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发展走在一条曲折坎坷的不平路上，到“文革”时期，文学进入一片蛮荒地带。然而，新文学发展陷入困境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露出某些迹象。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进入新中国之后，许多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普遍出现失语的现象，保持沉默，改行，写不出东西来的作家大有人在。人们注意到，建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作家身心的紧张，个性与创造性受到抑制和排斥，创作的自由被剥夺，言论过分规范统一，这都是影响作家创作出新作品的因素。部分作家即使勉为其难硬挤出点文字出来，也与建国前的艺术水准相差好几个档次，几十年后再来审视那些作品，会发现其中大多运用了各个时期的主流政治话语，传达出不同阶段配合政治宣传或中心任务的统一腔调，唯独缺乏他们在新文学中曾经形成的独特的创作个性。强化统一意志，钳制言论的自由，不仅仅针对作家们，实际上也必然要包括对新闻、出版、报刊的统一调控和管理。建国初期，国家通过对私营出版社的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或兼并，公私合营的同时，还以行政指派的方式，实现国家计划、政府领导，到最后渐次成为出版社国有化，新闻出版的民办私营的自流、自在现象宣告终止，各种书刊的出版、发行、印刷，成了“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原载《新华社新闻稿》1950年10月29日第165期，参阅《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十九卷第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新闻出版的国有化，并入全国经济一盘棋的高度计划统筹，使得杂志在有序、便于组织管理的局面下，失去了较多的个人化色彩，人文资源有所流失。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五十年代以来，出版一直处于国家计划的严格控制下，从出书选题到统一发行都由国家承包下来，知识分子不过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加入其间工作”陈思和《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复旦学报》1993年第三期。。如同作家们并非自觉自愿地放弃个性，而是经过几番较量一步步被改造改变的那样，在报刊的创办和自我设计上，也曾经有过一些个体与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事例，当时改造文学刊物的计划已经启动。一九四九年秋冀汸、罗飞、绿原、罗洛等几个友人曾在上海办了一份文艺刊物《起点》，刊名取自绿原作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首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意思是解放了，中国又走到一个新的起点，文艺也应该走到一个新的起点。该刊第一期出版后，就听到当时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的一位朋友的告诫：“希望你们注意配合党的政策！”他还提出具体要求：“现在全国在发行折实公债，报刊应配合宣传，希望你们也写点东西。”办刊人在第二期写诗配合推销公债。当时“大家都满腔热情，对大小政治事件都迅速做出反应，于是出现了许多概念化的作品。”但这样剥夺文艺的特点，褫夺办刊人个性，被迫配合政治的急功近利的刊物是难以为继的，该刊物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罗洛《琐事杂忆——我所认识的胡风》，《收获》1991年第三期。。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的颁布，对于文学期刊的发展是个转机，前文已经提到在文艺形势宽松的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曾经涌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期刊，《收获》就是在一九五七年正式创刊的，这是中宣部直接领导下的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之一。就在同年，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江苏南京几个有着同样理想的好朋友高晓声、陆文夫、方之、叶至诚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都是大同小异，他们不经组织同意，擅自决定创办一份“稍稍能表现一点自我的”同人刊物，取名《探求者》。高晓声起草“启事”，陆文夫起草组织“章程”。四人还分头发展了梅汝恺、陈椿年等同人。时当反右派开始之际，结果众人大难临头。《探求者》成了全国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的反党集团，审查批判了半年多，这些江苏五十年代的文学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吃尽苦头。当时刚刚三十出头的江苏文联党组成员、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叶至诚自然也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成了臭名昭著的右派，几个月下来，一头黑发竟然生出许多白发，更为严重的是“由一个探求的狂士变成了一个逢人便笑呵呵点头、弯腰的‘阿弥陀佛’的老好人，好老人”叶兆言《纪念》，《收获》1993年第二期。陆文夫《又送高晓声》，《收获》1999年第五期。。可以想见，建国伊始，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未曾松懈，一切文艺活动、报刊出版都被纳入统一计划体制之中，对人们的身心形成制约和束缚，那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盛行的年代，“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十亿个脑袋一下子不许再有自己的思想，非得屏息等待那一个脑袋不时地作出指示来推动不可”孙越生《蚯蚓现象》，原载《人民日报》，转引自李辉《思想者永不寂寞——孙越生印象》，《收获》1999年第一期。。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受新文学滋养的知识分子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使命，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占有自己发表言论的园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于是，《收获》创刊了。
《收获》的创刊总算创造了一块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主办人积极探索整合出一套在新的计划体制下的文学期刊经营方式，在不违抗国家政权，不与意识形态发生直接冲撞的情况下，坚持把带有个性色彩的作品刊发出来，尤其是那些在创刊之前组来的带着更多的自由气息和作家个性的稿件，靳以在一九五九年底去世之前差不多都陆续把它们发表出来，使它们与读者见面。我们对照《收获》一九五七年第二期上巴金、靳以撰写的《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一文，其中提到“在创刊号出版之前，我们已经收到了从几万字的中篇到几十万字的长篇六十九件，而且我们还知道有许多作家就将在年内和明年完成他们的巨著”，这里的巨著多数应该指的是中长篇作品。还有一九五八年第一期的《收获·编后记》中编者进一步说明，“自从创刊以来，《收获》共收到来稿近六百篇，其中长篇和中篇小说共一三三部，长诗三十九篇，剧本和电影剧本五十三部，组诗九十篇，短篇小说一三六篇，还有论文、散文、短诗等等。”只是这些稿件大部分是出自业余作者之手，有许多不够精练，内容不够充实，常有冗长烦琐之弊。这些作品自然不可能都照单全收，全部发表，但是合格的作品发个三年两载的应该不成问题。一九五八年的多部作品曾经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很可能跟稿件的个性色彩和自由心态下的创作有悖时势相关。可以说，靳以主编的第一个阶段的《收获》，除了临时安排的配合形势任务的专稿、部分违心的表态文章和组织上横插进来的政论与批判文章之外，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反右运动之前组到的稿子，即便是后来的来稿，也是经过他严格把关之下发表出来的较好的作品。他即使在去世前住院期间也还在审阅待发稿件，所以，很可能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出的稿子都是靳以生前组来的。
