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若干叔叔，不是《红灯记》里那种表叔，是真的叔叔，他们有当兵的，参加过中印边境反击战；有搞艺术的，为若干伟人雕塑过铜像；有搞学术的，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属于权威；还有一个在四川音乐学院教外语，号称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从来没有往楼下跑过，就是这个叔叔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他的手臂有点毛病，不能很高地举起来，也不能很好地放下去，很像当年周恩来总理的模样，不过周总理的伤残是长征时骑马摔的，我叔叔是小时候被我爷爷打的，原因是不听话。据说不听话的孩子长大了都有出息，我这个叔叔基本上实践了以上理论，他少年时就跟着中共地下党混过，有着革命经历，青年时从北京跟着副总理陈毅到四川给苏联专家当俄文翻译，后来四川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他就留在了成都，由于不愿意在政府里成为官僚，所以去做相对比较自由的教员。
作为教员，他肯定很另类，尤其是中苏关心恶化之后，俄语不吃香了，他就基本上不上课，而过多涉足社会问题研究，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自然而然成为了造反派，而且在九眼桥一带名声颇大，大到省里要平息两派武斗必须向他请教对策，大到有官员要躲避灾难必须投到他门下，当然也大到他自己进了冠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劳改队，被送到部队农场劳改教育。
不过，由于他能言善辩，平时对人真诚，在部队农场倒也没受什么罪过，几个现役师长、团长的还把他当成朋友，不仅以他胳膊有残不需劳动，还经常酒肉伺候，他在劳改队中俨然成为大爷。
“文革”结束，我叔叔依然不好好教书，而是投身到帮老干部平反，帮同事诉冤上去，后来干脆直接介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大讨论中，到处怒斥“两个凡是”，再后来，又走遍全国忽悠市场经济理论，并参与中国市场经济报的创建，与中央党校和中央理论班子的专家们一同高谈阔论，很是风光。
对海南，他情有独钟，因为他和海南人称为第六公的雷雨是至交好友，在雷雨先生因汽车事件而陷入低迷状态，一蹶不振的时候时常陪伴其饮酒聊天，消遣时光，或者周游四方，养精蓄锐；也曾帮其出谋划策，填充理论根基和试图东山再起的路径。
他多次与雷雨先生微服来到海南，深入调研，梦想着能够在中国最大的特区寻找一个胆子更大一些的突破口，真正实践小平同志关于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而不是克隆深圳和复兴上海）的高瞻远瞩，然而，鉴于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人敢于接纳他们的意见，最终是敬而远之，不了了之。
后来，雷雨先生又有机会为广西的改革开放贡献力量，我叔叔也借机坐镇北海，招拢一批所谓有思想的企业家，想搞一块更为开放的试验田。不过，他纸上谈兵是高手，实际运作是庸手，还没开练，先发生内讧，有钱赚都你争我夺，有风险全你推我让，结果在北海一事无成。我分析，除了信仰的分裂和性格的差异之外，可能与文化背景的水土不服也有着直接关系。在淮南为橘到淮北就为栀了。
我叔叔至今已年过80，但依然是老愤青一个，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以文字形式完成人生三部曲，第一部记录1950到1960年代中期，第二部记录“文革”，第三部记录改革开放30年，因而，足不出户，终日整理资料，以至于汶川大地震都不足以使他离开家，他说死也要和他那些记录着他人生经历的资料一块死。
我期待着他的大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