，不料彰化与诸罗两城失陷如此之快。后来诸罗收复，他因军力不足，只有“在县城死守，以待大兵”。他不认为他犯有贻误军机的大罪。另外他指德成在台湾有意罗织罪款，图谋陷害。军机大臣等原本判了他监候免斩，但他在皇帝亲自审问时，给皇帝的印象是他想“将德成扳陷，希冀脱罪，奸巧之极，实属可恶”，因而激怒了皇上，改判他“即行处斩，以为辜恩昧良，狡诈退缩者戒”。
柴大纪的贪渎，罪应处死；但他的战功也不应抹灭。萧一山先生说他“不知引咎，昧帅臣之体，与张广泗不服讷亲之劾，而负气大廷者何异”，极有道理，因为乾隆是专制独裁君主，大臣只应向他求饶服贴才能生存得宠，辩论是不能得到真理的。柴大纪确与张广泗一样，毕竟还是个正直而又负气的“武夫”！
八、台湾赤嵌楼边的平台纪事碑
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既然被列为十全武功之一，好大喜功的皇帝当然会为自己美言一些功绩了。史官们以文字写记在国家官书里，乾隆自己也留下不少诗篇歌颂自己的决策与成就。但这些还是不够，他在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降谕军机大臣说：
……此次剿捕台湾逆匪，军书筹笔，宵旰焦劳，一切紧要机宜，朕思所及，随事指示。福康安等禀承方略，擘划周妥，仰赖上苍眷佑，于三月之间，生擒二逆首，全郡贼氛，扫荡无遗。现在大功告蒇，所有办理此事颠末，曾亲制纪事语二篇，及平定台湾功臣像赞序一篇，备述用兵机要及赏功罚罪诸大端，而一本于敬天勤民、孜孜不怠之一心，宜勒之贞珉，以昭彰瘅。着将御制文三篇，用清、汉字书写，发交福康安、李侍尧，于台湾府及厦门二处，建碑碣三座，照依尺丈，慎选石工，妥为镌刻，俾岩疆海徼，成喻朕勤政爱民、明慎用兵之意。
这道谕旨就是现存台南赤崁楼边那些满汉文大石碑的由来。
同年八月间，乾隆皇帝又降谕旨说：
前因台湾贼匪剿捕完竣，但该处民情剽悍，虽经此一番惩创，恐事过即忘，不足令其怵目儆心，常思安份，特令于台湾建立福康安、海兰察等生
祠，俾民人望而生惕。……福康安、海兰察等带兵渡台剿贼，固属有功，而李侍尧在泉州、厦门一带，办理军需，始终无误；徐嗣曾前赴台湾，帮办善后一切，亦属妥协，……着准一体列入。俟生祠建竣后，将御制功臣生祠纪事诗一首，缮写清、汉字发往，一并刊泐碑旁，以示朕优奖勤劳至意。
这是福康安等人生祠里刊勒满汉文纪事碑的由来。后来又加上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一件，兼写满汉文，而福康安等生祠诗碑字少，合刻一块，因此当时台湾的一组石刻碑共五种，计为：
一、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
二、御制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序碑
三、御制生擒林爽文纪事语碑
四、御制生擒庄大田纪事语碑
五、命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志事诗碑
前四种各刻满汉文一块，共八块，第五种因两种文字刻在一起，所以总共为九块。
五种碑文的内容文字很多，不能尽录，大体说来，生擒林、庄纪事与功臣像赞三篇主要是表达他大皇帝的思想、战略、方针及某些行事作风，当然对他用兵主旨、调度有功、指挥得宜、终能平台等事语多溢美。平心而论，在平台的军事行动期间，皇帝确实是备极辛劳地筹划、指挥，基本上是有功劳的；但是，他初期的严重错误判断，用人不当、派兵过少以及事后处死柴大纪等事，都是败笔，他在以上石碑的文字中就轻描淡写，甚至刻意辩护了。如“林爽文始事之际，一总兵率千余兵灭之而有余，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骚动，不得不发劲兵命重臣，则予迟速论所云未能速而失于迟，予之过也。