《收获》在靳以去世之后并没能顺利地办下去，到一九六〇年就由于经济原因停刊。一九六四年复刊，很快又因为政治原因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再次停刊。直到十三年后的一九七九年第二次复刊。结束了动荡的中国社会，人心思定，《收获》也在稳定的形势下迎来新的黄金时代。
一、开创与奠基（一九五七—一九六〇）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收获》杂志正式创刊，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纯文学刊物问世。
《收获》的孕育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开始。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之际，身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的靳以前往北京赴会。建国前就以办刊物而结交了各路文坛好手的资深编辑家、著名作家的靳以少不了与朋友的聚会、交流。大家对往事的回顾，充满了留恋和无尽的快慰，总觉得以文会友、以刊会友实在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文人在惨淡、萧索人生中重要的生命痕迹和值得咀嚼的历史亮点。为什么不能仿效过去的做法再创办一份重新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文学刊物呢？尽管大家的处境、遭际、身份、角色都不尽相同，尽管有的已成为新中国执政党的文艺界领导人，有的成为文化艺术界的实践者和执行者，有的只是民主党派甚至无党派人士，有的受重用，有的被搁置赋闲，但是文学刊物是可以挣脱外在的地位高悬与低洼，纠合心气的狷介与狂放的，或许不妨粘结一时的无间合作，不必过分地划清地界、局域以使刊物显得更加丰富健全立体。善良、真挚、具有兄长风范的靳以在家中本就是有着五六个弟弟的大哥，在过去的办刊中就是以兼容、友爱、大度而给师友、弟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需要靳以这样人格宽厚、尊重作者的人主办刊物，而正当盛年的靳以也似乎对办刊有着痴迷般的执著，他也愿意以办刊这一方式交友，为文学事业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或许对靳以创办新刊物的期待，早就有不少人在不止一个场合私底下提起过、暗示过、鼓励过、展望过，但办刊都没有正式地被提到日常显要位置上周而复《怀念集·前进——悼念靳以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素有办刊经验与成功心得的靳以似乎在内心蓄势待发，等待着做出抉择的特殊时刻的到来。一九五六年的北京会议就是一个让众多旧朋新友聚首、畅叙的契机，而回味共同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和日子往往就是朋友聚首的佳肴美餐。靳以肯定成为人们乐意拜访和交谈的对象，肯定无形中成为众多不同营垒、不同阵线的人都能够接受和信赖的人物。和靳以在一起，少不了会谈起他曾经主办过的众多报刊，寒暄和感谢之后就是怀念过去的刊物，可能就伴随着希望，希望靳以再办份刊物。靳以办刊成了文友们翘首期盼、呼之欲出的待发事件。会议期间的某一天，中国作协书记处负责人邵荃麟、刘白羽与靳以会面，终于把人们心中埋藏已久的梗塞之语喷吐出来。由文艺界的直接领导者提出办刊的事情该是最有分量、最具决定意义的话语，用刘白羽的话来说，“几个人怎么能决定办刊物？”是中宣部决定的，这是当时强调党的领导的问题，也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与管理的核心问题。据说，创办《收获》就是由刘白羽倡议的。他在中宣部的会议上提出，获得通过。他希望打破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省、市、自治区所办的以各自地域命名的《××文学》、《××月刊》之类的文学期刊，理由是他怀念三十年代得到鲁迅支持的《文学》、《译文》、《文丛》、《中流》等大型杂志，怀念靳以曾经办过的那些大型杂志，看来他也是对曾经有过的文学记忆充满留连之情的人之一参见《与刘白羽谈〈收获〉》。。这些想法、说法、建议，直接促成了靳以下决心办一个新的刊物。
为什么靳以不是在建国以后就着手筹办一份新的刊物，而要等到一九五六年才欣然应允？或许我们应该关注一下新中国建立后的文艺环境和意识形态气候。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整风时，中共就明确了共产党天下的文艺方针：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第一，文艺第二；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要做好普及与提高的工作。等等。加之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体，批判冯雪峰）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加上各种社会活动使得像靳以这样在新中国立足未稳的旧知识分子还没有机会喘一口气，大量的运动使他无法集中精力经营自己心中的事业；再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政策，使得靳以这样来自旧社会的文人还有些疑虑，尚不敢贸然采取任何较大的个性行动。许多作家在新时代失去了文学表达的能力，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但是一九五六年先是作协理事扩大会议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在中南海怀仁堂冒雪与代表们合影，与毛泽东等同坐在第一排的巴金、靳以等文艺界的老作家或许体觉到更多红太阳的高热量，感受到中共对知识分子、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视，内心不免掀起波澜阵阵。由中国作协负责人直接出面要靳以创办一份新的刊物就是文艺界的逼人寒气有所消减的信息。紧接着的五月，主管思想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面陈“双百方针”建议被采纳，认为文艺工作者“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郭晓惠等编著《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第1页，原话应出自陆定一的文章，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版。。这番超越行政干预和松解意识形态禁锢的理论的意向或许正是靳以等人所期盼和等待的宽松自由的办刊环境，靳以的振奋和热情此时大约就迸发出来了。他答应了中国作协的决定，并且开始酝酿心目中的新期刊。他逢人就说他的尚未出世的刊物，并且向以前的老熟人、老朋友冰心等人开始约稿冰心《悼靳以》，《冰心文集》第六卷第12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他回到上海，正式筹备编辑部的建立，思虑所要的得力人选。值得一提的是，靳以给他要创办的刊物取了一个充满期望和信心的朴实名字：“收获”。这个名字寄寓了主创人渴望在新中国有一番新的作为，不仅是针对自己，更是针对整个新中国的文学界。
