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我早就向往、盼望多年的日子。我终于来到了距伦敦1小时车程的牛津大学城。在5月美好的阳光下，漫步于散发暗香的校园小道上，瞻仰、观赏这儿尖顶的教堂、圆形的剧场、坚固的城堡、碧绿的草坪、古老的书店、爬满青藤的石墙、纪念殉教者的碑亭以及风格不同、雕刻精美的众多学院的建筑群。鹅卵石铺砌的道路、路边置放的黑靠背长椅、带有花饰的铁杵上吊着的方形玻璃灯，一切均保持历史悠久的风貌，以实物的方式让人怀想起往昔发生在这儿的那些科学的、文学的、宗教的故事。
陪游的孙君是我的文友。《十月》初创时，我编发过他写的几篇文学评论。后来在留学潮裹挟下，他到英国深造，毕业后就留在这儿东方学学部做研究。屈指算来，他待在英伦岛国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算得上是个老牛津了。
我俩从皇后街出发，沿高街前行，在圣玛丽大教堂前停下来欣赏玛丽怀抱婴孩的精美雕像；往北走，经过博德利大学图书馆、每年举办校庆的谢东宁剧院、带有4个华美方庭的三一学院、藏着爱因斯坦黑板的科学史博物馆，往回折返。
迎面走来两个金发、高鼻的姑娘，修长的身材、洁白的肌肤、黑上衣、黑短裙、黑袜子、黑皮鞋，各在胸前佩戴一朵红花，臂弯里夹着几本书，相互谈笑着阔步前行。擦身而过之后，我回望俩女士的背影，情不自禁轻叹：“优雅，靓丽，青春朝气！”孙君说：“校内男生也大都英俊，气质高贵。”
牛津大学有39个学院，12000名学生，师资雄厚，汇聚着83位皇家学会会员，125位英国科学院院士在此执教。800多年来，已培养出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等5位英国国王，撒切尔夫人、布莱尔等26位英国首相，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等28位外国元首和领导人，还有56位诺贝尔科学奖、文学奖得主，以及3位奥斯卡金像奖荣获者。这所世界级名校，堪称智慧的圣殿、领袖的摇篮。
往前走看到了耶稣学院。它对面就是埃克塞特学院。孙君指指淡黄色学院门面，告诉我：“清华高材生钱钟书，考上了英国退回庚子赔款留学名额，就在这个学院的英语系深造。他的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就是整日钻在刚才我们经过的大学图书馆里写成的。”
我走近院门，心生好奇，想进去仔细探看，不巧院门关闭，无法入内。
走累了，我们来到金十字小广场的咖啡店里休息。孙君兴奋地说：“16世纪90年代初，莎士比亚从家乡斯特拉特福镇出发，渡过埃文河南下到伦敦寻找工作，途中曾在这小广场边的车马店里留宿过。”
文友的话激发了我的谈兴：“那这儿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钱钟书对莎士比亚的剧本很熟悉。我记得他在散文和随笔中多次引用过莎翁剧本里的精彩台词。”
“这儿离莎士比亚家乡仅几十公里，至今牛津大学里还有几位终生研究他的作品的教授呢。”孙君补充道。
侍者给我们送来一壶红茶，我俩且饮且聊。
我说：“这里没有校门，街道从校园里穿过，我仿佛来到了英格兰的一座古镇。”
孙君说：“牛津的建筑外表古色古香、古朴典雅，内部设备很现代，藏书极丰富。它为历史贡献了一批杰出人物，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现了彗星的天文学家哈雷，还有诗人雪莱、艾略特，剧作家肖伯纳等文学巨星。就是校内编辑、出版的20卷《牛津英语词典》，也已传播到五洲四海，为世界各地的英语院校奉为学习、研究的圭臬。”
我问：“钱钟书在这儿留学时还有其他中国人吗？”
孙君如数家珍地说：“钱先生在埃克塞特学院留学是在1935年至1937年夏。当时这儿的中国留学生才十来个，其中就有后来英译《红楼梦》的杨宪益，钱先生称他为小杨，当时杨先生最热衷的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还有历史学家向达。向达经常钻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研究、抄写与敦煌有关的经卷、资料。”
坐在咖啡店临窗一角，我和孙君回顾了钱先生漫长的学者生涯。