然而果迟乎？则何以成功？盖迟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筹划之予心，故虽迟而终能成以速，非夸言也，盖纪其实而已”。另外他又以命李侍尧代常青，常青代黄仕简，蓝元枚代任承恩而保住了府城，后来又命福康安等救诸罗，都是“未迟”的具体成绩，这一切说法不外为他在初乱时的错误作辩护而已。功臣像赞文强调他对台湾用兵全是为海疆人民生命的关系，他有不得已的情由，绝不是穷兵黩武。他因为爱民薄赋，明慎用兵，才得天助而能胜利。当然他也赞美了满洲兵的天下无敌，而绿营兵已经是无用不堪，特别缺少能领兵的将领。至于福康安等人生祠纪事诗，则有建祠理由如“三月成功速且奇，纪勋合与建生祠”以及皇帝希望“台地恒期乐民业，海湾不复动王师”等语。
皇帝既然御制了碑文，也降谕地方官建碑造祠，福建省大吏当然只有遵旨赶办。根据现存的史料，我们大约了解部分当日的情形。首先是选用石材的事。厦门因在大陆沿海，而福建省也有很好的山石可以造碑。可是台湾地区平地不产巨石，而且石质不好，坚致程度不够，所以后来只好转往内地求材，最后决定仿照厦门的方式，在泉州府同安县属的金门列屿与漳州府属的龙溪县港尾等地，开凿山石，以作建碑之用。这批石材既是采自深山邃谷，运输出来当然很是困难。当年没有直升机或起重机等设备，只凭人力作业，真是费钱费力，而且困难重重。据说负责人员为了开凿这批石碑材料，事先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因为石料是先由内山开凿出来，运到山边，再由山边运到厦门港口，然后装船再运到台湾的加工所在，这当中动员的人力相当可观。据官员们事后报告说：计在开山掘土时用了泥匠三百九十六工；打石匠三百六十四工；运土扒土夫四百九十八名；旱运四十里用运工匠四百八十六工；沿途搭架泥匠一千零三十工；搬运架夫帮运下山拆架等工九百八十二名。工作之艰苦，工程之浩大，由此可见一斑。从厦门采得运往台湾的石块原料，有长六丈二尺四寸的，重量约为一万六百零八斤。
这批石材运到台湾之后，当时的台湾道万钟杰与台湾知府杨廷理立即督同台湾与嘉义两县官员，一面负责赶紧建造，一面又陆续从大陆购买其他木料等物，作为盖屋之用，到乾隆五十六年才完工，前后费时三载。据有关的资料记述，台湾府城的碑亭与生祠建在府学之南：
筑砌台基，前建头门一座，中建方亭一座，竖碑四通，恭勒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暨二十功臣像赞序共清、汉文四道；左建六角亭一座，竖碑二通，恭勒御制生擒林爽文纪事清、汉文二道；右建六角亭一座，竖碑二通，恭勒御制生擒庄大田纪事清、汉文二通。碑亭之后，接建功臣生祠头门一座，两边游廊两所，后建正祠一座，两旁厢房二所。祠前另建六角亭一座，竖碑一通，恭勒御制命建功臣生祠志事诗清、汉文合刻一道。周围概筑花墙，外面统砌砖墙，以资卫护。
嘉义地方的生祠与府城生祠的式样差不多，在县城内：
适中处所，筑砌台基，前建功臣祠头门一座，内两边游廊二所，后建正祠一座，厢房二所，祠前另建六角亭一座，竖碑一通，恭勒御制命建功臣生祠志事诗清、汉文合刻一道，周围俱筑花墙，外面统砌砖墙卫护。
以上两处的工程，在府城的共费工程费二万二千四百六十六两白银，嘉义部分因只建生祠，花费较少，计白银七千五百十八两左右。两项工程总共用了两万九千九百八十四两。
从以上的文字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这应该算是一项大工程了，花了三年的时间，动用了近三万两国帑，不须说，碑亭与生祠都应是壮丽的建筑。可惜由于日后的天灾人祸，这些建筑都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只能从上引文字中想像其式样与规模了。所幸九块石碑还大体完好地尚存人间，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事。