靳以感应着清新、自由的气息筹备着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刊物——《收获》。他视刊物如同生命，充分构想着这个新生命的雏形。他不仅建立精简高效的编辑人马，而且从刊物的装帧设计到篇幅、栏目、内容上都费了不少心思。他邀请新中国成立前就多次合作过的著名艺术家钱君匋设计刊物的封面，亲自审阅第一期及各期的作品，创设了以中、长篇小说及电影、剧作为主的栏目，从各个方面尽量给予读者全方位的赏心悦目的文学艺术享受，为《收获》的高品位、稳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调和持久赢得人心的深厚根基。
一九五六年盛夏的北京，近水楼台的《人民文学》在秦兆阳主持下刊登了一组“干预生活”、揭露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艺术性强，更在思想性上充满挑战意识的尖锐锋芒，赢得文艺界的一片喝彩。在上海的《文艺月报》负责小说栏目的老作家罗洪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也表示了当时编辑部对这组作品表示的赞赏之意。但是文艺界的风向很快就转向了，对《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报内部消息》等一批作品的肯定之声刚刚响起，却扑面而来一股遏制和批判的飓风。《收获》的创刊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难题——政治上的恶劣气候横空突变。
一九五七年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创被视为超过其后的“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民主进程大退却、大受挫的年头。有五十七万人被打成右派，发表被称为“干预生活”作品的众多作者及主要编辑负责人秦兆阳等虽原因不一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他们只不过是五十七万人中的一个小小数字，但现实再次印证了知识人文字罹祸的历史，不管在古代，在现代，在外国，在中国，都概莫能外，谁能幸免？谁不胆战心惊以上多处引自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正当《收获》的主持人想大干一番之际，在创刊前后就面临着知识界受重创的关头，何去何从，对于经办人正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其中的压力恐非亲历者难以言喻。只要中宣部、中国作协没有刹闸说停止办刊，那么靳以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有过办刊的艰难体验，有过在流亡中、在逃难中，在僻远的山村中坚持为远方的报刊编辑作品的苦况行状，但是在刊物行将问世时就碰到外界的紧张沉闷人人可怖的重压氛围则还是第一回。能干的章靳以不会不知道前面道路的危险和阻力，但是，一旦进入自己所感兴趣的文学刊物世界中，他是非常投入、容易忘我的。
《收获》是中国作协委托靳以创办的，但就在创刊前三四个月左右的夜谈间，靳以邀请巴金与他一块共同主编这一杂志。巴金答应了，但不参与具体编辑事务，就像他们在三十年代共同主编《文季月刊》那样。编辑部还组成了包括两位主编在内的十三人编委会，他们是：巴金、冰心、刘白羽、艾青、陈白尘、周而复、罗荪、柯灵、郑振铎、峻青、曹禺、菡子和靳以。
《收获》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创刊了。它处于风暴裹挟之中，尽管外界的高压暂时还没有直接冲击到《收获》杂志，但是局势对它的影响从未中断过。这份带有较为浓厚知识分子色彩的文学期刊从此走上一条战战兢兢、动辄获咎的坎坷之路，特别是在政治气候多变莫测的年代，在意识形态专横、独断的时候。在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个个如同惊弓之鸟的年代，头悬高剑的又岂止是《收获》一家呢？我们在创刊号上读到靳以写的《发刊词》，开篇劈头就是一句：“《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可谓是编辑策略用语，算得上是挡箭牌。紧接着就直奔主旨，表达了作者心中对政治的畏惧，那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文学探索）第二。这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缘无故的苦衷。编者在第二期的《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写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署名巴金、靳以，实乃靳以所写）上又不失时机地表达了对右派分子施蛰存、俞田（即王若望）的讥讽和批评，从中或可窥见当时的局势动荡和编者无地自由的心态。
《收获》在一九五七年创刊，从十一月出版的这一年的最后一期（总第三期）开始，政治对它的侵袭就愈加显明，我们不仅在《编后记》中可以感受到编者举步维艰的窘迫、困顿，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一些事件中读到编者的一次次受指责、一次次历险。一九五七年第三期上，开篇就是两篇政治斗争火药味颇浓的文章，一是编辑部被迫对反右斗争表态的社论《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一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代表党组织的态度的官方文章《斗争必须更深入》。接下去是一组“苏联文学作品给我们斗争和工作以力量”的专栏稿件，其中既表达了向苏联文学汲取战斗力量的激扬文字，同时还夹杂着对右派和反党分子的声讨与训斥。这一期的编委被撤掉两位：艾青与陈白尘，其中艾青被错误打成右派，增补了李季。进入一九五八年的《收获》更是靳以健在时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第一期上管桦的《辛俊地》，第三期方纪的《来访者》、海默的《打狗》，第四期高缨的《丁佑君》，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上峰的口头点名指责或文字的批判，特别是方纪和海默的小说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的严厉批评。这些苦痛靳以都一一独自担当下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据他女儿说，《来访者》出事时，靳以和方纪关在书房里交谈。靳以抽了许多香烟，烟屁股堆得老高参见《与陶肃琼、章洁思谈〈收获〉》。。这一年第二期上刊发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第三期上发表了张春桥的《大跃进的风格》，第五期上登载了李希凡评论《辛俊地》的《略论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性》，这些文章不同程度地释放出“左”的批判气味。这一年的几期《编后记》中大多流露出编者对文学探索的执著追求和为了免于被指责落伍、落后于大跃进的辉煌成就而自我辩解及不时表示要跟上革命形势的矛盾交战。此后，编者无助地做了某些妥协和让步：一是在第四期上刊发了编委罗荪代表编辑部表态的自我检讨文章《〈来访者〉是一篇对新社会的“控诉书”》，同期还开辟《读者论坛》登出一组读者批判《来访者》的文章；二是编辑部不得不在文章中突出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膨胀声响，在第四期上刊发了篇名分别为《大跃进的春天》、《创造奇迹的时代》、《钢臂怒挥》、《歌声飘荡》等响亮、花哨名字的各种体裁文章，同期还增设《民歌选辑》栏目，发表了《民歌一百首》，第五期则从封二的插图《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起就充斥了政治的威慑和占领。
