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对姥姥有了印象，是6岁时从天津被父亲送回定县母亲的老家上幼儿园，在这之前，似乎还没有看见过她老人家，不知为什么，母亲在很长一个时间里，从没有把她的父亲和母亲从小县城接到大都市天津来。
正值大跃进期间，恋恋不舍地放弃了在铁道边上捡废铁以参与大炼钢铁的运动，在火车上咣当了几个小时之后，又换乘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父亲把我带进了据说是定县西关的一个小院落里，于是，在一棵大枣树下，我看见了姥姥、姥爷和小舅，而且和他们一同生活了近半年的时光。
姥爷一直对我有些冷淡，我对这个饭量极大、半秃顶的老头也没兴趣；而小舅我很喜欢，他经常用一些小玩意儿跟我换钱花，而且每每让我觉得占了便宜；当然最喜欢的是姥姥，因为她几乎每天都给我讲故事，讲的是我父母从没有给我讲过的和小人书上从没有画过的一些故事。
按现在的观念，我认为那些故事已经可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比如《狼来了》，说的是不讲诚信的孩子为了愚弄别人，没事就喊狼来了，结果狼真的来了时，再没人相信他的呼救，使他受到了恶报；比如《傻姑爷》系列，用嘲笑的口吻讥讽了没有见识又自以为是的男人，还塑造了好吃懒做的人的形象；比如《外婆》系列，歌颂了善良的老年女人，含辛茹苦又无怨无悔地对待人生，把爱心洒给所有世人。
除了这类可以经久流传的民间典故外，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故事还有两个，一个是讲定县城里一座高塔是杨家将之一杨六郎修建的，不知从何时，里面有了一条大蛇，据说是杨六郎的化身，每逢电闪雷鸣的时候，就会现身，惩处为奸作恶之人，救助穷苦百姓。很多人都曾看见这条蛇，长约3丈，金甲缠身，威风凛凛。有领导认为这是迷信，下令警察击毙这条大蛇，结果是，没有警察听令，而领导却突然中风，变成了傻子，整天说自己就是杨六郎。
另一个故事是讲打仗，似乎应该是姥姥自己的经历，她说机关枪就架在她家的屋顶上，打了整整两天两夜，死人堆满了一院子，上百条野狗把尸体上的衣服撕开，围着吃人的心肝和肠肚，可以看出，里面居然还有好几个白白嫩嫩的女兵。活着的大兵一阵扫射，把野狗全给打死，可很快又从天上飞来成千上万只乌鸦，专门吃人的眼珠子，把一个大院子都染黑了，大兵还是开枪，打跑了乌鸦，谁想到，第二天满院子都变成了苍蝇和蛆的世界，还有一队又一队的蚂蚁，用子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大兵只好放火，把院子和尸体一块烧成灰烬。
我听得是惊心动魄，但始终没搞清是谁和谁打仗。我问姥姥，是好人胜了还是坏人胜了？姥姥也不知道，她只记得机关枪、炸弹、尸体、野狗、乌鸦、蛆虫，她不明白战争怎么还能分出好人和坏人，不过，对那些女兵她倒是很心疼，说一看就是还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白来这世上走一遭了。
半年后，我离开了定县，回到天津去上小学，四年级时，随父母到了北京，每到放寒暑假时，我都想再到定县去看望姥姥，可父母总是找一些理由拒绝。一直到“文革”第二年的时候，姥姥突然来到了北京，说是逃难来治病，妈妈连忙制止了她，她们密谈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妈妈把她送进了医院，不到一个月，姥姥死于糖尿病并发症。在死前，我去探视，她告诉我，打仗的事是真的，是国民党和日本人打，当时宣传国民党不抗战，她怕说是她反革命，所以不讲是好人坏人。
这时，妈妈才告诉我，姥姥是地主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地主婆的母亲或姥姥是要受牵连的。但从此，嫉恶如仇的我对地主婆再也生发不出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