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困与焦躁的煎迫下，上帝的声音又频频出现在耳边，这次是命他将旧作改写为《洪范》和《春秋》。他陆陆续续做了些增删订补工作，并遵照上帝之意，把每章之后的“丁子日”统统改为“天子日”、“王帝日”。丁文斌何以从“丁子”成为“天子”、“王帝”呢？原来他自认为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年幼时，丁文斌曾随叔祖丁芝田去过一趟山东曲阜的孔府，听过衍圣公孔广綮讲过尧舜之道。乾隆十六年（1751年），丁文斌听说孔广棨早已去世了，幼时朦朦胧胧的孔府之行的记忆一下子又浮现在眼前，心里便想：“老衍圣公能守尧舜之道，自然应该居天子之位。我小时候蒙老衍圣公传过尧舜之道，不和传位于我一样么？”不久，身旁又常响起上帝的声音：“老衍圣公见你讲道论学，与舜无异，故传位于你，还把他两个女儿一起许配给你了。”丁文斌乐不可支，觉得既受位于尧，自当以“天子”、“王帝”自居；既接受了帝位，就得定国号、年号，另颁一部《时宪书》，让天下臣民尊奉新朝正朔。从乾隆十六年起，他赶修出一部《钦定时宪书》，把国号定为“大明”——他并非有什么“复明”的政治野心，不过取《大学》“明明德”之意；年号则用“天元”。这一年孔广棨已死去六年了，丁文斌想自己即位也自然有六年了，因此《时宪书》上写的是“天元六年”。过了两年，丁文斌检讨政绩，很惭愧，经请示上帝后，决定改国号为“大夏”，取“行夏之时”的意思，改年号为“昭武”。所有改动之处都写在“天元八年”，即“昭武元年”的《钦定时宪书》里了。
丁文斌自居九五之尊，自然要有数不尽的创制封典之类的大事要增写进《洪范》与《春秋》之中。新一代衍圣公孔昭焕是自己的大舅子，封他为“冢宰”、“平虏将军”；孔叔舅封为“大宗伯”；孔伯舅封为“大司徒”。哥哥文耀不明道理，常常骂我“痴子”，但我既君临四海，理应封他个什么，叫“夏文公”吧。死去的父母自当封王封后，杭州有个族叔，叫丁左白，是个贡生，封为“太宰”。还有茶馆董老板的闺女，心仪已久，早想娶过门，先封为“董妃”再说。其它如制钱式样、名称、冠婚丧祭礼乐制度等等，也统统记载在《洪范》与《春秋》里。除了要记这些体面的事情外，还需将有仇怨、要报复的人也记进书里。哥哥一家不好，所以记为“兄顽嫂嚣侄傲”；李回回的妻子诓骗母亲去江西给人当佣人，也须记上一笔。而自己最恨的人莫过于松江的张七，这张七是原任刑部尚书张照的儿子，名应田，号伯耕，他竟抢在丁文斌前头把衍圣公的长女娶走了，害得他只能在自著的书里当衍圣公的女婿。但丁文斌并不能确知张七的名字，号究竟是那几个字，就在书里记上对“张不赓”夺妻之恨。另外，张家办喜事极尽铺张奢华，丁文斌痛恨不已，这当然也成了《洪范》、《春秋》里的内容。改写完毕，丁文斌曾送给家住丰乐桥的徐旭初、米店店主的父亲王先生及蔡先生看过。这几位拜读之后，有的不上半天就掷还了，有的还书时什么也没有说。
乾隆十八年春夏之交，哥哥丁文耀与旁人搭伙往杭州卖鳝鱼去了，丁文斌没人可怜，连饭也没得吃，无可奈何之下，凑了一两多银子，北上山东曲阜，打算将所著的书呈交衍圣公，或许能得到他的赏识。五月中旬走到苏北宿迁的中兴集搭船，遇见一个姓田的河南汉子，到台儿庄下船的时候，丁文斌就教姓田的替他挑行李，说好到曲阜给二百文钱。这行李说来也同它的主人一样寒酸：一边是个小篓子，里面装着几本用油纸包着的书，另一边是一条毡子包着铺盖，好在轻得很，姓田的河南人答应了。一路上，只见丁文斌下了店，就吃饭吸烟，上路后，光着头，打着破雨伞，跟在后头，仍默默无语。五月二十八日走到曲阜孔府，丁文斌先进去，起初听到里面有争执之声，然后安静了下来，没过多少时辰，姓田的就见孔府的人把丁文斌拿了。
原来衍圣公孔昭焕听守门人役禀报，说有亲戚丁文斌携书求见，不胜惊诧，心想浙省哪有这个穷得像叫花子似的丁姓亲戚。于是让守门人役再详加询问，未久，送进丁文斌亲书一纸，只见上面写道：
予小子丁文斌原系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有族叔丁芝田在北路教习，曾与先岳老圣公为盟，予小子带府中留住数日。后予小子回松，荷蒙岳父面命，今在松修道，续成《洪范》、《春秋》五本，已终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所以卫孔门之道。敢申达尊览，余面谈不暨。
孔昭焕见写得云山雾罩，料定来者不善，遂命门役搜出《洪范》、《春秋》和《钦定时宪书》旧册几本，看到《大明》、《大夏》、《天元》、《昭武》字样，急命将丁文斌拿下，发交曲阜县羁押。随即密札山东巡抚杨应琚查办。衍圣公有专折奏事特权，孔昭焕将诸事料理妥帖后，又缮具密折一件，向乾隆皇帝陈报此怪诞狂悖之事。