靳以主编《收获》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郭小川创作于一九五七年春天、放在抽屉里直到十一月才拿出来的著名诗作《一个和八个》，先是交给《人民文学》的陈白尘，因担心出政治问题迟迟不予刊登，郭小川自信诗歌的分量，因为这是他“真正用心写的诗”，于是又转给靳以，《收获》以不合时宜、有表现“党常会冤枉好人”之嫌为由拒发，靳以亲自给郭小川回信，说编辑部讨论过，意见十分尖锐，有歪曲部队生活、歪曲现实的顾虑郭晓惠等编著《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第7、24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版。。今天看来，该诗作表现了郭小川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体现了思想穿透雾障云遮的现实的鲜明态度和过人胆识。然而这样的富有个性的诗作却不能即时刊登出来，只有等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公之于众。实际上《收获》在对待敏感话题、尖锐作品时都是十分谨慎的，用编辑部负责人的话，就是他们不会因为某部作品而牺牲整个刊物，他们必须把握住临界点，在可为的空间里建构精神象牙塔。对于《一个和八个》，严文井曾说，如果发表出去，作者肯定要被打成右派，因为这在当时无疑会被认为是射向党的罪恶子弹同上书，第25页。。还有一件事，那是《收获》一九五九年第二期已经发稿，纸型已打印出来开始装订时，突然接到郭沫若办公室打来电话，说郭沫若的剧作《蔡文姬》还要改动。编辑部无奈地遵从，把郭的《蔡文姬》抽下来，改登老舍的《全家福》，但在《编后记》中却来不及改动，仍提到郭的剧作，而不是老舍的作品。突然的变动，编辑部为了不影响发行时间，全体人员加班加点，突击排版、校对，与印刷厂交涉、改纸型，忙得不亦乐乎。郭沫若的剧作改发下一期，据《收获》的老编辑回忆说，郭改动很小的地方，可能是一句话或者几个字，是极敏感的话。编辑部当时留下一本原稿“孤本”，后来不知流失何处，如能与刊登稿加以对照，或能透视当时的历史苦况和个人焦灼。此事一则说明编辑部对作者的尊重、对编辑工作的高度负责，二则反映了当时形势的严峻，人人岌岌可危，生怕出现点滴差池疏忽，被人抓住把柄，酿成大错。一九五九年《收获》除了刊登了多部“十七年文学”中重要的长篇小说、长诗及部分剧本外，还发表了姚文元批评《丁佑君》等作品的评论、姚文元评论鲁迅的文章，并且还把公社史搬上刊物，留下了那个时代斑斓错杂的色调，也留下了值得人们思索的历史信息。在第五期还刊登了《国庆十周年献辞》，文中洋溢着慷慨激昂的响亮口号，赶英超美，万马奔腾，让今人有些不可思议，但又确实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后人欷歔之余，当可读出历史在暗角处发出的声音。
一九五九年《收获》最悲恸的是失去了自己的主编之一——靳以。靳以在《收获》创刊不久就面临着一次次重压和危机，张春桥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巴金《〈收获〉创刊三十年》，《收获》1987年第六期。。创刊不久，一九五七年年底靳以就被迫离开他痴迷的《收获》杂志去工厂深入生活，在中国作协书记处的干预下，才保住在编辑部的主编工作，但需半天到工厂、半天上编辑部来回奔波。身心交瘁的靳以终于在《收获》办刊仅两年多旧病复发，不治而终。靳以心脏病住院期间仍坚持看稿，落实以后要采用的文章，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后，在战争年代也曾经主办过刊物的孔罗荪协助巴金继续办刊，第一期还附印了一张“读者意见调查表”，看来编辑部还准备化悲痛为力量好好经营靳以未竟的事业。但是，这一年只坚持了三期，中国作协就派人来通知因纸张缺乏宣布停刊。这其中是否还有更为复杂的因素，由于当事人没有留下文字材料，外人更是不得而知。
二、僵持与过渡（一九六四—一九六六）
严格地说，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的《收获》与此前的《收获》及“文革”结束后复刊的《收获》不是一回事。曾经在《收获》工作过九十一岁高龄时的罗洪说，我们那会儿的《收获》（一九六四—一九六六年）不是正宗的。她还说，他们不承认我们那个阶段的《收获》。这里的“他们”是指那些在第一个《收获》工作过而健在的老编辑及后来到第三个《收获》工作的人们。在我不了解内情之前，我曾经试图说服她，一再表示说他们承认的，甚至还举出罗荪写过文章《三个〈收获〉》（刊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收获》上）都把第二个《收获》算计在内的事例。再看看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复刊辞》不是明明写着“停刊了十三个年头的《收获》复刊，与同志们重新见面了”吗？这里的十三年前不正是第二个《收获》停刊的一九六六年吗，也是算作一家人的。
那么为什么罗洪会说他们的《收获》不正宗呢？原来当年上海作协分会除了办有《收获》外，还分别创办了另外两个文学刊物——《萌芽》和《文艺月报》。《文艺月报》到大跃进年代，刊物反映的都是一片机器声，惨不忍睹。为了改变不利的局面，到一九五九年十月时，《文艺月报》先是改名叫《上海文学》，组到了丰子恺的散文等好作品，却挨批判，被说成毒草。好作品仍然十分稀罕，刊物还是难以经营下去。困境艰难的《上海文学》在《收获》已经停刊后，一九六四年一月起干脆就改用《收获》名称出版。罗洪自觉地不把他们那个阶段的《收获》归入正宗的《收获》中，或许不无道理，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撇开正宗、旁支的分歧之争，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不分彼此的理由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文革”后《复刊辞》及罗荪的文章之外，这两个《收获》还是有些交错的因缘关系的。比如都是挂巴金的大名为主编，萧岱是后两个《收获》的编辑部主任，这些都使得前后的《收获》无法区别得那么界线分明，而且，原先的《文艺月报》也好，《上海文学》也好，都是小型号的，是月刊，而改成《收获》时则成了大型刊物，是双月刊，这和一九五七年的《收获》双月刊正是一种体例上相关联的衔接。从更内在的角度看，一九六四年第一期《收获》的《编后记》中再次表述了第一个《收获》创刊时的编辑精神，那就是在拥戴毛泽东的六项政治标准之下的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也还是政治标准第一位，艺术探索第二位，这恐怕不只是在那个政治气氛过于浓烈的特殊年代逃脱不了的惯常模式的偶然表述，而是与前后两个《收获》的编辑思维、编辑策略的一脉相承。
巴金在《〈收获〉创刊三十年》中说，人们称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的《收获》为“新收获”或“小收获”。这是因为这个《收获》容量少于原先的老《收获》，原先有三百二十页，这时仅有一百七十六页。文中还说：“它不是原来的《收获》，中国作协也没有复刊的计划。”这里是指，老《收获》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而第二个《收获》则是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办的。老《收获》曾经组成了包括全国的知名作家在内的编委会，而第二个《收获》似乎没有明确的编委会，也仅限于由上海分会的作家组成。巴文所述属实，指出了容易产生分歧与误解的地方。老《收获》办了十八期，第二个《收获》另起炉灶，从总第一期算起，办到第十五期中止，而一九七九年一月复刊的《收获》标明为总第十六期笔者多次与现在编辑部的人谈起，当时计算有误，应该从总第16期算起。当时编者的意向显然是要衔接1966年中断的刊物。，显见是从第二个《收获》中止处衔接下来的，也许这是考虑到第二、第三个《收获》都是作协上海分会主办的缘故。
以上说明了前、中、后三个《收获》互相缠绕、夹杂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是编辑思想的一致，有的是主办单位的关联，有的是体例、格式的相仿，总之，无法截然分清，所以，有时抓取某一方面“证据”可能得出一种答案，而选择另一角度则可能看出另外一种结果。为了叙述的简便，我们权且把这三个《收获》都归拢到一起，都当作一家刊物看待。