最有趣的是，这笔工程在经费报销上还发生了一段插益，地方官与中央主管机关争讼了两年多，最后还得乾隆亲自裁决才算了案。残存的史料大约为我们钩考出了当时报销争论的所在：主要的是中央主管机关工部认为两地工程费花掉近三万两，“与则例未尽符合”，不准报销。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七日，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与巡抚浦森又合奏请求准“于存剩军需截存台湾府库银内动给”，皇帝没有同意，工部则坚持石料报价太高，而“生祠应与别项房屋无异，何得亦用石柱，致滋糜费”。其他匠夫、运脚等费，也有浮报之处，问题似乎不止一端。福建布政使伊辙布虽然一再解释开凿大石碑与开采一般小石块不同，不能一律计丈论价。运送费用也因山路崎岖，倍增开支，这是常情，也是事实。至于生祠为什么要用石柱，而不用一般房屋的木柱，伊辙布也说明了原因，他说“台湾不产木植，购备巨料，工价昂贵；兼生祠在碑亭之后，碑亭已用石柱，生祠自应一律办理，庶期坚固经久，以重钦工”。这些解释有的言之成理，有的甚为牵强。不过地方官总是希望中央能准许报销，特别是争取到皇帝的同情，了结此案。可是工部在再三调查审算之后，向皇帝呈上了一份决定性的建议，其中有：
一、碑身十块用银应减少三千一百四十八两三钱八分。
二、生祠石柱费用浮报，三十六根亦应减银五百七十二两四厘。三、其余石料、砖瓦、匠夫等项，应共减银九百六十六两三钱四分七厘。
总计以上三项，应共减银四千六百八十六两七钱三分一厘，实准报销两万五千二百九十八两一钱五分六厘。
工部的核算也许苛刻了一些，但地方官浮报却是常见的，尤其觉罗伍拉纳与浦森是大贪官，后来因其他贪案被处死，皇帝在工部的报告上批了“依议册并发”，核减的银两由地方官设法弥补了。
碑亭与生祠花了那么多经费建造，而且承办官员一再强调“坚固经久，以重钦工”，可是这些工程显然造得不好，甚至是减料偷工，因为不到五十年，在道光年间，有人就见到府城里的碑亭与生祠都已成“亭圮碑存”的残破景象了，“外三门及围墙已尽圮，前层渗陋剥落，雕镂细工，修补尤难”。
乾隆以后，清朝进入中衰期，特别是鸦片战争给海疆带来危机，国家多难，台湾的碑亭与生祠当然变为不足重视的建筑，更谈不上动用巨款来维修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在日据期间，为了造建马路，日本官员把原先竖立在府城学府南边的碑亭与生祠里的大石碑九块，一齐搬运到大南门内城之中，建造碑林。生祠（在现今南门路邮局一带）也因扩建工程而铲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光复，约在公元一九六一年左右，这些御制大石碑才被台南市当局安置到赤崁楼边的今址，供人观赏凭吊。至于嘉义地方的一块生祠纪事诗碑，现在仍放在中山公园之中。
林爽文事件后台湾建造的一组满汉文大石碑，虽然饱经风霜，石质也部分斑驳，但在当今世界各地，除韩国汉城近郊的三田渡大石碑以及北京、承德的一些石碑之外，恐怕像这样的金石遗珍也不多见了。我们应该重视这批珍宝，好好的维护它们才对。
九、安南和战略述
现在的越南在乾隆以前称为安南，与中国广西、云南两省相邻，在秦汉时代即与中国有广泛的交往。明朝时，安南国王黎氏定期向中国朝贡；到十六世纪中期，安南发生政变，黎王被权臣莫登庸推翻，从东京（河内）逃往保清华。后来黎氏后代黎维潭得旧臣支持，打败了莫登庸而重掌政权。为了酬庸旧臣，新任黎王就以旧臣郑检与阮璜为左右辅政，但不久郑检排挤了阮璜而自兼左辅政，掌握国家大权，国王仅有虚名。阮璜被逼走到顺化之后，积极发展，人称广南王，居富贵城，与郑检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