署理山东巡抚杨应琚是在六月初二日接到孔昭焕密札的，当时他正在兖州府鱼台县查捕蝗蝻，见有投递逆书的要案，不敢少有延误。一面命曲阜县令迅将逆犯丁文斌就近严密解送兖州候审，一面连夜赶驰兖州。
在杨应琚的亲自主持下，审讯自六月初四日就开始了，但令杨应琚和参审的刑官们哭笑不得的是，原来此人整个一疯子，一场虚惊！这样于来，问供就不无调侃戏谑的味道了。且看当时问供记录的片断：
刑官问：“你既是小家出身，现在看你形如乞丐，当年衍圣公怎肯与你结亲？况结亲从无两女同许一人之理，又并无媒妁，显属无赖了。供来！”
丁文斌供：“小子结亲是奉上帝之命，何须媒妁呢？那一夫—二妇乃尧舜之道，舜妻尧之二女，班班可考。当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他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这都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老衍圣公殁了，就接了位……”
听到这里，问供的刑官忍俊不禁，相视莞尔。但逆犯供单将来要恭呈御览的，此案关节之处，丝毫不敢大意。这关节之处，就是丁文斌著作逆书是否有政治背景。
问：“你既敢著作逆书，谋为不轨，一定有主谋的人，还该有羽党助你的人，还不实说吗？”
供：“小子原不愿做这事，实是上帝之命，无奈何，并没有什么主谋之人，哪里还有羽党？现在衣食不充，百分穷困，哪里还有人帮助？叫小子从何处供出呢？”
问：“据你说上帝命你的话，到底他在哪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吧！”
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实是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边说话，别人不能听闻的。”
刑官们大惑不解，难道会有这等怪事？看来必得动刑了：“你说的都是荒唐之言，明明将主谋、羽党之人不肯供出。夹起来！”夹棍是早经准备好了的，发声喊，便动起了大刑。
夹棍是法定刑具，看起来简单得很，由三根木梃和绳索构成，但威力十分了得，故有“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之说。清律规定，中间一根梃木长三尺四寸，两旁木梃各长三尺，上圆下方，在三根木梃相合之处，各凿成圆窝四个，用绳索穿起。动刑时夹在男性犯人的小腿上，逐渐发力，勒紧绳索，犯人疼痛难熬，只得乱供一气。其结果，往往造成终身残废，甚至胫骨折断，登时殒命。夹棍号称“大刑”，清律规定，人命、强盗等重案方准酌用夹棍，但刑官为逼出他们要的口供，往往滥用夹棍。你看，对疯子丁文斌不是用起了夹棍吗？
丁文斌体质本弱，哪里经得起大刑伺候？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小子并没有主谋、羽党，不能供出，实是上帝之命。如今受刑，也是上帝带累的。供不出来了……求松夹，求松夹……”话音未落，就昏死了过去。
杨应琚当然没学过什么司法精神病学，不能科学地解释精神分裂患者的种种症候，但他为宦多年，阅历甚富，类似丁文斌这样的怪人还是有所见闻。对丁文斌所供身边常有旁人听不到的莫名其妙声音这一关键情节，他也宁肯信其有。然而，著作逆书，建国称王，怀恋汉人朝代“大明”、“大夏”，关系非浅，且供证确凿，只能照“大逆”律条严办。
六月初七，杨应琚命结束审讯，当天即缮具奏折两件，向皇帝做了全面的汇报。
第一件奏折叙述拿获、审拟逆犯丁文斌的经过，最后定其罪案：“确查丁文斌建号称王，擅加封赠，伪造宪书、钱式，又敢肆为逆语，目无国法，诚属罪大恶极。”当然应照大逆谋反律凌迟处死，其亲属照律缘坐，就是说或应立斩，或给功臣之家为奴。这是叙述罪案，照律拟罪的官样文章。
第二件奏折才是详加解释何以如此定罪量刑。杨应琚对丁文斌谋反大逆的动机做了如下分析：“臣揆查其情，丁文斌乃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稍习陈言，遂自诩为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则肆其枭獍之心，狼号狗吠，无所不至。”然后，笔锋一转，又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照此说来，丁文斌确系疯人无疑，而且疯病的病因及症状都说得几近科学。但杨应琚如此说，绝无为丁文斌开脱之意，而是想让皇帝确信，丁文斌的供词绝非支吾诈伪，也就是说，他谋反大逆仅只一人而已，确无党羽和主使之人。