巴金的《〈收获〉创刊三十年》中还说到，第二个《收获》时，“‘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已经提出，在张春桥、姚文元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刊物注定要走向毁灭，努力和挣扎都没有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锣，不但‘新收获’给革命左派砸烂，连以群也挨批挨斗、跳楼身亡。”这段文字表明在左派人物专横跋扈、政治声浪甚嚣尘上时候，刊物备受牵制、无所作为的命运，而主办者也惨淡经营，不堪凌辱，难以承受超常的身心打击，终于成为可怖年代的悲剧角色，甚至就是牺牲品。第二个《收获》是“文革”迷狂曲愈演愈烈的前奏，“左”的气息已是不可遏制的膨胀起来。众所周知，知识分子的个人性虽然自建国以来的一次又一次打击，已消解得几乎荡然无存。但是作为展示个人性的思想文字，总是不自觉地要在特有的空间中凸现出来，倘遭受压制，将使思想者、知识者悲哀莫名，困扰重重。文学刊物正是思想的载体之一，是精神空间的主要门类之一，是人文精神延伸、传递的渠道和途径之一，倘能合理疏导，将对社会、对政党等起到监督、促进的良好作用，对于提高社会的民主程度，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关系重大，而受掣肘则有可能导致知识者、思想者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与执政党的对立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弱势群体的知识阶层处于持久的被剥夺了思想权利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思想者稍一露出锋芒便受到围剿、砍伐，反胡风案制造不少冤魂，“反右”再酿悲痛惨剧，知识者受摧残，凋零、破败，溃不成军。靳以时期的《收获》，虽也有言不由衷的告白，虽也有部分思想空间的被迫出让，虽也做出某些妥协、牺牲，但凭借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理论界尚存的高昂热情，乘着“双百”方针颁布之后的短暂喘息之机，加以主编靳以的拼力一搏，在一九五六年筹备期间就已经开始向老作家、知名作者约稿，还能在总体上体现出较为健康的文学氛围，还能荟萃当代文学中较有分量的部分长篇小说、大型话剧及具有探讨意味的短篇作品。但是，到以群、魏金枝主持的时代，不仅文学界已经是花残枝败，而且知识者大多已噤若寒蝉，基本上处于艺术个性沦丧的时候。因此，刊物中出现的尽是那些充满政治色彩的空洞虚幻声音，如对领袖的空洞颂扬，对形势的片面乐观，对美帝的高声谴责，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遥相呼应，对阶级斗争的鼓吹和煽动，表忠心、唱忠心，整个文艺园地充满了同一腔调的言论，片面的极端的叫喊和恐吓，思想理论空间应有的自由、原创、活泼的气息被束缚压制起来了。第二个《收获》以“兴奋的心情”（一九六四年第一期《收获·编后记》）刊发和转载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十七首》拉开序幕，以《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专栏刊发了一组宣传焦裕禄的文章（一九六六年第二期）而冲向云顶，以诗歌《工农兵歌颂毛主席》，连篇累牍的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以及打棍子、扣帽子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剥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西彦的画皮》和多篇批判毒草电影的大批判文章（一九六六年第三期）而收尾。其中的主打篇目是长篇小说《艳阳天》（浩然作）、《燎原烈火》（乌兰巴干作）和《欧阳海之歌》（金敬迈作），重点推出的作家是浩然浩然在当代文坛和《收获》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随着建国后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开展和升级，人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理解渐渐深入骨髓，深入到灵魂深处，作家在创作中由介入对政治斗争的点缀以至于到对政治斗争的铺排和描绘成为自然现象，加上张春桥等人倡导的“大写十三年”，积极鼓吹反映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了当时作品表现的主题。五六十年代国家的困难，与前苏联的断交，加剧了国家意识形态对阶级斗争的敏感，全民皆兵，随时准备战争的焦虑，从政治生活到日常记忆以至于文学创作都充斥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于是表现阶级斗争题材的作品不仅流行而且成为走红的时尚，浩然踏上时代的节奏，把握了时代的需求，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推出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适逢其时，很快畅销起来。作品以宏大的篇幅、尖锐的矛盾冲突，展示了京郊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对立与斗争，反映了地主阶级阴谋的被粉碎和必然走向灭亡，突出渲染虚妄的人民安康社会繁荣的美景，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迎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从刊物的发展看，到第二个《收获》时期的1964至1966年期间，作家们大多偃旗息鼓、噤若寒蝉，历次运动把他们冲到时代的边缘，个别还在风暴中心的作者有的对当时需要的创作有所不适难以挥笔，有的生怕触及禁忌只得沉默，有的不愿丧失艺术个性去表现配合政治宣传的文章索性搁笔，于是出现了好稿难求、作者青黄不接的时节。还有一种情况是，名家也往往是对作品精益求精的人，他们创作严肃、认真，速度慢，不轻易给人稿子，不随便交出稿子，这也就出现了让编辑征稿时为难畏难容易碰钉子的情形。浩然不同，他热情，勤奋，好相处，好打交道，没有架子，编辑乐意向他要稿子，他乐意给编辑手头的稿子。浩然的走上文坛就是由这多种机缘汇聚而成的，他创作了典型地代表了“文革”前走红文坛的作品特征：一、表现工农兵题材。他在《收获》上刊发的作品都是反映农村生活，在其他刊物上登载的也基本类同，着力塑造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英雄、模范人物，为时代树立政治表率、思想先进、业务带头的先进典型，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众星捧月的又红又专的（老）支书。二、强化阶级斗争意识。浩然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整个思想框架就是演绎农民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代表农村的反动势力、敌对力量）的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对抗，最后一小撮反动势力被围剿、歼灭，无产阶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战无不胜的威力。在短篇《老支书的传闻》篇名下的六个小标题的作品中，也大多出现富农、富裕中农、地主的破坏，不老实，钻空子，说(转下页），他在第二个《收获》的共十四期中发表了多部作品，是个频率出现较高
的作家：一九六四年第一期的《艳阳天》（篇末注明为上卷），同年第五期的小说《老支书的传闻》，第六期的小说《接班人的故事》，一九六五年第一期的小说《老支书的传闻》（续篇），一九六六年第二期的《艳阳天》（第三卷）。赞英雄（从欧阳海到焦裕禄到王杰等英雄形象，还有庄则栋、小勇士、老赤卫队员等先进人物，访大寨和走兰考等感受事迹）、批毒草（揭批《早春二月》的主题和主人公、驳“写中间人物”论、斥《东风化雨》的资产阶级倾向、围攻“三家村”黑店、指责《春回地暖》为反革命复辟开路、驳《在漫长的路上》是一株反革命大毒草，姚文元在一九六五年第六期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是两篇上纲上线的典型批判文章）和“突出政治”是第二个《收获》的主体内容。