1937年夏，他在牛津毕业后越过海峡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了一年法兰西文学。1938年秋从里昂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南师范学院、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抗战期间撰写了打通中西诗论的《谈艺录》。1947年出版了描绘知识分子众生相的《围城》。解放后被郑振铎聘到文学研究所编《宋诗选注》。在“文革”的困境中编撰了一部雄冠古今的《管锥编》，里面采摘了中外四千多位作家写的上万种图书的引文。为了逃避当时严密的监管，他故意用文言写成，并在注释中用了英、法、德、意、西的原文，犹如天书般艰深。1979年《管锥编》出版后，有文化修养的读者，对钱先生照相机式、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均表惊讶。早在1929至1933年清华大学时期，钱钟书就发过“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愿。有一次，吴组缃在曹禺鼓动下请小他两岁的学弟钟书开几本外国类似《金瓶梅》那样的“黄”书。钱拿过手边一张纸，立即在正反面一气列出40多部英文书目，令两位同学看了瞠目结舌，佩服之至。
孙君指出：“自从祖国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根据《围城》改编的电视剧之后，钱先生声名鹊起，几乎家喻户晓。”
据我了解，钱老为人谦和，对《围城》并不满意。他认为如果另一部长篇《百合心》能写成，会好一些。可惜已写的二三万字开头，于1949年夏由沪迁京途中丢失了，从此再也鼓不起重写的兴致。钱先生说过，他过去的作品好比狗拉的屎尿，不值得珍惜，顶多算作木屑、竹头罢了。就是黄蜀芹要拍《围城》，他原是不乐意的。可是在上海40年代后期，金圆券猛涨，物价腾飞。蜀芹父亲黄佐临导演过钱先生夫人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所得稿费解决了他们夫妻的燃眉之急。钱先生勉强同意改编，我个人猜想，怀有某种感恩的成分。
钱钟书字默存，意即默默存在，过一种宁静的书斋生活。他惜时如金，潜心研读，讨厌开会，极少拜客访友，尤怕记者来采访、拍摄。即使一些外国著名学者慕名来“朝圣”，他也尽量婉拒，闭门谢客。因此有人说他孤傲、狷介。特立独行之士，要被常人理解，也难。
1937年1月，寒风吹送着牛津校园里头年落下的树叶，飘旋着、拍打着钱钟书书房里的小窗。他因久居海外而感到寂寥，想起了清华大学里的几位恩师以及通过西伯利亚长途写信给他的友人，便作《谈交友》的长文。他在文中谈及鸿儒的学问，跟他整个个性已陶融在一起，记忆里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出了神经和脉络，浑然一体，一般人是学不会、学不到的。诚哉斯言。钱钟书就是这样的大儒，他是耸立在学苑里的参天巨木，他的枝繁叶茂、根深蒂固，渗透着他那无锡国学、书香门第之家以及清华大学、牛津大学膏腴土壤的培植和熏陶，岂是我等林间小草所能望其项背！？
是夜睡在离莎士比亚住宿过的车马店不远的小栈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有幸和钱钟书一家成了邻居。钱先生平时深居简出，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傍晚时分，偶见他和杨绛出来到一溜绿树下散步。俩人伉俪情深，像初恋情人那样相亲相爱，携手低语，构成住宅小区里一道浪漫的黄昏风景。望着这对儒雅的学者夫妇，我心生怯想，愿把自己庭院中一盆盛开的玉兰送给他俩分享。几次想搬过去，几次怕打扰他们的清静。有一个晚上，我呼哧呼哧地把盆中玉兰端出栅栏门，搬到钱家门口，但始终没有勇气敲门惊动他们，又无奈地把它抱回到我庭院里。一天深夜，大风猛刮我院中的杨树，还淅淅沥沥下起了春雨。听见风声雨声，我心想糟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凌晨，拉开窗帘一看，院里那株玉兰，张开的花瓣，全都凋落尽净。大瓷盆里只剩光秃的枝干。我懊恼之极：一株花朵凋净的光杆树，怎么赠给我所敬仰的邻居呢？打开门，穿上雨鞋，拿了脸盆，到小院里把委落泥地的玉兰花瓣，小心翼翼地一一捡起。正当我走出庭院，想把留有余香的盆中落英，铺洒在邻居钱钟书夫妇阶前绿篱夹峙的小径上时，突然响起了宏亮的钟声。大学城中基督大教堂悠远的晨钟把我惊醒。梦醒何处？睁眼一看，窗外林梢上一片晴空，我正躺在异域的小客栈里呢。伸展四肢慵懒躺着，那一记一记绵延不断的、悦耳的钟声，轻轻洗涤着我的心灵。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呵。
像放电影那样，我在脑子里从头至尾过了一遍“仲夏夜之梦”的情景，不觉莞尔，心想应该把这梦境记录下来，留作英伦之旅的一个纪念。