杨应琚不愧混迹官场多年的老吏。他深知钦办逆案，不容丝毫懈怠马虎，必须办得无枉无纵，结实可靠。把一个精神病患者定为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分明是最大的冤枉，谈何“无枉”？这是今天讲的话。在杨应琚看来，“无枉”的意思是，不能刑拷太甚，把丁文斌逼得乱咬一气，最后收不了场，到头来自己难辞其咎；“无纵”最要讲究，如果被精明的皇帝看出丁文斌背后还确有巨奸大慝没有审出来的话，这岂能吃罪得起？所以，他解释丁文斌犯罪原由时最下功夫。在这件奏折中杨应琚还不忘向乾隆皇帝建议：“该犯气体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他担心丁文斌可能挨不到常规司法程序下定拟、批准行刑所需的时间了。
六月十一日杨应琚两件密折及逆犯丁文斌供单一并飞递到京。在第一件奏折折尾，乾隆朱笔批示：“三法司核拟速奏。”对第二件奏折中杨应琚提供的丁文斌业已垂危的情况皇帝极为重视。屈指算来，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办理再快，刑部钉封文书驰递济南也需旬余，丁文斌一旦等不及，瘐毙狱中的话，一则太便宜他了，再则奸人匪类也不能咸受炯戒，达不到明正典刑的震慑作用。乾隆即命军机大臣寄信密谕杨应琚：“酌看该犯现在光景，若尚可等待部文，则候部文正法；如恐不及待，即照所拟，先行凌迟示众。”
丁文斌果然“不及待”了。六月十四日一早，杨应琚接奉上述廷寄谕旨，即亲赴济南臬司大狱察看，只见丁文斌语塞气短、奄奄一息，于是马上点派济南城守营参将万德、济南知府赵之采布置法场，放出警戒。午时，巡抚杨应琚供出王命旗牌，亲临监决。只见刑场四周万头攒动，观者如潮，八方人众争睹凌迟逆犯的盛况。
凌迟，亦称“寸磔”、“脔割”、“鱼鳞剐”等，俗称“千刀万剐”，清律名之日“极刑”。凌，细也；迟，缓也。凌迟即用零刀碎割，延长行刑时间，使犯人受尽痛苦而死的一种极其残酷的死刑。凌迟适用于“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等罪大恶极的犯人。清律载凌迟之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完肤，然后为之割其势。”《明季北略》详记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闹市凌迟大臣郑郧的情景，大略如下：黎明，脔割之旨乃下，（笔者）与人同往西市（即甘石桥下四牌楼）观刑。时尚无一人，止有地方夫役据地搭厂，竖一有丫之木在东牌楼下。旧规：杀人在西而剐在东也。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内俱藏贮铁钩与利刃，时出其刀与钩颖，以砂石磨砺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声亦嘈杂殊甚。郑郧停于南牌楼下，坐筐篮中，科头跣足。少顷，从人丛中舁之而入，遥望木丫，尚闻其“这是何说者”连词。于极鼎沸中，忽闻宣读圣旨，结句声高：“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尽股栗矣。炮声响后，人皆跂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亦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之绳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后，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颠，众不胜骇惧。忽又将绳引下，而郑鄤之头突然而兴，时已斩矣。则转其面而亲其木，背尚全体，聚而割者如猬。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飞雷走，云以刀数报人大内也。午余，事完。天亦暗惨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
丁文斌终于如乾隆所愿“明正典刑”了，当人们看到一个形容猥琐的疯子神情麻木地被千刀万剐时，该当有何感触，究竟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呢？不敢妄言，只能留给读者诸君去体味了。然而‘，确有一个人将为此事而深受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