这里想以姚文元为个案，对当时的批判文章特征做一点分析。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到处飘飞。上海是他发迹的地方，他的文章没少在上海的许多报刊上登载。在第一个《收获》时期，他就发表了三篇文章，它们是：《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一九五八年第二期）、《论〈白兰花〉和〈丁佑
(接上页)风凉话，占集体的便宜，伺机捣乱，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拉拢缺乏辨别是非能力的无产阶级下一代，告诫人们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制造了处处、时时有矛盾的战争意识，突出千万不忘阶级斗争的观念。三、满足人民大众的阅读口味。浩然的作品幻化并虚拟了敌我对抗的战争意识，告诫人民随时警惕敌人的破坏，带有意识形态的政治灌输信息，故事性强，语言通俗、风趣，有几分絮叨，富有来自生活第一线的实在感，麻木了大众对文学作品的更高的审美的需求，也正迎合了当时某些政治阴谋家的意图，所以能够左右逢源、畅通无阻，既使上层人物首肯，又填补了当时大众缺乏文学的精神上的虚空和饥不择食的心理。四、铲除私人化，统一思想观念。浩然的作品除了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还倡导狠斗私字一闪念。如《老支书的传闻》就是时时处处维护集体利益的典型，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生产队长、饲养员、社员也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往往善于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发现大问题，及时以自己的语言感染群众、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群众，把错误的苗头掐死在萌芽期。当时组到浩然作品的编辑几十年后仍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认为浩然的作品写得好，而且很主动配合编辑的约稿，没有架子，好说话，手头有长篇就给长篇，足以为当时的稿荒救急，没有长篇就给短篇。编辑能组到符合当时发稿要求的作品自是喜不自禁，也许浩然也由此获益于《收获》，一发而不可收了。
浩然的作品集中刊发在文坛处于衰微的第二个《收获》时期。他为当时已经出现的阶级斗争题材创作火上浇油，具有推波助澜的一定作用，连同后来他的《金光大道》，以及刊发在《收获》上的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都是“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模式的典型作品。
君〉——一个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对比》（一九五九年第二期）和《鲁迅论文学》（一九五九年第四期）。在第二个《收获》时期，他又推出另外三篇批判文章，而且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更加浓烈，它们是：《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一九六四年第二期）和上文提到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姚文元的这些理论文章除了对鲁迅先生的歪曲之外，大部分则肆意扣帽子、打棍子，他批判这个，指责那个，上纲上线，向许多有成就、有个性的作家的作品发射火力十足的子弹，一时搅得文坛鸡犬不宁、乌烟瘴气。如《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瞄准丁玲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三年间发表的作品，围绕着莎菲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形象进行酷评。姚文元用阶级斗争的标尺来衡量丁玲的这个时期的作品，不断谴责丁玲的剥削阶级立场、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糜烂的压迫阶级生活态度，指出丁玲这些反动阶级思想的流毒。姚文元断章取义，刻意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突出两个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有意从丁玲作品中捉取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冲突，指责丁玲站在反动立场，塑造冷酷自私的知识分子，丑化工农形象，等等。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带着先入之见来批判丁玲的作品，显然已经事先把丁玲归入具有反动倾向的作家，因而对丁玲的作品的评价也不可能做到客观对待。他的文章到处充满了敌意，充满了罪恶的语言、仇视的心理和人为的阶级对抗的暴力，他以强词夺理的态度代替了平等的争鸣，这显然违反了审美的艺术规律，也不可能得出什么以理服人的结论。姚文元以煽情的语言，肆意攻击他人，使他的批判文章显得粗鄙化、暴力化，只是顺应某种形势的需要，但却终将受到历史的判决。姚文元的文章中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不仅对丁玲的作品肆意泼污水，而且对她本人更是极尽侮辱之能事，除了上文提及的，还有说丁玲“刻毒”、“叛徒所特有的十分阴冷的气息”、“她自己那种资产阶级、冷酷残忍、享乐颓废、放荡淫乱、损人利己的性格”等等，对丁玲的“反动思想”、丁玲“露骨的反动倾向的作品”的讨伐比比皆是，文章还没有忘记顺便打击、批判如冯雪峰、胡风、邓友梅、路翎等“反动分子”。可以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既是对他之前文坛的某些“左倾”行为的发展，更是为此后及“文革”的大批判做法的提前操练。
在《论〈白兰花〉和〈丁佑君〉——一个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对比》一文中，姚文元仍然以阶级斗争的尺度来衡量和强求他所评论的作品，他褒《白兰花》，贬《丁佑君》，出发点还是类同于对丁玲作品的指责，凡是符合阶级斗争标准的，展示两个阶级的斗争的，就是他所肯定的作品，否则就是有错误的、反动的作品。他批评高缨的思想倾向，指责作者没有阶级斗争意识，没有展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尖锐对立存在着矛盾冲突。姚文元肯定《白兰花》充满了劳动人民朴实的阶级感情、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丁佑君》则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和空洞狂热的叫喊；姚文元赞许前者揭露了地主和农民的尖锐的阶级对立，批判后者的小资产阶级狭窄的个人主义情调、个人主义温情哲学、朦胧的人性论；肯定前者塑造了高度阶级觉悟的党的女儿的英雄形象，是反封建的英雄人物，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人物，批判《丁佑君》的作者“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来观察生活和理解人物的性格”，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超乎群众之上的倔强孤独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指导的孤傲而软弱的人物”。在姚文元看来，革命者不能有任何七情六欲，必须剔除所有个人的一切，否则便是温情作祟，个人主义作怪。姚文元甚至排斥丁佑君对故乡黄桷树特有的感情，不允许丁佑君怀念关爱她的奶妈，甚至剥夺奶妈的人民的化身、人民的代表的资格，实在是“左”得昏了头，可以看出姚文元利用意识形态霸权施行语言暴力的特殊才华。在艺术形式上，姚文元肯定《白兰花》的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叙事诗风格，肯定它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而排斥对外国文学有所借鉴、使用了大量诗意的丰富的语言的《丁佑君》，批判它的“形式主义美学是反现实主义”，简直是强词夺理，恰恰暴露了姚文元审美趣味的浅薄、单一、粗鄙、低俗和排他性，抑制了文学的真正自由发展和兼容并包气度。