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日根玛坐在斜躺的水泥电线杆上。新挖的土坑里，一只橙色的甲虫往上爬。不远处，还有一根水泥杆，方形，上端有孔。这儿要拉电了。
从镇里到伊胡塔的手扶拖拉机两小时一趟，一张票五元钱，带行李加五角，狗二角，一只鸡一角钱。
车没来。几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抢说事情，她们系一样的三角形头巾，葱绿色，脸蛋子像从头巾里往外挣放的花。一个老汉筐里的鸭子伸脖子呷他裤子上的一片菜叶。
云彩散了，阳光毫不迟疑地射在草地上，紫瓣带黄蕊的小花朵摇晃着。云在天上分成两半，像棉花一样越来越薄，后来没了。
诺日根玛背对等车的人，低头，两只手掐草叶。她头戴蓝解放帽，辫子盘里边。
“诺日根玛！”一个女人跑过来，她后背用化肥袋子兜一个孩子，“你交树苗钱了吗？”
“交了。”诺日根玛抬起头，她眼角挂着泪，手掌一抹，颧骨皮肤新鲜。
“优惠一半呢。”
“是。”诺日根玛说，“杨树苗不好，根儿破皮了，怕不活。”
她们说树苗的事。那女人好像没看到诺日根玛流泪，说话的时候看肩后的孩子。
“你家交七十元吗？”
“六十五元。”诺日根玛回答。
不知哪会儿，背孩子的女人走了，诺日根玛低头掐草叶。她的手像树根一样破旧，连带着土坯、猪食、牛粪这些词，用它擦眼泪仿佛不对劲，仿佛用靴子擦镜子上的尘土。过一会儿，一滴泪落在手背上，分散在皱纹的沟壑里。
她怎么了？家人病了？或者马病了？谁也不知道一个牧区的女人为什么流泪。诺日根玛家住村西头，窗前的豆角旁边种一畦江西腊花，黄狗立正坐着，白爪子像戴了套袖。
手扶拖拉机开过来，司机是阿穆尔古楞的二儿子，留黄胡子。几十年来，他是东村唯一用机动车把牧民运进城里的人。
诺日根玛把鼻涕抹在胶鞋底上，换上进城的表情，好像没哭过，往车边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