《鲁迅论文学》，是姚文元《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中的某些章节的提前刊发。姚文元硬性地把阶级斗争理论导入于研究鲁迅的论文中，断章取义地肆意歪曲、阉割、曲解鲁迅的文艺思想，从而强化了鲁迅对待文艺的阶级观和政治性，强化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洋洋洒洒几万言，评价华东话剧观摩演出中的革命现代剧，赞颂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戏剧战线上的大胜利。文章指出：“以革命的现代剧作为戏剧创作的主流，以反映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作为社会主义戏剧的一个中心内容。”姚文元从写批判文章入手，到“文革”前，他的理论文章表现出更为浓烈的政治色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篇给所评作品的作者定性的大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先是在《文汇报》上刊出，又被《人民日报》等许多报刊转载，《收获》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在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刊出该文，并且置于最重要的头篇地位，可见编者已经无法远离政治现实，刊物已经不能不被政治形势所催逼。姚文元指出吴晗塑造的是一个假海瑞，认为“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中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姚文元指责作者“歪曲了阶级关系”，“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还说海瑞是“歪曲、臆造”。指责吴晗是“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文章最后干脆认为吴晗违背了历史真实，以武断恶毒的态度指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把吴晗推向深渊，叫他不得翻身。
以上的例子可见，第二个《收获》的政治色彩是十分浓烈的，愈到后期，愈是不可救药地深陷政治的泥淖之中，编者自身也是苦不堪言，已基本丧失刊物的编辑主动权，刊物也丧失了文学艺术的独特品格，只是无能为力的表态，配合政治宣传和现实需要，而唯独缺乏知识者的思考和个人风格，缺乏刊物的人文精神品格和文化品位的追求，这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是“左”的思潮泛滥、漫溢到极致的例证。至此，编者在思想上已是彻底丧失了抵抗的力量，连起初的挣扎也断送了。
三、发展与成熟（一九七九—二〇〇九）
一九七九年一月《收获》再度复刊。此前，一九七八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分别创刊《钟山》和《十月》；同样的一九七九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创刊《花城》与《当代》。这四家杂志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创刊时都还是不定期出版，标明文学（或文艺）丛刊（或季刊），而《收获》再现时就已是非常规范的按时出版的双月刊，它显得沉稳持重、规范合理，鹤立在众多文学期刊之间，以它的雍容大方、有板有眼的成熟姿态凸现在文学期刊王国的显要位置上，它的编辑风格和特征是五十年代创刊时的英姿重现。这五个大型文学期刊都在“文革”结束后较早诞生或重现于新时期文坛，并且刊发了不少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充满思想锋芒和较高艺术水准的文学作品，影响广泛。《十月》、《收获》、《花城》、《当代》被赞誉为“四大名旦（老旦是《收获》，因为资格最老；《当代》是青衣，正旦；《十月》是刀马旦；《花城》是花旦参见《与孔柔谈〈收获〉》。。）”。《钟山》后来居上，有顶替《十月》的架势，重新划入“四大名旦”之列。
迎来新的历史时期的《收获》，在一九七九年以后有着一步一个脚印的沉稳发展过程。大致而言，它经历过这样几个阶段：（1）复刊至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快捷进入文学发展前沿，率先给自己定位的摸索求新时期；（2）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从经营方式到编辑策略的调整发展时期；（3）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的走向成熟、继续前进时期。
摸索求新时期《收获》在五十年代创刊时就给人酝酿充分、面目老成的深刻印象，“文革”结束后的新生更是以它的起点高、牌子硬、文章好的不凡姿态而引人瞩目。一九七九年复刊后，《收获》便以敏锐、开放的编辑姿态给予读者和作者强有力的撞击，它不仅以办刊历史久、主编资历老而赢得人们的信任，吸引大批老作家的归顺，更主要的是它敢于打破陈规旧俗，果敢发表许多颇有思想力度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最初几年中的大部分优秀作品。当时，大型文学期刊虽有近十个，但大多还是初创时期，还没有进入状态、形成规模。《收获》抓住有利的发展时机，凭借自己雄厚的刊物实力一举迎来复刊后的开门红格局。一方面，《收获》敏锐地发现新人，敢于发表具有实力的年轻作家的新作，如叶辛关于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冯骥才反映“文革”的中篇小说；另一方面，特别敢于刊发存有一定历史问题的作家的作品，体现出过人胆识和包容宽厚的编辑思想，如发表了谌容、张一弓、从维熙等人的小说。谌容曾在“文革”期间就从事创作并出版了部分长篇小说，留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文革”那个时代结束后，曾一度受到冷落，作品无法发表。《收获》编辑部鼓励作者摆脱羁绊，创作新篇，使得谌容进入良好的状态，代表作《人到中年》享誉文坛。张一弓在“文革”时期曾是河南省委造反派的写作班子成员，粉碎“四人帮”后陷入一种尴尬状态，他自己投稿给《收获》，寄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部小说气势宏伟、故事离奇、人物独特，赢得编辑部的赏识。《收获》以作品为重，主动与河南作协联系，解决作者的后顾之忧，发表出这部后来影响深远的小说，把作者的后半生引上了文学之路。从维熙曾被错误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虽然已经摘去帽子，但在政治上还未彻底解放，社会上对他及其他右派还有所顾忌，《收获》不顾这些忌讳，大胆发表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为此曾招来监狱部门的恐吓信件，说这是苏联“解冻文学”的翻版。《收获》在复刊初期，还是当时全国较早刊发传播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重要园地，先后推出了多部有影响的作品，后来还设置了“海外纵横”、“朝花夕拾”专栏，集中介绍了不少成功小说，是中国大陆引入港台、海外文学的窗口。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向前发展，全国其他的大型文学期刊纷纷立稳脚跟，《收获》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发展步伐。《收获》没有封闭自我，但也从未标榜新潮，而是切切实实地坚持自己的道路。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正是当时中国文坛大量引进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热闹时期，而《收获》基本上还是比较注重写实的传统套路的小说，但它也从不排斥某些具有特殊价值的另类作品，如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接连刊发了张辛欣的多部曾经引起过较大争议的小说，在全国掀起一股张辛欣作品讨论热潮。到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前后，又不失时机地在每年的第五、第六期集中发表了一批青年作家的具有探索意味的作品，为实验文学提供园地，丰富扩充了刊物的内容与形式，在新时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调整发展时期八十年代中后期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新时期文学经过了多次升降起伏，各种文学思潮都竞相角逐达到顶点走向式微，渴望有一个新的突破，在突破之前陷入暂时的低落调整时期；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走到了一个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收获》在这个阶段随同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同时，也对自身进行了某些程度的调整，寻找新的发展途径。
《收获》在一九七九年复刊后六七年间，最初每期的发行量达十万份巴金致潘际埛信件(1979年3月24日)，《收获》1992年第四期。，随后在两三年内“发行数从十万册跃进到一百十万册”记者《本刊在京召开部分作家座谈会》，《收获》1981年第三期。，这在当时的纯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但是，《收获》向来只负责编辑稿件，而把出版发行委托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所以，《收获》发行量虽如此之高，但大量的经济利润却属于出版社所有，而《收获》编辑部每期只得到有限的编辑费。八十年代中期，编辑部内部协商后决定把出版发行权利收归己有，这对于《收获》乃至全国文学期刊界来说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当时编辑部内部也有不尽一致的看法，有人担心出差错，担心风险太大，前途恐有不测，但是经济独立对编辑部来说又格外重要，因为有了经济自主权，才能迎接更大的挑战并有力量构想新的发展。发行权归《收获》杂志社所有后，最初发行量还维持在数十万份，但是很快就碰到纸张涨价、发行费用提高等全国性报刊危机，《收获》杂志随同其他刊物一样只得多次提价，短短几年，价格不断变动，由几元一本一直涨到二〇〇一年的十二元一本。这个价格一直维持多年。直到二〇〇九年才又涨到十五元一本。开始刊物每一次的提价，都减少了一部分发行量，但是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则大多维持在十万份左右，看来《收获》重思想艺术质量的信誉还是保证了它拥有较大的固定读者群，在全国众多纯文学原创期刊中，这一数字是位于前列的。
随着经济市场对文学的渗透、冲击，许多刊物为了维持生存，想方设法力图扭亏为盈，文学期刊进入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有的刊物降低自己的艺术水准，走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从内容上招徕读者，甚至以庸俗低级的思想内容充斥作品中；有的刊物则借助新闻媒介，进行各种渠道的宣传、炒作，人为地制造轰动效应，企图以此提高刊物的知名度，扩大某些作品的外在影响。在这样的语境下，《收获》不因处境的艰难而妥协，更坚定地明确了自身的目标与职责，它不以畅销为目的，而是以文化品位的高扬来引导读者的阅读。《收获》坚持继承三十年代《水星》、《文季月刊》发展严肃文学的道路，坚持刊发纯文学作品为主，坚持不刊登任何广告，在困境中坚守人文品格，维护知识分子的精神道统。这些举措非但没有影响《收获》的发行量，反而赢得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的钦佩和支持。所以，虽然《收获》不得不进行几次涨价，但它依然是商品社会中读者心目中的一块精神净土。在具体的编辑策略上，《收获》也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明确了对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铸造，推出了文化含量较大的一个个崭新的随笔、散文专栏，使《收获》形成了一道道别具一格的文化景观。这些栏目的文章借助《收获》这一富有影响的刊物的发表、出版，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作者也由于收获的介绍而享誉文坛内外，声名远播海外、广披寰宇。
成熟前进时期《收获》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刊物基本保持在每期十万册左右的发行量，发行量能够达到这个数目的全国纯文学期刊几乎独此一家。但是《收获》杂志并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编者们不断地推陈出新，研究、探讨刊物的进一步发展。
《收获》杂志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坚持自己的纯文学、高品位的道路，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超拔的个性风格，这里凝聚着《收获》杂志三代编辑人员的心血，有第一代巴金、靳以的大家风范，有第二代以群、魏金枝、萧岱的认真负责，还有第三代李小林、肖元敏、程永新为代表的灵动创新。到二十世纪末期，《收获》虽然增添了新的编辑，给刊物输入年轻的新鲜血液，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精简、精干的编辑队伍。眼下刊物除了继续保持丰厚的文化底蕴之外，注意发掘、培养新的作家队伍，拓宽刊物的编辑广度，加强刊物文章的轻盈流动，以便在抓住原有的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人读者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新一代读者群。我们看到，新世纪以来，《收获》增加文学新人的推举，不仅是介绍一些显得有点另类的作家作品，而且还从二〇〇一年开始特意推出一期长篇小说增刊，次年起正常运作，每年出版春夏卷和秋冬卷两期长篇小说增刊，每期集中发表四部长篇，这在《收获》五十多年的发展史上还是首次，表明《收获》不断在变革、发展，不断在扩大作家队伍，在继续开发作品资源，让刊物风格得到拓展，更加亲近民众，对更多不同口味读者的争取，《收获》不想失去一代代新读者。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收获》注意推出小长篇，这一行动无疑也是考虑到对更多读者的关照和尊重。我们还注意到，《收获》在二〇〇〇年加入期刊网络中。这样不仅加快了文章信息的传递、传播，使得编者、作者、读者的交流更为快捷、方便，而且也是一个文学期刊不落后于时代的标志。《收获》还于二〇〇一年上半年专门在“榕树下”网站开辟了《收获在线》专门空间，及时地发布《收获》给予读者、作者、批评界的消息，读者、作者、批评家也在这个共享空间中快捷便当的沟通。
《收获》发展至今已经达五十多年的历史，未来仍有可持续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收获》基本上一直保持着纯文学的发展途径，不张扬，不招摇，专事于文学自身的更新与发展。我们很少看到《收获》发起什么运动，也没有发现《收获》在某一思潮中出没。特别到新时期，《收获》连《编者的话》也见不着，读者只能从每期发表出来的一篇篇文章中来揣摩编者的思想意图和编辑策略。八十年代初，我们在刊物中还可见到《收获》参与全国大型文学期刊会议的些许信息，一九八一年巴金、吴强等还在北京召集了在京的部分作者、评论家、编辑开会，探讨刊物的发展方向。还有就是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的《收获》刊登了部分有关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在四十五周年和五十周年之际，也刊载了部分资料和照片以示庆贺。此外，我们差不多很少知道关于编者的想法。这些做法都隐喻着《收获》编者甘于做幕后英雄的人性魅力，令人可敬可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